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對於南華聯邦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個時期，不僅是政治格局出現新變化，傳統國家盈利模式也面臨新拐點，南華聯邦站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上，要素基礎的變化讓南華聯邦將逐步告別依託於儲蓄過剩的廉價資本時代，一直靠低價格補貼全球化紅利的南華聯邦正走上一條要素價值重估的調整之路，南華聯邦必須超越低成本優勢才能真正挖掘增長潛力。
從短期看，南華聯邦的經濟增長看需求面，但長期則看供給面，長期供給決定需求，需求的增長不能超過供給的能力，這是決定南華聯邦經濟潛在經濟增長的基本框架。
20多年來南華聯邦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得南華聯邦成爲全球的價值窪地。
然而，隨着南華聯邦要素紅利的減少以及資源價格等一系列制度性改革的推進，不可避免地，生產要素價格的重估將是對南華聯邦經濟結構的一種強制性調整。
從勞動力、環境和資本全球化等基本要素看，南華聯邦享受基礎要素的紅利期很快就要期滿。
第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的變化、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變化，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都會出現變化。
首先是總體勞動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數據顯示，南華聯邦勞動人口比重十年來首次下降，1975年，南華聯邦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爲74.4%，比上年微降0.10個百分點。
其次是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農村還能再轉移出來的剩餘勞動力量的數量已經不是那麼多了。
再次，是南華聯邦的老齡化程度，南華聯邦在1960年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齡率爲8.9%，但預估1980年左右大概30%。
如此之快的增長速度導致老年撫養比迅速加大，預計1980年適齡勞動人口的養老負擔將等於目前的3-4倍。
因此，隨着人口紅利衰竭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着資本形成的增長將會有一定程度的放緩，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減少，南華聯邦GDP潛在增長率將出現趨勢性下降。
其實，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國家，隨着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因素最終要消失殆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資本積累現狀將不復存在，但是其他發達國家能夠通過技術創新來彌補人口紅利下滑帶來的衝擊，而南華聯邦情況卻令人憂慮，從現實情況看，技術創新乏力導致勞動生產率等供給因素拉動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下移。
第二，資源紅利衰減後經濟增長面臨的資源環境瓶頸，南華聯邦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進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南華聯邦的可持續發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資源供給約束、環境質量約束、生態容量約束、氣候變化約束。
多年來，廉價的自然資源價格爲南華聯邦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條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經濟增長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現象，由於資源本身具有難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斷耗竭資源爲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必將不可持續。
許多資源具有生產的投入要素和消費品的雙重屬性，環境質量的下降、能源供給和水資源供給的不穩定性、生態環境的惡化將使中國面臨長期增長約束。
第三，全球資本廉價時代行將結束，從中長期來看，全球資本流動格局正在發生重大改變，七十年代的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嚴重打擊了發達國家的支出能力，導致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總需求出現明顯下降，出現了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結構性衝突。
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係正在被打破：
一方面，受消費需求收縮，信貸規模萎縮、債務重組以及再工業化的推動，發達經濟體貿易赤字有望減少，與此同時，外部需求疲軟，貿易匯率風險、激生貿易保護主義擡頭也降低了新興經濟體的貿易貿易盈餘的水平，全球貿易收支開始趨於平衡。
另一方面，全球投資回報率、儲蓄—投資組合、風險偏好水平等因素的趨勢性改變，也將影響全球資金流向和溢價水平。
事實上，從要素數量帶來的紅利轉向要素效率帶來的紅利，是一國發展動力機制的變化，是一國發展方式的進一步升級。
當南華聯邦低成本優勢和廉價資本紅利不再的時候，南華聯邦必須通過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化解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優化資源要素配置，加快從價值鏈的低端逐步走向中高端。
南華聯邦的決策者明白，無論如何，告別經濟低效增長的模式將是南華聯邦經濟面臨的持久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