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很多人都認爲，喬丹上將的錯誤判斷，使美軍錯過了在“巽他海峽海戰”之後重創中國艦隊的機會，也因此錯過了阻止中國陸戰隊登陸迪戈加西亞的絕佳機會，應該爲此負主要責任。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最大的責任人不是喬丹上將，而是美軍的情報系統。
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美軍的情報系統沒有能夠準確分辨出在前往那霸的登陸艦隊裡有大量快速運輸船。
如果沒有這個疏漏，喬丹上將就能判斷出，中國海軍在西太平洋上的動作都是假象。
可惜的是，美軍情報機構出了這個疏漏。
當然，這也不全是情報機構的責任。
在全球自然災害之後，近地軌道徹底癱瘓。雖然到了二零五零年，人類掌握的技術已經能夠清理近地軌道上的太空垃圾了，但是在全球自然災害期間成立的全球氣候事務委員會已經形同虛設，而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獨自承擔清理太空垃圾的重任，中國與美國都擔憂恢復近地軌道會被對方所用。結果就是，最有能力的兩個國家無動於衷，而其他國家又沒有這個能力。
對戰爭來說，最大的影響就是以衛星網絡爲基礎的戰略偵察系統全面癱瘓。
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中美雙方的主要偵察手段是偵察機、潛艇、偵察兵與諜報人員。戰爭初期，因爲雙方都沒有絕對優勢，所以在戰略情報上，諜報人員是最主要的偵察力量。
顯然，雙方都缺乏可靠的戰略情報系統。
事實上，這也是交戰雙方爲什麼經常會遇到關鍵情報延遲的現象，因爲諜報人員的效率本來就不高。
從這個角度看，喬丹上將確實沒有什麼錯。
當時，他掌握的所有情報都表明，中**隊即將在西太平洋上發動一次規模宏大的戰略進攻，而且目標就是關島。作爲參聯會主席與海軍參謀長，喬丹上將不可能不知道關島的重要性。
從戰略價值上講，關島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迪戈加西亞。
別忘了，太平洋纔是主戰場，印度洋只是中國的主戰場，不是美國的主戰場，即便美軍丟掉了印度洋的制海權，自身受到的威脅也非常有限，無非是讓中國打通了連接所有戰場的海上航線。
當然，如果喬丹上將看穿了牧浩洋的策略，情況肯定會截然不同。
別的不說，只要從西太平洋抽調艦載航空兵，第三艦隊能在二十日夜間恢復戰鬥力，美軍在印度洋上的艦隊最快能在二十三日抵達迪戈加西亞東南海域，而特遣艦隊最快也只能在二十二日夜間到達。也就是說，特遣艦隊最多隻有一天時間來轟炸迪戈加西亞，然後就得與美軍艦隊作戰。從戰術上講，如果特遣艦隊轟炸了迪戈加西亞，等於暴露行蹤，而美軍艦隊卻沒有暴露行蹤，也就有了偷襲特遣艦隊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如果美軍艦隊沒有直接趕往迪戈加西亞，而首先北上，封鎖從馬六甲海峽前往迪戈加西亞的航線，也就有能力在二十一日夜間、或者二十二日凌晨截擊正在前往迪戈加西亞的登陸艦隊，使中國海軍喪失攻打迪戈加西亞的能力。隨後，美軍艦隊可以主動撤退到澳大利亞西部海域，等着特遣艦隊主動找上門來。
由此可見，只要從西太平洋抽調艦載航空兵，美軍就能在印度洋上掌握主動權。
事實上，這也正是阿諾德與裡梅爾提出的建議。
兩人都認爲，美軍應該首先截擊登陸艦隊，然後把艦隊撤退到澳大利亞西部。如果中國艦隊沒有開赴迪戈加西亞，而是奔赴西太平洋，還可以把抽調給第三艦隊與第四艦隊的航空兵派回去。
問題是，這個建議完全不具備可行性。
別的不說，轉移六支艦載航空兵聯隊絕對不是說句話那麼簡單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辦到。
以當時的情況，如果從西南太平洋戰場把六支艦載航空兵聯隊轉移到西太平洋，最快也只能在二十五日完成。如果中國艦隊殺奔西太平洋，此時已經奪取了制海權，說不定中國陸戰隊已經登上了關島。更重要的是，在中國艦隊的威脅下，美軍艦隊肯定會繼續後撤，因此轉移艦載航空兵聯隊的難度將大大提高，甚至無法完成。結果就是，美軍艦隊要麼退到夏威夷羣島，要麼冒險南下。這兩種選擇都意味着，關島上的美軍必須在沒有艦隊掩護的情況下獨自作戰。
毫無疑問，喬丹上將絕對不會做這樣的蠢事。
也正是如此，喬丹纔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決定首先鞏固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再決定是否出兵印度洋。
只是，到了二十日，戰局出現了轉變。
當天，中東戰場上，“德拉會戰”結束，以色列與敘利亞當局先後宣稱在這場戰役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德拉會戰”，可以說是中東戰場上自“西奈半島戰役”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會戰。
在這場會戰中，以軍先後投入三十二個旅、總計二十七萬地面部隊，敘利亞、約旦與中國陸軍則投入了一個集團軍、四個裝甲師、六個步兵師、十二個預備師與六個獨立旅，總計三十八萬地面部隊。會戰的結果是，以軍經過苦戰攻克了德拉，並且在會戰結束前包圍了安曼，中敘聯軍則在蘇韋達省西南地區的戰鬥中，圍殲了以軍十二個旅，阻止了以軍繼續向北突擊。
從結果來看，以軍在戰術上取得了勝利，以大約九萬人傷亡的代價，圍殲了德拉地區的近二十萬敘利亞軍隊。可是在戰略上，以軍則大敗虧輸，因爲損失過於慘重，不得不放棄進軍大馬士革的計劃。
會戰打響後，以軍首先在沒有攻佔安曼的情況下進軍敘利亞。
從某種意義上講，以軍在這個時候就已經爲戰敗埋下了伏筆，隨後的戰鬥中，後勤保障成了以軍最大的敵人。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爲沒有及時攻佔安曼，以軍纔不得不在佔領德拉後停止前進。
這場會戰，也讓蔣博文少將成爲了敘利亞的“國際英雄”。
會戰初期，蔣博文就意識到，如果把第十三集團軍的主力置於以軍正面，必然演變成一場大規模消耗戰。當時戚凱威已經明確告知虞世輝，短期之內不會向中東增兵，因此第十三集團軍必須避免消耗戰。受此影響，在部署兵力的時候，蔣博文把重兵放在了蘇韋達省西南地區，只在敘軍防線後方安排了六支規模不大的突擊集羣，以防守反擊的方式負責支援敘軍作戰。
根據戰後披露的資料，蔣博文在做這一部署的時候，明確告知六支突擊集羣指揮官，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幫助敘軍守住防線，而是在防線被突破之後，掩護敘軍穩步後撤，避免敘軍崩潰。
可以說，敘軍能否穩步撤退到德拉，將是會戰的決定性因素。
以當時的情況，如果敘軍被擊潰，以軍不但能夠迅速攻佔德拉、向大馬士革推進，還很有可能從側翼包抄敘軍在戈蘭高地上的防禦部隊，從而使以軍投入在戈蘭高地上的十多個旅發揮作用。
真要打成這個樣子，就算第十三集團軍再能打，也守不住大馬士革。
爲此，蔣博文還在大馬士革與德拉之間部署了四支突擊集羣，設置了第二道防線，並且使之成爲德拉方向上的預備隊。在隨後的戰鬥中，這四支突擊集羣在德拉方向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時，第十三集團軍的主力全部集中在蘇韋達省南部地區。
蔣博文的戰術計劃非常簡潔：在以軍猛攻敘軍防線，並且迫使敘軍撤退時，從側翼發起衝擊，擊潰以軍。
在軍事上，越是簡潔的打法，越有可行性，也越有威力。
可以說，如果蔣博文面對的是第五次中東戰爭時的對手，那麼他的這個部署就足以扭轉中東戰局。
只是，他面對的是以色列、甚至可以說是西方集團中最出色的陸軍將領。
根據戰後披露的資料，在發動會戰之前，巴拉姆已經對右翼上存在的威脅感到擔憂，而且斷定中敘軍隊會在約敘邊境線北面打一場大會戰，挫敗以軍進軍大馬士革的計劃，從而鞏固敘利亞的邊境防線。
更重要的是，當時巴拉姆準備延遲進攻，首先攻佔安曼。
只是，在會戰發起之前，巴拉姆改變了這個想法。這不是他的問題，而是當時負責攻打安曼的以軍指揮官，即以軍第二軍軍長內塔尼亞胡少將明確表示，由他指揮的五個旅肯定能在十九日攻佔安曼。
正是有了內塔尼亞胡的保證，巴拉姆才決定按照原計劃行動。
當然，巴拉姆對蘇韋達省頻繁的軍事調動感到非常擔憂，所以在進攻發起之前，他在右翼安排了六個旅，並且在後方部署了八個旅的預備隊。除此之外，他還留下了四個旅的戰略預備隊。
按照巴拉姆的想法，如果決戰無法避免，就得在右翼擊潰中敘軍團。
必須承認，巴拉姆做了充分準備，可是他在這個時候嚴重低估了中**隊的戰鬥力，也嚴重低估了蔣博文在東面決戰的決心。要知道，當時蔣博文把第十三集團軍百分之五十的兵力都擺在戰場東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