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普淨等僧人幫助魏延在愚化胡人上立下了大功，魏延卻只給他們一些金銀的賞賜，只給他們在那些胡人聚集區設立狹小的僧廟，從來不會撥給他們僧田，更不會在那些名山大川風景秀美處腦殘地給他們修建名剎，更不會讓他們蓄養僧兵。
因爲魏延知道歷史上南北朝時期佛教失控的發展所造成的危害。
在南北朝大動亂時期，雜胡政權解除漢人政權的禁令，強迫漢人信仰佛教，用佛教從思想上俘虜華夏人作佛奴，生活、禮儀、思想完全與天竺佛徒同化，他們甚至自稱爲佛子釋種，不認自己是華夏人，寺院放肆擴展，不僅有自己的武裝僧兵，有自己的廣闊的僧田，有自己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受國家律令的約束，一個寺院等於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佛國或佛剎。
不少原屬國家的編戶民衆，爲避苛役重賦，相繼投入空門，此外社會政治動亂的加劇，亦令普通百姓尋求相對安全的宗教實體之庇護，以致全國的佛寺竟有三萬之多，僧、尼數目則有兩百萬之巨，約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同時佛教寺院大興土木，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又大肆兼併和掠奪土地，佔據了大量的良田。
在張角太平道暴亂失敗之後，道教遭受官府強烈抑制，也是佛教興盛的一大動因。
魏延可以用嚴刑峻法來限制自己同胞不要去信仰不入流的消極思想，但這畢竟治標不治本，治本方法是建立一種全新的積極向上的宗教，來取代佛教道教，甚至成爲大漢的國教。
在此之前，魏延曾做過許多超越時代的創舉，軍隊編制、軍銜制、嚴肅軍紀，搞來搞去，每天讓各級參軍對各級將士做宣講會，做頻繁的思想指導，但魏延心裡還是惴惴不安。
因爲，他發現，跟後世那個不怕艱難不怕犧牲具有世界第一的戰鬥意志的軍隊相比，他麾下嫡系部隊差距還很遠。
究竟魏軍這支冷兵器時代的軍隊和現代軍隊差距在那裡呢？
武器裝備不同只是外在表現，紀律其實也只是外在表現，靠魏延自己言傳身教、以身作則也只能管得了一時管不了一世，日後招募更多的軍隊時，征戰更遠的地方時，紀律靠什麼來保證？靠外在的宣傳和刑罰是遠遠不夠的，軍隊紀律的來源應該以內在爲主，外在爲輔。
內在是什麼？是信仰。
一個軍隊沒有信仰，沒有一個爲之可以拼命犧牲的目標，一時半時維持起來的紀律是不會久長的。
後世的革命先烈擊敗日寇、白軍、美軍、越軍、印度軍，幾無敗績，靠的就是有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的信仰，大家覺得有奔頭，纔會聽話，纔會拼命。
當年的天平天國自天京之亂以後一蹶不振，不是因爲死了一些將領，而是洪秀全自己帶頭摧毀了自己的建立的宗教信仰，依照太平天國當年的所作所爲，他們的宗教就是邪門教，但邪門教信仰也是信仰，所以早期太平軍在同樣的文明，同樣的裝備，同樣的訓練條件下能夠狂踩八旗和綠營，甚至能夠在軍事天才石達開的帶領下擊潰曾國藩的湘軍。
但是，天京之亂證明原來這個宗教信仰就是一羣野心家編造出來的忽悠下面的人爲他們賣命的，太平天國的信徒們都不相信了，太平軍的士兵們也沒信仰了，結果儘管有天縱奇才陳玉成、李秀成試圖力挽狂瀾也難以挽回潰敗之勢，一代英才石達開兵敗大渡河。
魏延特別研究過，近代的西方民主國家爲什麼那麼囂張那麼厲害，除了堅船利炮火槍外，他們還有什麼法寶呢？
答案很明顯，就是他們的宗教信仰。
民主國家之所以會成爲世界近代以來最瘋狂的侵略者，世界幾乎所有大屠殺的劊子手，就在於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並不是建立在大衆政治基礎上的人民民主，而是建立在集團政治基礎上精英民主，雖然集團政治的精英民主較之於集權政治的個人獨裁的確是一種歷史進步，但是這種歷史進步僅僅限於對信仰基督教的白種人而言，因爲集團政治比集權政治具有更強大的戰鬥力，能夠保證白種人在弱肉強食的世界殖民戰爭中成爲殖民者而不是殖民地。
建立在集團政治基礎上的精英民主模式，特別適合信仰基督教的白種人社會，借用那句時髦話來說就是，精英民主是具有白種人特色的基督教國家的政治發展道路。
基督教統一的價值觀，形成了國家統一的行爲準則，對富人窮人同樣具有約束作用，消除了集權國家多套行爲準則的內亂根源，使國家成爲強大的統一整體，並保證了屠刀始終對外，這就是納粹德國殘殺猶太人卻沒有殘殺日爾曼人，納粹美國殘殺印第安人卻沒有殘殺白種人的原因，所以，西方國家內部採用什麼樣的政治模式，只會影響和改變其國內政治鬥爭的狀況，絕不會改變對其它國家的征服和屠殺。
正是近代基督教國家屠刀始終對外的民主制度，吸引了越來越多國家特別是落後國家紛紛走上西化道路，結果是失敗者多，成功者少，原因就就在於西方民主的前提必須是具有統一的國家信仰，而深諳此道的西方國家爲了鞏固其世界統治地位，總是打着信仰自由的旗幟，率先打掉對方國家的統一信仰，把對方變成一盤散沙，這就使絕大多數落後國家的西化道路一開始就陷入了悖論陷阱，西化越徹底，就越是偏離西方國家的歷史發展道路，就越是成爲不堪一擊的一盤散沙，就越是陷入無休無止的動亂紛爭中難以自拔，最終除了做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和附庸之外，沒有其它任何選擇。
世界近代史上中日截然相反的西化命運就是典型，清代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的西化結果，就是百年戰亂，幾乎亡國滅種，而倭國則是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模板科隆出了一個天皇，擁有了國家的統一信仰，從而成爲極少數真正走上歐美國家發展道路的非基督教國家。
想明白這些問題以後，魏延決意成立一個教派，一個華夏特色的上帝教，當然肯定不是搞洪秀全那一套信上帝教，不過洪秀全搞的那一套還能吸引那麼多信民，魏延即將要搞的宗教效果會更好。
要想建立一個吸引人蔘加的教派，既要與衆不同，也要有華夏特色。
看看東漢末年境內有什麼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是三大教派，真正要想讓教派發展起來，就要從儒釋道三家的長處分析，取長補短。
儒生一般講究子不語鬼怪亂力神，所以他們基本上不信奉那種神格宗教，而且他們信奉孔子的根本原因是這樣能給他們帶來政治上的好處，很多儒生天天讀儒家經典，內心深處卻不相信它，那些儒生有對廣大的平民百姓“仁”和“禮”過嗎，他們只對外族兇猛勢力和上層勢力講仁和禮，搞這種信奉者根本不信的宗教，是華夏的悲哀，很根本的悲哀。
佛教，這個宗教究其內涵，還是很有深度，有它的意義的，但是凡俗中的大部分人並沒有這個悟性，他們領會不到佛教的真正要義，只能被佛教外表的消極思想給侵害住，而且大部分華夏人信奉佛教講的就是“臨時抱佛腳”，根本沒有什麼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單單是華夏，其他非常信奉佛教的國家現在都落後的不像樣子，看東南亞那些小國。
佛教對華夏的影響壞多於好，不僅僅是在思想上麻醉約束了普通民衆，而且它這個組織對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響，像南北朝時期和唐朝中後期，寺院惡性膨脹，寺院佔盡名山良田、不事生產，既沒有產出也無法流通，對社會生產資源的佔有和浪費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時代，本當艱苦修爲、清靜無爲的和尚們坐擁大量地產，成爲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
當時平民面臨苛捐重稅，沒有田地耕作又無處謀生，很多選擇了出家一條路，因此寺院人員閒散冗餘狀況也相當厲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時候沒有勞力、要打戰的時候沒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興旺鼎盛與蕭條混亂的社會秩序產生了根本利益上的衝突。
公元六世紀，北周滅北齊後立即推行滅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數，有三百萬僧尼還俗，這個數字是當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唐武宗時期強迫還俗的僧尼也有26萬人，數千萬頃的良田被收繳，拆掉寺廟4600所，使社會上的勞動力和生產財富憑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僅如此，佛門還是特權集中之地。北魏鎮壓蓋吳起義的時候，在一所佛寺裡發現大量的兵器，又發現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淫luan”處所，這給了魏太武帝暴力滅佛的藉口，“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令“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唐代開國時立下一個規定，進入佛門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軍被擊潰後就往寺廟裡躲。，“安史之亂”期間，郭子儀與當時的禪宗神會達成協議，默許後者通過私賣度牒的手法換取錢財，佛教徒因此數量失控。
種種內亂外患，致使一個本應與世無爭、良性運作的宗教組織不斷異化，變成了社會腫瘤，非但獨立於政權之外，還與世俗社會的利益相沖突，令統治者欲除之而後快，終於招致滅頂之災。
作爲一個宗教，佛教因爲膨脹過快而失控，已經逸出了本身作爲一個出世的宗教組織本身的權力和職能範圍，與世俗社會爭奪起資源和財富，甚至於與政權爭奪起對社會的控制權。
所以魏延對佛教自然是半點好感都欠奉，不過他對道教則另有看法。
道教是華夏土生土長的宗教，東漢時期在民間興起，由現在五米道領袖張魯的祖先張道陵創立，道教的思想來源於戰國時期老子李聃、莊子莊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術，它主張修身養性，煉製丹藥，以得道成仙。道教假託《道德經》之名，學問成分較少，實際成分卻是引氣、煉丹，荒誕不經，除了哄騙皇帝修煉長生不老之藥暫時求得一時發展，實際上對後世文化的影響要比佛、儒兩家要弱得多，想想後世那些白蓮教之類的教派多脫胎於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爲誤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讓人對道教在這個國度的發展不報什麼希望。
《道德經》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義也是好的，修身養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開來，轉化爲積極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相對於從阿三那裡舶來的佛教，魏延認爲土生土長的道教三觀更正。
魏延就準備改良道教，使這個本土出產的宗教發揮出它本來應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別是張角利用道教派系之一的太平道造反，讓東漢末年所有諸侯民衆都對道教有一股偏見，若還是道教，根本無法讓人接受。
魏延本人雖然通曉一些心理暗示之類的洗腦方法，也有種子神器精靈的幫助，但他卻不是最適合創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後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東漢末年，道教裡面有幾個崢嶸人物，張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張魯兄弟身在漢中無法利用，剩下還有兩個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個是左慈，另外一個是于吉。
至於管輅、葛玄都還年幼，南華老仙、紫虛上人是演義杜撰出來的，並不存在。
對於于吉這個人，魏延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確定，這個于吉到底是不是漢順帝時期存活下來的那個于吉，還是一個假借漢順帝時期那個于吉之名招搖撞騙的假于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