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社會的生產、分配和再生產、再分配控制在誰的手中就決定了這個社會的性質。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主義社會因爲在生產過程中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分配的不公平，最終導致金融危機。也就是說它的生產環節和消費環節得不到有效的銜接，商品到貨幣的驚險的一躍不能夠實現。
所以此後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改良運動其目的就是爲了解決馬克思所提出來的這問題——無論是凱恩斯還是米塞斯，正視這個問題或者回避這個問題。
按照最簡單的做法，克服生產中的無政府主義的方法就是給它一個政府。政府主導下的計劃經濟便是這樣的思路，無論是列寧同志的新經濟政策、斯大林同志的工業化思路還是主席同志的《論十大關係》都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才採取的經濟思路，但是資本主義發展了好幾百年了，事實證明不可能存在一個能夠對經濟情況無所不知的完全不犯錯誤的政府。
米塞斯就認爲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爲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社會主義的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由於失去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社會主義政府也需要官僚來管理，官僚體制本身的運作方式並不是按照經濟規律——或者說不是按照資本主義的規律運行的。因此往往存在政府對於某個行業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情況，這是蘇聯和中國都面臨過的事實，毋庸否認。
所以經濟上存在着兩個極端，認爲政府應該把一切都管起來的“左”傾思想和政府應該把一切都交給“市場”的右傾思想。
在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下，這兩種極端思想都變成了屁股問題了。
286的理論可以說是兩種思想中間最實際的一種思想模式，政府控制着國民經濟的命脈，其他依靠市場來調節。
熊彼特當初在爲資本主義把脈的時候信心十足地提出了科技創新可以讓資本主義永遠不死的理論，認爲科技的發展不斷會有新的經濟增長點出現，因此經濟增長是可持續的。
哈耶克也這樣認爲，他以科技的發展的可不預期嘲諷了脫胎於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
我們都知道馬克思的那句偉大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認爲有一種整體的理論可以解釋經濟完全是不可能的，就如同馬克思主義也是發展的哲學一樣，經濟學也是一門發展的學問而不是固定的原則。並且經濟學是一門實踐性的學問，不是一門抽象的學問。中國自身幾十年如此成功的經濟經驗似乎也沒有形成一門抽象的學問，相反，中國的經濟以及中國領導的經濟學本身往往出於被批判的地步，因爲它們始終沒有符合某個主流經濟學的原則。
不過，說個個人的觀點，也許就是因爲中國經濟本身並不是某種僵化不能再改變的東西，它才保持着發展的動力，所謂的改革的紅利有時候說不定就是改革本身。
目前的孫瑜，按照他的認識，可以理解到這樣一點，政府對於對於全國的經濟情況一定有一個整體的認識，這種認識不論是依靠官僚部門還是依靠科學經濟機構，又或者依靠市場調查，正確的認識是解決問題的前提，有時候足夠的經驗雖然不能夠徹底地解決問題，但是可以讓問題不變得更壞。
所以也許完全不存在某種終極的真理和終極的經濟學，因爲這些東西都是發展的，實踐纔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整個國家實在是沒有必要實現一種整齊劃一的政策，完全可以因地制宜，甚至故意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政策實驗效果。但是，就如同實驗室的理想條件不能達到的一樣，依靠官僚治理的國家有時候客觀條件也受到官僚的主觀意願的干涉。
這就是以前那些改革者大喊政府放手，交給市場去管理的原因。因爲官僚本身並不是客觀的物品和條件。
人是社會的動物，社會的動物就是政治的動物。
所以把我們的TG的黨史僅僅看作是路線鬥爭的歷史完全不對，但是如果又僅僅把它看作是政治-鬥爭的歷史也失之偏頗。
因爲不是每個人都有着對於社會和世界全局設計的目光，TG的黨員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哲學家，換句話說不是每個組織成員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很有可能是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毛派或者託派，或者他們就是官僚本身，很多官僚是沒有哲學思維迴路的。
官僚體制一方面將官僚當做是工具，作爲整個體系的一環，一方面，它自己本身所形成的整體以個體對整體的自我認知思想產生自我意識。王亞南同志的官僚主義研究，很清楚的表明了就這種自我意識——官僚主義的實質表現來看，中國幾千年前和幾千年後在這方面完全沒有變化。
所以，即使是社會主義的皮，在舊的官僚主義的薰陶下，也會產生某種特質的變異，實際上建國十七年來的發生的種種事情已經逐漸顯現出下來了新社會向舊社會的復歸。即使工業化的浪潮開始吞噬農業社會遺留的不宜的封建殘餘，但是舊傳統以新形式強烈地自我表現着。
陳安平對於這個感受最深。
他曾經抱着過於輕易的幻想，以爲出生在後面，對於歷史清楚的自己在這個世界可以發揮自己最大的作用，結果現實給了他最嚴酷的教訓，以普通人的身份經歷了幾次殘酷的考驗之中，他就打消掉了一開始不切實際的幻想。當他自己也成爲一個小山頭之後，他就不得不面臨嚴重的山頭爭奪戰了。
這不僅僅是TG特有，如果仔細體會歷史的話，可以看出來中國人的政權都是這樣過來的。就如眼下，太祖並不如同歷史課本上所寫的那樣具有絕對的權威和絕對的意志。如果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擴張是最殘酷的鬥爭，如果是國家控制資本的社會，對於國家統治權力的爭奪就是最殘酷的鬥爭。
每一次政治運動，每一次會議，都是一場殘酷的鬥爭。所謂的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奮進的大會這種口號有時候只是爲了掩飾會議的殘酷，伴隨着當權者相互之間權力和擴張和收縮。
這種殘酷的鬥爭形式還沒有取得一個默認的溫和的潛規則底線，陳安平甚至覺得自己那位還活着住在秦城賓館中的兄長的命運還算是不錯了。
水樓期間幹出那樣荒唐離譜的大小諸侯們的動機是什麼呢？
權力的獲得、分配和繼承是和生產、分配、再生產同樣重要的社會關係。
1957年的運動可以這樣理解，那些在舊社會作爲精英身份可以成爲統治者的人在新社會對於自己被排斥在權力機構之外感到不滿，在太祖敏銳地意識到黨內官僚主義開始滋生，貪污腐敗開始出現，希望藉助外部民主監督的力量進行黨風整頓的時候，這些人藉機表達了自己不滿和赤裸裸的奪取權力的慾望。就如同日後孫瑜和陳安平所看到的，當大資產階級充分成長起來之後，他們就直接或者用代理人向權力控制資本的體制發泄不滿了。
1957年以後，黨內的競爭越發地激烈起來，孫瑜在聽陳安平講訴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老革命同志們之間不是充滿了濃濃的基情嗎？他們不都是忍辱負重，相忍爲國的人嗎？結果在權力面前，也表現得和普通官僚無異嗎？
孫瑜的體會遠遠不夠深刻，當初他所參與的政治-鬥爭還遠遠不到殘酷的地步，至少他自己不這麼認爲。陳安平同志的哥哥很大程度是算是咎由自取，雖然孫瑜對於政治有一個理性的認識，但是直觀和感性的體會遠遠不足，當曾經的印象被徹底顛覆的時候，他難免有些不適應。
不過伴隨着孫瑜的到來陳安平似乎做出了某種決定。
一直以來，陳安平都覺得自己似乎有些分裂，他懷着某種他自認爲高尚的目的到了這個世界，驀然發現自己很有可能不成功的時候，開始琢磨自己是不是應該爲1978年之後的生活設計一條新道路了，孫瑜的出現似乎讓他下定了某種決心——我不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纔到這裡來的嗎？怎麼能夠半途而廢呢？
孫瑜所要說的話在事先是和陳安平溝通過的，陳安平甚至通過五號同志和李德勝同志提前見過面。
不過安排這樣一次會議，時間很短，沒有更多更有效的溝通了。在陳安平看來，這似乎是主席給胡服同志又一次機會了。
孫瑜繼續講述他所見識到的問題。
他的講述已經很清楚了，中國日後是什麼路線，會面臨着什麼問題，TG黨又發生了什麼變化。
他沒有講明TG的最高領導的變遷。
開始因爲中國日後似乎走的是自己的路線的胡服同志在孫瑜講出了大量社會的黑暗面之後面色變得難看起來。雖然孫瑜肯定了經濟如何如何發展，取得了什麼什麼成績。但是孫瑜所講的東西激起了兩方面不同的注意點，甚至他們還發現了對方會注意什麼。
孫瑜不說話了，586時代中國會怎麼樣尚且未知。
在場的每個人都沉寂了下來，氣氛越發凝重。
“絕對不能走那樣的道路。”主席同志斬釘截鐵地說道。
有人不屑地撇了撇嘴。
“我覺得這個人是一個騙子！”有人指着孫瑜說道，有些跳腳，“這是嚴重的政治事件！”他的目光掃過了在場的每一個人，“是有人精心策劃的，目的就是爲了打擊陷害自己的同志。”
沒有迴應。
於是這個人又坐下來抽菸，“要覈實他的身份！”孫瑜被指了一下。
“已經做過這件事情了。”五號同志說道，“沒有查出來問題。”
“如果不清理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分子的話，”有人說道，“我們的國家最終會變成楊文同志所說的那樣。”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有人說道。
“別的不說，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種事怎麼回事？我們TG什麼時候變成封建皇朝了？”
“你給我說說，瓜分國有資產這是怎麼回事？”
……
更多的爭論聲在房間裡面迴盪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