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中的“巨人們”，好像向來就是慈禧這個樣子。在罵別人的時候理直氣壯，而把自己偷雞摸狗的那些行爲看得心安理得。也難怪，在衣來都懶得伸手，飯來吃着還嫌累的宮牆內，像她這種人哪裡還有什麼真正的避諱之事？
想想也是夠可憐的，恐怕她生活中的每一個細微的行動，都會有不知道多少雙眼睛在窺視，太監、宮女難道不是人？只不過就是習慣了而已，你認爲羞恥的事情，對她來說就是很正常。
不過，這次慈禧可是貪嘴貪得太出格了，她自己也感覺到了心虛，否則幹嘛要指責她的大臣們就會潑髒水玩兒呢？她不怕，從小到大她就什麼都不怕，要是害怕什麼，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榮華富貴，有今天的隨心所欲。她甚至現在還有些委屈，哀家爲了什麼？那還不都是爲了大清朝。唉，哀家還年輕嘛，年輕人喜歡衝動是天經地義。再說，古怪的貞潔牌坊那是立在民間的，從來沒聽說過皇宮內苑還興那東西。不管怎麼樣，哀家總是討到了俄國朋友的歡喜，給大清朝爭得了機會。鬧了歸齊，還不是哀家一人受罵，卻是天下人舒服？可恨就可很在了那些“逆賊”們的身上了，是他們居然如此的喪心病狂，如此的冷漠無情，非要把自己蒙在臉上的那已經是半透明的遮羞布也撕扯下來。
於是，她把這一切的一切的罪惡，統統都歸納到了那些可惡的“赤匪”身上。
國人喜歡翻案，寫到這裡，爲了避免有人責難小女子，小女子先給這位可憐的太后翻個案，誰讓小女子把慈禧推上了這麼一個悲哀的位置呢。
慈禧絕對不是真心對待普提雅廷，她是爲國獻身。當然，由於宮牆內的純潔生活，也造成了她天真無邪的透明心理，她以爲和普提雅廷玩玩兒那是她的人身自由，誰也干涉不了。郭根到底，最可恨的是太平天國。
沒有太平天國，洋人就不會趁火打劫來欺負她。她可以慢慢的發展，在李鴻章等洋務派或者還有海歸派的輔佐下，漸漸地強大起來。十年不行二十年，這一代不行，還有下一代，只要大清朝萬世不落，早晚總有強大起來的一天。早晚可以橫着膀子全世界晃悠，還可以創造一個全世界統一大辮子的歷史輝煌。
是太平天國害了她，害得她窮困潦倒。是林海豐害了她，害得她只能賣身求榮。真是怪了，你一幫子窮泥腿子老老實實做點兒什麼你本分的東西就不行，非要造反？好好的國家打得四零八落的，你就不心疼？林海豐你一個二十世紀的人，幹嘛要去爲難人家一個十九世紀的弱女子？幹你什麼事了？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了。沒有太平天國，沒有林海豐，慈禧絕對能成爲民族英雄，比花木蘭強上百倍。要不她怎麼不自己效法武則天當皇上呢？太后聖明啊！
嘿嘿，說完了，咱們還得按照紅色天朝的歷史慢慢來寫，具體誰去翻案呢？那要等到紅色天朝民主那天，給吃飽了撐到的文人們留着，省得他們找不到題目。不要擔心，會有人寫的，不過寫了以後結局是什麼？大家儘可以展開想象的翅膀，睡覺睡不着的時候，慢慢去想，權當安眠藥一用。
慈禧把個杜翰罵的狗血噴頭，一直罵累了算，由於涉及太后尊貴的身份和高貴的隱私，罵了些什麼就不必一一細說了。反正杜翰先是體弱篩糠，虛汗淋漓，最後雙腿一軟，昏死過去。
當年諸葛亮罵死大司徒王朗是藝術構思，是羅貫中勉爲其難，今天，慈禧太后罵混軍機大臣杜翰，那是衆目睽睽，絕對是真的。
透過珠簾，慈禧看着杜翰一頭栽到，心裡有說不出的舒坦。她的話語並沒有就此停下來，而是轉向了議政王奕忻，“六王爺，哀家掏空的國庫和內務府，鬧了個兩手空空，逢年過節還要像討小錢兒一樣的跟大家陪着笑臉兒，生怕得罪了哪位爺。哀家現在總算是有了個忠義救國軍，哀家倒想問問六王爺，你說該怎麼辦？”
奕忻慢慢擡起了頭，卻不敢去看垂着的珠簾。兩家聯防，統一指揮，勢在必行，可是完全聽命於俄國人，像僧格林沁說的違背什麼祖制的，那是根本談不上了，祖制早被踩在了腳下。他所擔心的是，這樣一來，那可真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了。能勝嗎？勝了固然好，勝利者往往是不受責備的。可是那種期盼中的勝利，似乎很渺茫。真要是就敗了呢……
他沒有把求助的目光轉向醇郡王奕譞，那個忠義救國軍的總統就是個擺設，是太后爲了抓住軍權故意擺放在那裡當畫看的。他把目光放在了李鴻章的身上。
“啓稟太后，臣以爲總顧問閣下的提議可行。”李鴻章果然不負奕忻的所託，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從各種方面分析，臣等雖然對新學、新械有了些許的認識，但是畢竟不如盟邦來的更熟悉。這也就是朝廷大軍在前一階段重大失利的主要原因。爲此，臣等救國軍同僚認爲，有必要由盟邦來統一指揮中原軍隊，否則，無法阻止‘赤匪’的進一步北侵。”
現在的李鴻章，是個具有獨特的性格特徵的人，而他的性格特徵，恰恰是其文化素質、心理條件和現實社會烙印的綜合反映。他崇尚四點：
第一是“拼命作官”。李鴻章自稱其“拼命作官”意在爭權競勢和扶危安傾。因而他爲此勇往直前，絕不後退半步。他精通“宦術”，“好結內援”，“獻媚宮闈”，“固寵求榮”；他甚至還是給人以勇於任事，“不避勞苦，不畏謗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詬，以濟時艱”的良好印象。說白了，只要是能夠升官，他可以不顧一切。
第二是“不學無術”。李鴻章自詡“生平不解空言高論，只知以實心辦實事”。不尚空談固然是其所長，但缺乏以“真實學問”爲根底的所謂“以實心辦實事”，絕不可能收到“旋乾轉坤”的實效。如果他還能夠有個安靜的晚年，對此他自己就會有所省悟：到時候他會唉嘆，那就是該“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驕之氣，任意胡爲，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
第三是“恃才傲物”。隨着地位的飆升和權勢的膨脹，他開始了心態畸變，飄然欲仙。暗自吹噓支持大清“天下”者，“捨我其誰”。對同僚倨傲不恭，對部屬動輒訓斥。不過，他也是第一個敢對盟友表面極端奉承，卻是私下怠慢的人。
第四是“好以利祿驅衆”。被時人譽爲識時務之朝廷新秀的李鴻章，雖然出身儒生，但卻在“西學”和“變局”的影響下，已經產生了疏離儒學的傾向。他注重“治國平天下”，開始漠視“以修身爲本”；注重事功，漠視爲人；張揚功利主義，否定儒家義利觀。他曾直露地說，“天下熙熙攘攘，皆爲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功利既是李鴻章搏擊宦海的動力，又是他驅策部衆的工具。他遴選部衆，“着重於經世致用。凡有謀略而幹練，必受到賞識擢撥，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李鴻章以功利爲紐帶，先是在他所控制的忠義救國軍水師，繼而在相當的範圍內，結成了一個龐大的羣體。
李鴻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於崇尚宋學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觀念根深蒂固，他鼓吹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窺測朝廷之跡”。他不傻，他看出來了滿清統治風雨飄搖，猶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廣廈，稍一傾覆，遂不可支”，但他仍然要“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有他途”。他與清廷是要互相依存，榮辱與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權來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清廷也將需要依靠他“安內攘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他幻想着要憑藉清廷爬上權力頂峰，而清廷到時候則將把他譽爲華夏棟樑，“無鴻章，無清朝”，這就是他的畢生理想所在。
在與俄國人頻繁的接觸過程中，從盟友那一貫不可一世的氣勢上，再回顧起以往堂堂天朝上國的屢次顏面掃地，他痛感由於中國國運之積弱，難以令人在世界列強、甚至是盟友的面前挺直了腰板說話，他以爲，“國權隨國勢爲轉移，非公法所能鉗制。”他深知洋人是向來“論勢不論理”的。有鑑於此，他感到，中外實力相距懸殊，列強之“軍械強於我，技藝精於我”，滿清即使僥倖打垮了太平軍，也是無法和背後虎視眈眈的列強去爭奪於疆場的。尤其是潛伏在身邊兒的這頭俄國熊。
因而，對於慈禧太后的引狼入室，他非但沒有任何的責難，反而給予其理論上的完善，“曲線救國”之外，他還以中國傳統的合縱連橫理論和剛剛接受了的西方均勢思想相結合，把慈禧的政策奉承爲“以夷制亂”，最終達到“以夷制夷”之上上策。一力贊成不惜在權益上對俄國盟友作出某種限度的讓步，以實現振興大清朝的鳳願。
他認爲眼下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遇到“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大清帝國“厝火積薪，可危實甚”，因而主張“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耳”，絕不應昏睡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不思振作。爲此，他在任何一個角落都不遺餘力地宣揚必須俄國人學習，向所有西人學習，要廣爲舉辦洋務新政，引進屬於西方“物質文明”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甲冑以保護清朝封建主義的軀體，以求“自強”、“自立”。但是，與此同時，他卻極力排斥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
也正因爲如此，李鴻章這次有機會能協同議政王奕忻創辦洋務，不到兩年的時間，官督商辦的建成、在建和新創建的就有天津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天津製造總局、津沽、京津鐵路、直隸省磁州煤鐵礦、山東嶧縣煤礦、開平礦務局、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三山鉛銀礦、保定槍炮廠、天津機器織布局等軍用民用企業。拿了滿清工業發展史的不少個“第一”。
也正因爲如此，他博得了議政王奕忻對他老黃牛一樣實幹家行爲賞識的同時，更是博得了他的主子，簾子後面的慈禧的大加讚歎，真是“家貧出孝子”，“國難見忠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