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開門迎敵，開門自然是真的！
一早，黃傑便命人打開了遼陽西門大順門，在城門樓上插上元帥大旗，搭起一頂郡王規制的暖帳，命人整治了一座酒菜並燒起紅泥炭爐煮茶溫酒，叫來完顏希尹作陪後，便也坐等宗望大軍殺到。
至於城下的御車、神武、敢戰三軍，卻是經過一夜的土工作業，此時除了必要的值守人員，超過八成人員都已經在城內早已清空的民房裡補覺。
黃傑的斥候部隊既然都外放了一百二十里的距離，自然查知昨晚前半夜宗望大軍不知何故停下建營休息，所以後半夜待所有防守基建大致完成後，黃傑便也下令三軍補覺休整，只待宗望抵達城下後再起來作戰。
臘月裡的遼東半島以北，若無冰雪，景色倒也不錯。
算起來，今歲遼陽一地竟也遭了小小暖春，入九之後雖然小雪不斷，但都難以在地面上積起雪層，因此如今遼陽外，倒也是一片冬草悽黃、四野蕭條的冬日景色。
黃傑也不着戎裝，反是穿了一身上朝時的朱紫常服，居於暖帳主位，笑盈盈的望着客居左首的完顏希尹道：“秋風起時天漸涼，冬霜降下愁斷腸，春期將至天日好……白忙啊！白忙！”
完顏希尹此時早換了一身裝扮，將一身獸皮換成了加了木棉的青色長衫，此外不但外披烏紗坎肩，腳蹬方頭的平定四方履，頭上還戴了一頂無腳的軟襆頭，便是兩腮原本剛硬雜亂的絡腮鬍，也好似得了精心修剪，如今瞧起來既柔順又平滑。
似乎眨眼之間，竟然脫去了金國女真的一身鄉野氣息，竟搖身一變如同大宋的儒士無差了。
聽得黃傑隨口吟了一副標準的打油三句半，完顏希尹此時的表情滿是錯愕，搖頭道：“老朽雖久慕大宋之文化，但蹉跎經年也僅得了皮毛而已。老朽於詩詞一道，雖不甚了了，不過聽宋王方纔隨口幾句，竟是當真將我女真一族存於這方水土天地的窘境說得明白無誤。”
兩人座而對飲，但話語之中卻如問對一般，但見黃傑卻是搖頭一笑，以指扣桌侃侃而談道：“張三與李四相鄰而居，張三春種稻麥、夏植瓜果、秋飼牛羊，至冬時糧秣無差，闔家歡居度歲。至於李四，春時不善耕、夏時不善儲、秋時不善藏，卻自持使得刀槍，耍得弓馬。李四便打定主意，只要缺吃少喝，去張三家裡搶奪就是了……還請兀舍先生教我，縱然叫李四得了手，卻是順了天理，應得人道？”
完顏希尹聽得老臉一紅，自然吶吶難言，但是轉念一想，竟也強辯道：“可我女真世受契丹人欺壓……”
“宋人卻也隨契丹人欺壓女真人了？”黃傑也不聽他強辯，徑直倒了一杯熱酒，舉杯與他道：“先生莫要忘了，本王也曾出使金國，更有幸得見金國先大王阿骨打，甚至還與烏朱結爲安達。因此，本王可是知道當初宗望揮軍南下攻宋，吳乞買曾言宋兵犀利、宋酒美好，何不爲女真所用之言？”
完顏希尹頓時啞口無言，自然毫無辯駁的立腳之處了，哪知黃傑卻還不停，更道：“先生大才，竟能憑一己之力爲女真造字，於女真一族而言，乃功比倉頡而不爲過。可是，先生既居金朝中樞，自吳乞買繼位以來，謀劃攻遼、攻夏、攻宋之事建策頗多，卻又可曾爲金國農事、工業費過心思。以至於堂堂金國，今時今日竟還用受田之法，豈不可笑乎？”
完顏希尹別的不說，既然造得女真大字，因此還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
所謂女真大字，就是山寨的漢字，對許多主體漢字或畫蛇添足的增添比劃，又或斬頭去尾的減少比劃，使之成爲異體。這是因爲女真人初無文字，受契丹政權節制初期亦鮮通契丹語文，大致從阿骨打祖輩頗剌淑（金肅宗）起始習契丹語，阿骨打本人已擅契丹語，在其破遼獲俘後始識契丹文及漢文，遂令子弟主習契丹文，輔習漢文，後來發現漢文比契丹文更先進後，乾脆就搞起了山寨。
而黃傑拿來恥笑金國的“受田之法”，論說起來只要是讀過書的，也都知道這乃是“春秋”之前中原民族的故法，早跟時代脫節了太多。
所謂“受田”，也即是女真奴隸制關於土地佔有的基本制度。按照這個制度，奴隸主依據佔有奴隸和牲畜的多少，佔有不同數量的耕地。
“受田”制度規定，凡佔有耕牛一具（三頭），民口二十五，即受田四頃零四畝。所謂民口，包括奴隸和女真部落、氏族的平民。奴隸主佔有奴隸和牲畜越多，就越可合法地多佔土地。對外作戰中，奴隸主擄掠奴隸和牲畜，也就成爲擴大土地佔有的必要條件。但土地佔有的擴大，也是有限度的，即佔田不能超過四十具。依此限度，一個大奴隸主，有牛一百二十頭，民口一千，就可佔有土地一百六十多頃。
和封建地主不同，金朝女真奴隸主不是依靠佔有土地的多少去剝削農民和奴隸，相反，而是依據佔有奴隸和牲畜的多少來確立對土地的佔有權利。隨着掠奪奴隸的增加，女真原居地的土地必然要不足耕種，而如今金朝對此的解決辦法，即陸續把女真人遷徙到新佔領的地區。
金天輔五年（1121年），阿骨打就從各路猛安部中，抽取民戶一萬多，遷到泰州屯種，命令原來居住在按出虎水的謀克婆盧火去作都統，賜他耕牛五十頭。這就是授給他牛具十六，即六十多頃的土地。婆盧火以下的一批女真貴族，也遷到泰州，成爲大小不等的奴隸主。
到了吳乞買執政的時期，依然繼續實行這種受田制度，並進而確立了賦稅制。金天會三年（1125年）十月，吳乞買曾下詔說：“今年大豐收，沒有貯蓄，怎麼備饑荒？命令每牛一具，納粟一石。每個謀克部置一倉庫貯存。”
金天會五年（1127年）九月，又下詔規定：“內地諸路，每耕牛一具，納粟五斗。”金朝的受田制既然是依據牛具的多少，賦稅的徵收也不是依據田畝或人口，而是以牛具爲單位，所以又叫牛頭稅。這種賦稅制，顯然主要是奴隸主的國家向奴隸主和部分平民徵收的糧稅。
也即是，這種制度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迫使所有的奴隸主們必須把自己和金國的戰車綁在一起，不斷的組團去劫掠，才能獲得牛羊和奴隸並擴大自己可以佔有的土地面積。
簡而言之，這就是一部“鼓勵搶劫”的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