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上有兩種特定職業在特定時候殺人不犯法。一是醫生在手術檯做手術時，如果故意弄個小意外，說是一時恍惚手術失誤，這是很難取證調查的，一般大多隻能算是醫療事故；二是司機，如果司機明明想殺一個人，卻故意僞裝成普通車禍，如果找不到相關證據，將很大可能以肇事罪處理。
除兩種職業外，還有兩種人殺人會輕判，甚至不判。
第一種是未成年人，因爲有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存在。
另一種人就最爲牛逼了，那就是精神病！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殺人都不用負刑事責任。
在1997年左右，我老家縣城崛起了一位最心狠手辣的黑社會大哥，人擋殺人，佛擋殺佛，一統全縣，無人敢不從。
他的上方寶劍和法寶就是他懷中有一張精神病鑑定證書！他也確實有輕微的間歇性的精神病。人人都知道他殺人不用償命，殺人不犯法，所以他天不怕地不怕，於是壓根就沒人敢招惹他。
我突然明白朝陽病院失蹤的那幾個精神病是怎麼回事了！
難道是有人利用精神病不犯法的特質來犯罪？比如殺人？
我焦急的站在審訊室門外，等裡面那兩位醫生忙碌完畢，他們一出來我就揪着他們的衣領：“前陣咱們院不是失蹤了幾個精神病嗎？勞煩你趕緊打電話回去查查資料，看看是不是這個人！”
雖然我已經不在朝陽工作了，但爲了表示親熱感，見到朝陽的人，我還是習慣說咱院。
“我打個電話，讓院方將照片傳真過來。”一個醫生道。
不一會，傳真過來了，我執着照片一一對比，很遺憾，不是。
那個精神病孤零零的一個人坐在那兒，但仍是橫眉怒目，嘴裡如京劇武生似的嗚嗚呀呀的，就好象空氣中有他的殺父仇人似的。
我不想再看他，我必須要很快的忘記這張可怕的臉和眼神，以免他跑到我清明夢中來。
如果夜夜都做被這樣的人追殺的夢，那可真是生不如死，我可能會嚇的不敢再睡覺。
我突然又想起小曹，對他又同情了幾分。他要麼整眼不敢閤眼，一閤眼，夢裡就要受一次逼真如現實的驚嚇。確實是算得上心理病中的疑難雜症了，也不知他現在怎麼樣了。
我癱坐在一張椅子上，警局內電話此起彼伏，每個人都忙忙碌碌的。我不能打擾悅兒工作，就靜坐在那兒休息，準備等她一起下班回家。
也不知道呆坐了多久，悅兒從辦公室走出來：“你怎麼還在這？我以爲你做好筆錄就走了呢!”
“這砍我的人怎麼處置啊？”
“專家鑑定了，是精神病。常規處理辦法嘛，尋找他的家人或收容他的精神病院，領他回家。”
我雖然有心理準備知道答案肯定會是這樣，但內心還是忿忿不平，哼了一聲：“媽的，便宜了這個老狗日的。”
“你沒受什麼傷就謝天謝地吧，不然還想怎麼樣？我下班了，一起吃飯去吧。”
我和悅兒走出警局，邊走邊道：“今天這精神病追殺我，讓我想起了前陣朝陽失蹤精神病的案子。精神病不是龍珠，不能實現願望，也不能賣錢。所以，劫持精神病的唯一作用就是利用他們來犯罪傷人，動機肯定就是這個。”
“咦，你說的有點道理。看來我們調查的方向錯了？我們一直在查那幾個精神病的社會關係。”
悅兒略一思考，突然又道：“不！不對啊，精神病跟瘋牛一樣，如何控制他們呢？他們怎麼會聽人指令去犯罪？”
“兩個辦法，一個是治好他們，讓他們再去犯罪。因爲他們有精神病的病歷和前科，真被抓住，精神病還是可以用來做逃脫法律制裁的擋箭牌！第二個辦法，催眠。雖然比催眠正常心智的人困難，但只要有一定溝通能力的，應該還是可以的。”
悅兒道：“我想起了很多黑社會利用青少年來販毒，因爲未成年人保護法，青少年在很多刑事犯罪中會判的很輕，甚至不判。”
“對，異曲同工，一個道理。”
“有空的話，建議警方可以可以搜搜網絡新聞，或者聯繫周邊縣市的警局。看近期還有哪些地方的病院有精神病失蹤，以及全國範圍內近期有沒有精神病傷人或殺人的案子。我認爲可能有一個龐大的組織，或許是黑幫組織，也可能是殺手組織，他們在利用精神病犯罪。”
話說的容易，其實我知道極難調查。泱泱大國，十幾億人口，或許每個城市每天都在發生着精神病逃院、精神病傷人這樣並無特異性的常見事情，根本就算不上什麼值得注意的大案子。
如果真有我設想的這個犯罪組織，我認爲這個組織的頭目簡直就是一個天才。
首先精神病瘋瘋顛顛的，真被警方抓着，不一定有清醒的意識供出幕後主使人；最妙不可言的是，在法律上而言，精神病人無民事行爲能力，也就是說即使他們要供出幕後主使人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爲他的供詞無法律效力，不會被法庭採納。
精神病身上籠罩着犯罪不用受懲罰可以隨心所欲無法無天等令人豔羨的光環，但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這代價就是他不再是一個公民，他不享有政治權利和許多正常人該有的東西。
哪怕一個精神病親眼看見了我崔冕殺他全家，如果沒有視頻或錄音爲證，他甚至連做原告控告我的資格都沒有。（精神病要想當原告必須找個法定代理人）精神病就好比是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終生的殺人犯，甚至還不如殺人犯，因爲他的證詞都很難讓法庭和陪審團相信和採納。
世間萬事都是有得必有失。
我們邊走邊聊，走到一家常去的土菜館，坐了下來。
我倆都不喜歡做飯，就把家附近這土菜館當食堂，每天三菜一湯，花費不超過一百元，我能承受得起。
“你先別操心警方的案子，這跟你無關。你先想想看，爲什麼有人要殺你，你到底得罪了什麼人？”悅兒接過服務員遞過來密封餐具。
我最喜歡用筷子插那個密封餐具的膜，撲哧一聲，很有快感，所以我搶過悅兒的餐具，我自己來拆。
她總算相信有人要殺我是事實，而不是我的才能心理疾病，我如釋重負的長吐一口氣。
拆完餐具我將筷子在手中隨意轉着：“我除了幫警方當線人，得罪過日本人之外，我應該沒得罪過任何人。說來你們警方應該要負責我的安全吧？說不定真是日本人要害我呢？”
“不可能是日本人要害你，中村安也怎麼可能敢入境來中國？”
“那我就真想不起來誰要害我了。”我心煩意燥，筷子轉的就格外快，旁邊倒水的服務員都看呆了。
悅兒歪着小腦袋想了想：“對了，會不會是你同行呢？同行是冤家啊，你搶了本市很多心理醫生的生意啊。”
“可爲這點事同行就要殺我？我不太相信。”
“什麼叫這點事呀？你搶人家飯碗，人家都無法生存了，這能是小事嗎？因爲升遷殺同事，因爲生意殺競爭對手，這樣的殺人案件我們警察見的可太多了。”
我一怔，我已經掙了許多錢，衣食無憂了，所以我覺得這搶生意是小事。可一般普通的心理醫生還要養家餬口還要生存，對他們而言，確實不能算是小事。
我想我是犯了晉惠帝何不食肉靡那樣的錯誤了，沒能設身處地的站在別人角度去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