以至於當武昌起義爆發時，國內的報紙並沒有像歷史上一樣，表現出過分的驚訝，國內外的反應也沒有原本那麼劇烈，但清政府的反應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他們此時感到了火上澆油的揪心感，南方本來已大亂，沒有一個省是安寧的，此時再生事端，一股氣數已盡的態勢初步展現了出來，深深壓在了清廷統治者的心頭，讓他們夜不能寐，日不能食，攝政王載灃等人正在焦頭爛額地討論着應對之策。
經過多方激烈爭論之後，載灃卻找不到合適的軍事將領出來主持大局，最後無奈只好聽從了朝臣的建議，決定讓被他以足疾爲藉口，開缺回原籍的袁世凱重新出山，執掌北洋六鎮精兵。
而袁世凱也像歷史上那般，故作姿態地拒絕了載灃等人的好意，稱病不出，隨後在朝廷旨意再三下達之後，纔不緊不慢地重新走上了歷史舞臺，執掌北洋精兵，準備重新排兵佈陣，應對南方自上而下，由東到西的混亂局面。
事實上當蘇南事變發生時，清兵的反應較爲遲緩，因爲當時真正當權的皇親國戚，能打仗的寥寥無幾，若是袁世凱早點出山，或許李天成的壓力會大上許多。
但袁世凱是隻考慮自身利益的真小人，他根本不可能爲了清廷做出捨生取義的事情，因此他的出山，並沒有給武昌起義帶來災難性的惡果，也沒有將革命的火種徹底撲滅，而是在袁世凱的縱容之下，各省隨後紛紛崩潰，清政府一路倒臺，一發不可收拾，試想如果袁世凱真的賣力發兵攻打革命軍，恐怕革命黨人沒有那麼容易就取得勝利，很可能又會上演一次曾國藩對洪秀全的剿滅戰，而革命軍的命運則不容樂觀。
但此一時，彼一時，此時國內的混亂局面，已遠不能與太平軍所處的歷史時期相比，袁世凱也是聰明透頂的人物，審時度勢、籠絡人心是他看家的本事，但此時袁世凱的立場還站在清廷一邊，雖不是心甘情願，但姿態還得擺在那裡。
關於武昌起義，此前革命黨人曾經爲在廣州，還是在武昌發動起義，發生過較大分歧，反對武昌起義的人認爲清兵從北方調兵至湖北，可朝發夕至，這樣對於新生的革命軍而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但支持武昌起義的孫武等人則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爲武漢有鋼鐵廠、兵工廠、火藥廠、造幣廠，可謂械精餉足之地；且武漢又是水陸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贛呼應，糧秣運輸便利，江北有武勝關險要可守，東南一帶，傳檄可定；而湖北由腐敗官吏瑞徵當道，他此前竭力主張鐵路收歸國有，引起民憤滔天，又同皇親國戚載澤等人表裡爲奸，國人早已痛恨他們的逆施倒行之舉，倘若義旗一旦舉起，全省百姓勢必都會積極響應。從兵力、武器、天時、地利、人和這幾個優越條件來看，是廣州無可比擬的，最後的結果證實，選擇在武昌起義的決定是正確的。
這次武昌起義與歷史上略爲不同，但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未變，主要過程也差不多，蔣翊武被推舉爲革命軍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惟舉爲參謀長。政治上，共進會負責人劉公被推舉爲政治籌備處總理。
起義的號角吹響之後，革命軍經過一夜浴血鏖戰，到10月日3上午，武昌全城已光復。九角十八星革命軍旗幟在武昌城頭上高高飄揚。次日，起義軍又收復了漢口和漢陽，武漢三鎮全在革命軍掌握之中。
李天成在十月三日上午，立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發表了公告，表示對武昌革命軍的支持和理解，這樣做是在政治上的一種姿態，因爲自己此前一直貫徹與同盟會革命黨人積極合作的政策，不過他心裡十分明白，他與革命黨人之間的關係，只能是既聯合又打擊，三國時，孫權與劉備的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需要對方時就把酒言歡，抱成一團，不需要對方時，就一腳狠狠地踹在地方的脊樑骨上，反目爲仇，大打出手，李天成和孫中山同樣都爲此做好了心理準備。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李天成立即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制定了一些列應對策略，因軍務而無法到場的將領皆通過電傳轉發了會議內容和決定。
袁世凱出山比歷史上更加快速，清廷在十月三日上午便頒旨請袁世凱出山，袁世凱拒絕後，清廷連下三道聖旨，要求袁世凱立即掛帥，到十月五日，袁世凱便宣佈掛帥，出山擔任北洋軍統帥。
隨後清廷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他們認爲李天成是一塊硬骨頭，需要長期軍事鬥爭方可徹底剿滅振國軍，而新生的武昌革命軍和四川等地的暴民起義軍，則是相對弱小的勢力，清廷如果用重兵攻打振國軍，那其它各省的弱勢革命軍，很快便會如振國軍一般，漸漸成長爲強勢力量，所以載灃和隆裕太后等人商議之後，決定柿子要檢軟的捏，於是做出了分兵攻打武昌的決議，以圖快速澆滅革命的火種，將武昌起義扼殺於萌芽之中。
袁世凱剛剛掛帥，便根據清廷的決議，立即調集原駐北京仰山窪的陸軍第一鎮和京城禁衛軍，和駐天津的陸軍第四鎮，駐山東的陸軍第五鎮，外加河南的第四混成協組成三軍，第一軍軍統爲蔭昌，第二軍軍統爲馮國璋，第三軍軍統爲載濤，三軍緊急調撥，朝漢口方向開進。
其中的第五鎮和河南混成協等清兵，原本是剛剛集結到蘇南常州、南通和宜興等地的部隊，這次武昌起義突然爆發，還未站穩腳跟的清兵便立即接到了調令，調轉方向朝武漢進發，對振國軍所做的前期軍事準備變得毫無意義。
清兵大部離開之後，駐紮在常州、無錫、湖州等地的振國軍第一、二、三師頓時壓力大減，雙方兵力對比原本爲清兵五萬多人，振國軍三萬人，清兵還準備繼續增兵，而此時清兵陸續離開的部隊有兩萬多人，只留下了宜興一部四千人，鎮江一部一萬五千人，其餘在南京等地。
其中鎮江一部爲第九鎮新軍七千人，舊軍八千人，由江寧將軍鐵良和江南提督張勳領兵，在清兵的精銳部隊離開之後，鐵良和張勳放棄了此前頻頻發動小規模挑釁的進攻姿態，只得採取了防守態勢，自動收縮陣地，嚴防振國軍轉守爲攻，突然發動進攻。
振國軍自浙江大捷之後，整編完成了四個師的兵力，第三師童保暄部駐紮在金華、衢州等地，第一師馬朝雲部駐紮在湖州、嘉興、杭州、上海等地，第二師黎雲龍部駐紮在常州、江陰、無錫等地，第四師路羽錚部負責浙南、浙東等地防區。
而此時蘇南和浙江地區的徵兵工作正在有條不紊的進行着，李天成準備讓原清兵舊軍組成的第四師隨後也參加到前線戰鬥之中，而準備繼續徵收兩個師的預備役部隊，以借勢迅速擴充軍隊規模，應對未來局勢的發展，有了搶劫回來的小鬼子的黃金作保障，軍需和軍餉問題暫時已無障礙。
到十月七號時，清兵趕赴武昌的三個軍在漢口北部集結完畢，展開了對武昌起義軍的進攻，武昌起義軍此時已成爲民軍，湖北軍政府此前宣告成立，以黎元洪爲都督，宣佈成立中華民國，公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號召各省起義響應。
民軍隨後也派人聯絡了上海軍政府，要求軍政府在軍事上給予民軍幫助，李天成原則上同意向民軍提供幫助，以軍事行動作爲牽制，緩解民軍的軍事壓力。
李天成此時已派人去南京和鎮江等地遊說，逃至鎮江成立了臨時撫衙的江蘇巡撫程德全成了重要的爭取對象，程德全是相對開明的人士，曾經在武昌起義之後，參與聯名上書，要求清政府立即實行憲政，武昌起義之後，程德全最後響應了起義，成爲江蘇都督。
而鐵良和張勳等頑固派勢力將成爲最大的障礙，歷史上他們曾經組織清兵奮力抵抗浙江和上海聯軍的進攻，但他們二人手下的部分將官也存在革命傾向，可以設法爭取過來，在其內部發動兵變。
於此振國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展開了具體行動，而清廷隨後卻突然派人到上海，想要和李天成達成所謂的停火協議，李天成當然不會上當，此時清廷是不得已而想要與自己講和，待平定了武昌民軍之後，他們的矛頭會重新指向自己。
被上海軍政府嚴詞拒絕之後，清政府只得嚴令江蘇和安徽兩省做好準備，防範振國軍的進攻，從振國軍的動向來看，一場大風雨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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