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幾個統治者願意看到自己地盤一片蕭條景象，所以，不論統治者是否願意，都不會去過於壓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樣統治者不願意做的就是去縱容商人，放任他們發展，更不用說制定政策鼓勵了，他們對商人有一種天生的傲慢偏見，對商業有種奇怪的厭惡喜好，不過真正的能臣，是十分重視商業的價值的，他們會制定財政政策鼓勵商業發展，漢朝的桑弘羊，和當朝的王安石，都有嘗試，但真正懂得市場，利用市場規律來促進商業發展，增加政府收入的，只怕在這大宋之中，也只有朱武和吳用了。
就在綠林軍的將領在前方攻城掠地的時候，這兩位軍師除了出謀劃策之外，更是破費心思地鑽研了一番經濟改革。
這改革的一項便是經濟的血液，，貨幣，自古商人都是東面買來西邊賣，互通有無，但這其中必然有一個異地交易的問題，北宋時銅鐵錢兌換比例爲一比十，買一個小物什都要大量的鐵錢，重不可負，但是，隨着交易而形成的大量貨幣流必然給商人帶來不便，加上各處貪官山匪，更是加劇了商人對大量錢財的恐慌，而這一時期，鏢局雖然順理成章地扮演了押送貨幣的職能，可是？這終究成了制約經濟發展的首要元兇，爲此，北宋民間，一些頗有頭腦的私商自由發行了一套叫做“交子”的紙幣。
最初是一些鋪戶接受外來商人寄存的錢，並開出“收據”形式的楮券，兩面均有硃色印證及密碼花印，作爲取錢憑證，這種楮券越來越多之後，沿由當地方言發音特點，就被統稱作“交子”，但券上並無“交子”字樣，票面金額都是臨時按所需填寫，且實際上每家鋪戶開出的券票並無統一標準，券面亦非印刷而成，隨意性很大，極易作假，但是，此時交子已開始具備貨幣職能。
朱武與吳用提出來的貨幣改革基本上是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制定的基礎上行成的，發行與大宋“交子”功效類似的“銀票”，但對其發行和流通管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辦法和制度，第一，規定銀票面額的等級，分爲五百文、一到十貫、一到百兩等數十種，在後來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綠林政權又相繼發行了萬兩爲單位的銀票，第二，官方在各地開設九龍票號，政府監督，民營運轉，並對商戶可以經行抵押貸款業務，收取每月每貫二十文的利息，同時以百姓爲客戶原，允許散戶開號，儲蓄獲息，第三，發行的銀票以兩年爲一界，兌現或期滿後的以舊換新，依然扣二十文每貫，第三，銀票不限額發放，實行銀票與貨幣互換，票號收納多少現銀，即便開出多少銀票，保障市面貨幣的流通和穩定，第四，當時銀票用銅板印刷，用紅藍墨三色套印，圖案精美，在票面上加蓋本州州印。
這第二，便是在各地新設“期貨所”，由官方設立“期貨司”專職管理。
在北宋，交通不便，通訊不暢，想掌握各地的市場行情，實屬不易，而“期貨司”其中重要的一項職責便是收集市場信息，通過各地“期貨所”瞭解各地的物價信息（注：這種做法在今天看來是充分利用的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價值規律之一爲商品的價格由價值決定，圍繞供求關係上下波動，），所謂的“洛陽紙貴”、鬥米千金，那都是商人囤積奇貨，哄擡物價等都是無形中利用價值規律的結果，有了“期貨司”，官方便可利用掌握的信息，從物資豐富，物價較低的地區採購商品，運送到物資匱乏，價格高的地區銷售，平抑了物價，提高了政府了收入，同時又可知道各地的受災情況，如果一個地方發生了災害，便可立即應民之急，實施調度救濟。
此外，期貨司還專門負責平價收購商販不易脫售的貨物，轉賣到市場缺貨的地方，商販向期貨所交納抵押品，即可成批賒購政府倉庫裡的貨物到各處銷售，半年出息一分，市易法是利用國家權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場上的控制和操縱，穩定物價和調劑市場的需求，政府也可從中分取商人的部分利潤，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利用市場力量增加收入的第三個項經濟改革是將鹽的營運交給商人。
“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俸祿皆仰給焉！”（《新唐書·食貨志》）可見鹽利對振興國家財政的作用之大，早在唐初,承襲隋朝舊制,開放鹽禁,對鹽不實行專賣,也不收專稅,商人從中發了大財，這種情況幾乎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安史之亂後期,第五琦掌管財政工作，實行了食鹽直接由官運官銷的加價專賣政策.這與管仲、商鞅、桑弘羊等實行的專賣政策如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種食鹽專賣中，由民制民銷，直接改爲民制、官收、官運、官銷，完全排除了經銷小量食鹽的小商人，這樣雖然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帶來了很多弊端，比如廣泛增加鹽官，大大增加了人員開支，再加上貪污**，經營管理不善，對農村供應不暢等，在很大程度上又影響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
吳用和朱武對這樣的做法進行了改革，朱武以爲“官多則民擾！”因此施用榷鹽法，將鹽的營運交給商人，這種民制，官收，商運，商銷開創了對鹽“就場徵稅，不問所之”的新稅法，充分調動了市場的力量，調動了商人追逐利潤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官營人浮於事，貪污**的弊端，但與此同時，朱武爲了防止部分鹽商投機倒把，由期貨司調度，在各地期貨所囤積定額的食鹽，在百姓缺鹽之際以及對偏遠地區由官府直銷，如此不但增加了官府的收入，也穩定了市場，防止了鹽商囤貨賣奇，百姓食鹽也源源不絕。
史進看到這裡，不禁拍手稱讚，兩位軍師對市場的把握程度，實在令人驚歎，開放鹽禁的做法充分發揮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讓這隻看不見的手指引人們的行動，展現了市場的優勢；但他們又知道市場的缺陷，市場並不能充分的配置資源，在偏遠的地區就是市場力量達不到的地方，因此只有用行政手段彌補市場手段的不足，在這些地方設置鹽官，有官府買賣，同時儘量壓低售價，使當地的居民能夠買得起，由此看來，朱武與吳用非但有着“值低於千里”的本事，確實也是一位市場方面的行家裡手。
史進看過這一節，翻過文書再往下看。
這第四項改革，是利用激勵措施，促進行業發展，對於鼓勵發展的行業，實行諸如免稅、補貼、出口退稅、獎勵等各種措施。
這其中激勵措施多有數十條，但史進的目光則落在了這麼一項上，：“凡造三丈大船，每艘資助銀三十兩！”
陝西雖然土地肥沃，但戰亂一起，生產的糧食自然不夠食用，因此要藉助於南方糧食，但是運糧的途徑主要是漕運，這就需要大量的船隻，爲了鼓勵造船，纔有此新政。
史進頓在此處問道：“三丈大船，每艘就資助三十兩，是不是……有點太多了，我看二十兩就已經很多了！”
朱武看看吳用，遲疑了一下還是開口勸道：“大帥，做事應該考慮長遠，不能計較眼前的一些小利，對於要發展的行業，開始時候只有給執事者較大的利益，讓他們沒有什麼顧慮，才能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生產出合格的產品，不至於偷工減料，同時鼓勵鼓勵更多的人進入這個行業，如果和他們斤斤計較，恐怕不利於此行業的發展，而且不能持久，所以開始多花點錢是值得的！”
史進聽了，抿抿嘴。雖然聽得朱武這話很有道理，可是？心裡還是多少有些顧忌，畢竟眼下的財政擔負不起多久。
吳用看着史進頗有難色的面容，便說道：“大帥，再打下剩下的幾個州，這永興軍路就都在咱們的手中了，到時候，必然要揮師東征南下，而那時候，咱們百萬雄兵都需舟楫來運輸，而水路戰船亦會短缺，若是此時能早些實施刺激政策，不至於因爲戰船的短缺而捉襟見肘，制約了我們的奪取天下的壯志，所以，長遠來看，對我綠林還是利大於弊吶！”
經過吳用這般一說，史進頓時瞭然，點點頭，爽快地說：“既然這般說來，那就如此辦！”史進說罷，便不再糾結於此繼續往下看。
光有以上四項改革還遠遠不夠，畢竟政策還需要人去執行，大宋之前王安石變法的許多條例本意是好的，然而由於用人不當，在執行的過程中被扭曲了，不僅沒有取得多大實效，反倒使“新法”成爲貪官污吏利用爲搜刮的手段，在許多方面還損害了人民的利益，爲了把各項改革措施能得以順利推行，能把好事辦好，朱武和吳用訂製了一套嚴格的用人標準，即有才有德，精明強幹，勤奮廉潔，這三項標準是官方考覈任用的標準，卻不是最終考覈的標準，在此，精餘計算的吳用又兩外製定了各項賬目的月檢和年檢制度，對於出錢納谷的會計人員，必然任用士人，朱武認爲“士陷髒賄，則淪棄於世，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顯然任用士人是因爲他們更清廉，對於掌管財賦的人員，廉潔是比才能更重要的品德，由此，以德爲先的入仕任命也成爲了後來綠林政權的一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