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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彪同大家講，他到深圳見過王石兩次，兩個人談的很投機。除了二人精於商道外，他們都有體育方面的愛好。吳天彪曾經是K省的健美大師，而王石是狂熱的登山愛好者。
王石曾說過，“我現在的生活是這麼安排的，1／3的時間用來打理公司業務，1／3的時間在國外考察，剩下1／3的時間就用來登山。”“有人說我登山是爲了作秀，其實我是真的喜歡這項運動。”
而在王石的靠山業績中，7+2顯然是最令人敬重的。
“7+2”，是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達南北兩極點的極限探險活動。探險者提出這一概念的含義在於，這九個點代表的是地球上各個座標系的極點，是全部的極限點的概念，代表着極限探險的最高境界。
2006年新春，年初剛從南極歸國的王石就攜自己在登山間隙寫完的新《道路與夢想》，來到全國十多個大城市進行巡迴演講、籤售。這些城市的主流店，一時間全都豎立着印有王石大頭像的巨幅廣告，媒體的追捧不遺餘力，慕名前來買的讀者對王石趨之若鶩的程度更是堪比追星族。與那些演藝界明星不同的是，簇擁在王石身旁的，既有時尚男女青年，也有成熟的知性人士，還有腿腳不利索的中老年人……
如果說20世紀末的王石，作爲中國地產界的翹楚，還只能說是某一領域中的成功人士，那麼21世紀初的他，則因爲以半百之軀完成了世界“7+2”這一極限探險的“大滿貫”，一躍成了跨領域的大衆偶像和話題人物。“王石”這個名字，近年來已然成了一個催人奮進的新名詞，它代表的是一種人類共同追求的探索和進取精神。
王石1951年出生於廣西省柳州，1968年參軍，兵種爲汽車兵，1973年從部隊轉業，就職於鄭州鐵路水電段，1978年從蘭州鐵道學院給排水專業畢業後供職於廣州鐵路局，1983年到深圳經濟特區展公司工作，1984年組建萬科前身的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任總經理，1988年任萬科董事長兼總經理，1999年辭去萬科總經理一職。2002年，年過半百的王石開始了傳奇的“7+2”之旅。
其實王石無論是在創業還是登山方面，起步都比較晚，但他屬於是那種典型的後來居上的精英。
2003年5月22日，王石成功登上珠峰，當時他52歲，成爲中國登頂珠峰年齡最大的一位登山者。有一些職業登山家歷時數年，攀登多次才終於登頂，但王石在他52歲的時候，一次就攀上頂峰。這在所有人眼裡是一次“偉大的壯舉”，而王石對吳天彪說，任何事都要實事求是，一步一個腳印，成功不是偶然和僥倖。登珠峰前我已經有了4年登山的經驗，登山隊計劃用3年時間登上頂峰。針對珠峰的第一次準備工作也進行了近一年，隊裡聘請了最好的登山向導，購置了最精良的保障設備，最後階段才下定登頂珠峰的決心。“對於攀登雪山的登山者來說，行就行，不行就別硬撐，因爲這是對生命的挑戰”。偶然的成功只能是一時的，不能持續，做事業就是這樣。
王石還對吳天彪說：“1983年我到深圳時已經33歲，一切都是從頭做起，搬運、推銷，還兼司機、出納……兩個10年過去了，萬科在中國地產業中佔到了一定分額，企業成功還是在於‘一步一個腳印’的精神。20年後的今天，萬科年產值100億元人民幣，但我並不認爲自己是成功了，我還要一步步走向更高的目標”。當吳天彪請教王石的成功之道時，王石講，我始終堅信的一條就是，踏踏實實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能做成。其次就是要有改錯的勇氣，我本人從一開始賣玉米，到後來賣電器、進出口、零售、房地產、投資、影視、廣告、飲料、印刷、機器加工、電器工程，前後一共改過十多行，飽經困難和挫折，最低落時我還想過自殺，現在回過頭看看，其實都沒關係，年輕人犯了錯上帝都會原諒，關鍵是你要有改正的勇氣，而當選對了方向後你就要堅守，然後一步一個腳印地往上攀登。
吳天彪就覺得王石悟性高。創業時已經33歲了，但依然能在中國地產界搞得風生水起。
王石對吳天彪講：“生命在於運動，運動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定要有一點自我不滿足，有一點創新精神！”
吳天彪覺得，企業家到一定程度，肯定都是哲學家。
王石之所以愛上登山，是他在44歲的時候，面臨癱瘓。
上世紀*十年代，王石在地產界一手打造起了萬科王朝。然而劫難卻同時降臨到了王石和萬科頭上：1993年，國家出臺的宏觀緊縮政策讓萬科不得不退縮戰線，而1994年爆的“君萬之爭”又使得走多元化道路的萬科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禍不單行的王石於1995年被查出腰椎上長了一個血管瘤，面臨下半身癱瘓的威脅。說起往事，王石的語氣已非常坦然，“當時我覺得坐輪椅當董事長是沒問題，羅斯福小兒麻痹還當總統呢，但要外出走動就不方便了，所以決定趁還能走，趕快去一趟自己最想去的西藏。”
到了西藏，王石的第一站就是去瞻仰珠穆朗瑪。在珠峰下，他遇到了兩位專業登山運動員，對方無意間的一句“我看你這身體能上珠峰，不過先得從爬其他山練起”令王石心中產生了波動。兩年後，王石故地重遊，他在半山腰喝冰川雪水時，忽然看見藍天白雲下飛着一頂滑翔傘，地面上好多人在準備降落場。原來那是支即將攀登珠峰的登山隊，在天上“飛”的是隊長，那是他們登珠峰前的熱身方式。這一現一下子把王石的登山觀念扭轉了過來，“原來我認爲登山是非常專業和費力的活兒，必須全神貫注，我國上世紀60年代第一支登珠峰的隊伍多麼龐大，多麼全力以赴，最後卻只有幾個人上去了，而這裡就這麼十幾個人的一支小隊，隊長登珠峰前還要玩滑翔傘，我那時才知道，原來登山也可以這麼隨性，這麼樂在其中。”多年後，他把這次在珠峰邂逅滑翔傘的旅行經歷，看作是自己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1999年，王石辭去了萬科總經理一職，正式對羣山峻嶺投懷送抱。當年5月，他順利攻下了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此後，他又連續轉戰各地高峰，其中包括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扎羅山的基博峰以及北美最高峰麥金利峰。“7+2”的征程，悄悄地拉開了……
2003年是人類登頂珠峰50週年，認爲時機已成熟的王石果斷地加入了一支珠峰登山隊，隊長是國家登山運動員王勇峰。據王勇峰迴憶說：“大家當時都不看好老王能登頂，王石的年齡是最大的，體力和技術上沒有優勢，大家普遍認爲老王最多也就沖沖8300米。”王勇峰認爲，老王的能力是“介於能上與不能上之間”，時機把握稍有不當就可能上不去，“我跟他一同登過山，他登山的生理反應還是挺明顯的，率也不如年輕人。”
別人不看好自己，自己可不能自暴自棄。王石暗自下了狠心，說什麼都要登上去。他實在不願意失去這次“天賜良機”：剛過完春節時，從尼泊爾採購回來的王勇峰曾告訴他，這次登珠峰的經費很寬裕，氧氣設備異常充足，並且第一次聘請了夏爾巴人（從事登山活動的尼泊爾嚮導），據說後來王勇峰給王石配的一個叫扎西的夏爾巴人的名頭在尼泊爾排名能進前三。
客觀條件優越，接下來就看王石自己的了。王石3月進的山，按原計劃，4月中旬還要從山裡飛出來一次參加萬科的股東大會，當時假都請好了，但最後時刻王石還是改變了主意，“我後來想想，在登珠峰集訓的關鍵時候，你還要請假下山，那估計就沒戲了，因爲狀態肯定就不對了，會增加你登山時的危險係數，人家衝擊登頂時還敢讓你參加嗎？”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深諳此理的王石，與神女峰對峙良久之後，最終還是選擇將自己一手拉扯大的萬科暫擱一邊……
2000年5月，我國第一位攀登珠峰的業餘登山者閻庚華長眠於珠峰。閻庚華是王石的好朋友，他知道王石喜好收集各地的石頭，2000年初特地送了一塊給他，誰想4個月後自己就不幸喪生於攀登珠峰的途中，王石說現在每次拿起好友送的這塊石頭，手裡心裡都會沉甸甸的。
登上珠峰的大多是職業登山者，且極少有年齡過50歲的，對於時年52歲的王石來說，要登頂珠峰，除了技能，更需要勇氣。好友3年前先折一陣，對王石既是懷念，也是警示。
對王石來說，珠峰8700米以下的各種情況都在他的認知範圍內。真正的挑戰在海拔8700米的“第二臺階”上。那是一塊高約5米的陡峭岩石，沒有任何攀登支點，1960年中國登山隊依靠人梯花了3個多小時才越過它，1975年中國隊的索南羅布等人將一座金屬梯子永久固定在了“第二臺階”上，這就是世界聞名的“中國梯”。
“說它是架幫助攀登的梯子，但我在現場看到時倒吸了一涼氣，‘中國梯’中間有一段是橫切過去的，很容易掉下去，腳下就是萬丈深淵，太可怕了！”王石說到這一段時至今心有餘悸。他坦言當時如果隨行的隊員中有一個說“我不上去了，我要下山。”他就會跟着一起下去。但他見沒人退卻，也硬着頭皮不離隊，最後勇敢地攀上了“中國梯”。“中國梯”最頂上有1米的地方需要依靠一個引體向上的動作撐上去，那裡的冰壁堅硬無比，冰鎬怎麼也釘不進去，唯有依靠人力。照他的說法，當時自己已虛弱至極，但卻不知從哪兒突生出一股蠻力，居然一次成功地撐了上去。至此，王石無意間跨過了珠峰行程中最困難的一道障礙。
也許是用完了最後的氣力，王石居然花了兩個多小時才爬完登頂前的最後100米。他回憶說當時看到珠峰頂上已經有許多人先到了，站着的、蹲着的都有，峰頂彷彿就在眼前，不想隨行的夏爾巴嚮導卻向山下的隊長報告說，“王先生還剩20分鐘的路程。”令王石更沒想到的是，這段路自己實際上走了兩個多小時。
“我太疲憊了，以至於登上峰頂後並沒有所謂的激動、興奮，更沒有什麼一覽衆山小的豪情，我只感覺這纔是行程的一半，我等一下該怎麼原路回去還是個問題呢，心裡除了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就沒別的想法了。”王石實話實說，“這種不安全感一直等我退到了海拔6500米的營地時還沒有完全消散。”王石說當自己回到半山腰的營地裡，扭頭再回看那隱在雲霄間的珠峰時，根本無法相信自己曾經上去過。
登頂珠峰的這段經歷，爲王石的登山探險之路增加了不少底氣，此後他只花了兩年時間就將“7+2”裡剩下的6個“極”一舉攻克，從而完成了人類一大壯舉。據說加上王石，到目前爲止，全世界成功完成了“7+2”探險的人數也只有區區10個而已。
吳天彪還問過王石，聽說你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撿一塊石頭回去作紀念，家裡也因此收藏着好多石頭，而您的名字又叫王石，您是否覺得這其中也存在着某種宿命？
我名字的典故其實再簡單不過，我爸姓王，我媽姓石，我媽名字裡還有四塊石頭呢，她叫石磊，所以宿命這東西該怎麼說好？我的確喜歡收集石頭，並且每一塊石頭都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它們除了向人家表明我是個登山愛好者的身份之外，還見證了我的一段段人生軌跡。
吳天彪又問，中國人對登山運動從傳統文化上看其實有一個牴觸觀念，叫頂禮膜拜，高山仰止，在您登山的時候是否想到過自己在向中國的傳統觀念挑戰？
中國人比較內斂，是一個成熟的民族，不崇尚冒險，我確實存在着一點對此的逆反心態。尤其作爲上市企業家、董事長，我的阻力其實更大，人家說就是爲了股票，你也不能亂登山，我總是開導他們換個角度來看問題：我離開公司一兩個月，公司還能正常運轉，恰恰說明了我這公司是規範化的，管理是團隊的，不靠個人，這對公司口碑有好處。當然，實際上我這種行爲肯定跟正常思路是相悖的。事實是那時我一進山，我們的股票就有微跌，一直到了2003年我登了珠峰，才基本把這個登山的風險給化解掉。
吳天彪還問，聽許多過來人介紹說，登山也好，在南北極探險也好，當事人都會長時間處在一種極其寂寞和孤獨的狀態中，路途漫長，和隊友間又沒什麼交流機會，你一般在這種時候都會想些什麼？是兒女私情還是事業方面的事？
就我而言，實際上是什麼都不能想，只有全神貫注腳下的路，而這時候要全神貫注的唯一方法，我在這裡傳授給大家，就是“ONE、TWO、THREE、FOUR、FIVE……”——就是數數，一直往下數，別去想多餘的事。
王石還對吳天彪講，登山一定要講科學，不能蠻幹。一起到大自然去，去體驗大自然，擁抱大自然，感受大自然，但是一定不要冒險，要循序漸進。03年我登珠峰的時候，很多人說，哎呦，王石登上去了，是人把他擡上去的。擡上去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們只看到我登珠峰了，實際上我登珠峰之前已經登了13座雪山，2001年達到登山運動健將，那年的9月份提出申請，10月份就批下來了，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登的珠峰，而不是說你想登就能登上去的，一定要循序漸進。還有就是不要把登頂當作唯一的目標，登頂也是目標，但不是唯一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感受大自然，親近大自然，讓你的生活更豐富，讓你能平衡你的工作和生活，讓你的生活有質量，這就不是一句話了。
大家聽了王石有故事，大家都感到很受啓。
宋小梅又從隨身攜帶的網本里翻出了《楊瀾眼中的時代真相》，其中也有一篇說的是王石與登山的故事。
布蘭森熱衷冒險，沒有保險公司願意爲他投保，於是，他乾脆開了一家保險公司。
有一次，他在乘熱氣球穿越中印邊境時，被高空氣流吹到了中國西藏的軍事禁飛區內。面對中國邊境部隊的警告，他只好撥通英國相布萊爾的電話求救：“拜託你告訴中*隊，我實在無意冒犯，但這該死的風偏偏把我吹到這兒！求求他們千萬別開炮！”
他說：“工作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人生只有一次，所以要活到極致！”
不知是不是受到了布蘭森的影響，中國也有一位企業家常常放下自己的工作，進行登山、航海、滑翔等極限運動。這個人就是中國房地產業的領軍人物、深圳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
王石在44歲時突然感到左腿劇疼，經查是腰椎上長了血管積瘤，隨時有癱瘓的危險。他現，原來一直想做卻因生意忙而不斷推後的事，比如去西藏看珠峰，恐怕再也無法實現了。爲了不留遺憾，他決定馬上動身，沒想到這之後就一而不可收拾，甚至帶動了一批企業家參與極限運動。
他曾數次身陷險境，有一次離萬丈冰崖只有咫尺，讓他後怕不已。他數次咒罵道：“我要是再來（登山）就是王八蛋！”但他還是一次次經不起遠山的誘惑。
極限運動不僅是對體能和意志的挑戰，更是他了解自然、完善人格、提升智慧的途徑。我採訪他時，他剛以50歲“高齡”登珠峰歸來不久。人又黑又瘦，但兩眼精光四射。他自以爲創造了中國人登珠峰的年齡紀錄，卻在不經意中現一位70歲的日本男子帶着兒子也從峰頂下來，給正在長野室內滑雪場滑雪的99歲的老父親報喜，他一時無語。
我們總是給人生設立那麼多荒謬可笑的條條框框。王石告訴我，在一次商界聚會上，一位企業家聽了他的故事，深受觸動，感嘆道：“人生還可以這樣活，相比之下，我們還把每天吃魚翅燕窩看成生活品質的象徵，實在太庸俗了。”
極限運動不僅給王石帶來了全新的生命體驗，也讓他對人生的軌跡產生了新的認識：“我現登山中不允許你感情用事，必須時時提醒自己保持冷靜，而且下山比上山更難，很多人就是因爲登頂後太興奮或大意，以爲大功告成，結果釀成悲劇。因此，在登上最高峰的時候你不能得意忘形，安全返回大本營纔算成功。做企業家也是一樣，要能夠全身而退纔是最有智慧的。有一位日本作家說過：評價一個男人，後半生比前半生更重要。”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微博上傳來王石赴哈佛大學研修的消息。這並不讓人意外，喜歡讓人生有多種可能性的王石，已經把下山的路設計好了！
要說全身而退，日本京瓷集團和KDDI董事長稻盛和夫算是一位。技術員出身的他完整地經歷了日本從“戰後”重建到經濟奇蹟，又到沫破裂的全過程，兩年前還應政府邀請出手挽救瀕臨破產的日本航空公司。
他出身貧寒，大學畢業時正值“戰後”蕭條時期，求職競爭非常激烈。像他這樣從農村來、沒有社會關係的人很難找到工作。面對社會不公，練過空手道的他甚至萌了加入黑社會的念頭。
他進入松風工業公司的時候，企業不景氣，不出工資，別人都在抱怨、罷工，他卻專心研製新產品，被同事們孤立了。晚上在宿舍附近的河邊，他會唱起《故鄉》，想起家人都在家鄉努力工作，就重新鼓起勇氣。
後來，他創立京瓷，經營工業陶瓷，使企業成爲東京證券交易所“日本第一股”。他把“敬天愛人”作爲商業精神和道德準則，並把17億日元的股份贈給一萬多名員工，讓公司成爲員工的保障。
1997年，他做出一個驚人之舉：到京都圓福寺剃度出家。讓他最難忘的是腳踏草鞋，沿街託鉢化緣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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