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成，你喜歡哲學嗎？”
“曾經喜歡，但現在，我討厭哲學。”
“可是就我接觸的你們這一代人，包括邊亞鍕先生在內，無不帶着半個哲學家的高深奠測。”
“你看我有嗎？”
“你是例外的一個。”
“不”，陳成笑了，“我也曾經是一個哲學家，但現在，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物質主義者。沒有辦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你是說，你是自己主動走向墮落的。”
“是世俗。而我只不過走了一條便捷的路。”
“可你引以爲自豪的人格呢？”
“我以爲我並沒有失去自己的信仰，我只不過拿了自己應該得到的。如果這也是一種犯罪，首先是這個時代的責任，一代人信仰的缺失，是哪一個人的罪過嗎？”陳成的聲音有些激動，“離開國內幾年來，我一直在苦苦思考這個問題——我和時代究竟哪一個已經病人膏肓了？”
“時問無情呀，你看，我都‘蒼蒼白髮鬢邊生’了。”陳成苦笑着望着我，“所以總有一天我還是要回去的。”
這是在洛杉磯檳榔灣大酒店。1994年5月17日。筆者最後一次和陳成的一段對話。他的身份也從市委辦公廳副秘書長變成了美國s創業投資集團董事局執行董事。
陳成甚至不諱言自己是第一批借了改革開放的春風和手中的權力牟取了極大利益的暴發戶。
“但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官倒’。”陳成又強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