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問齊王，我大唐現有戶民幾何？”林楓繼續追問道。
李景遂尚未回答，一名中年文士率先答道：“我大唐目前有戶一百八十四萬七千餘戶，約丁口四百八十萬餘人。”此人是戶部尚書陶潛。
“謝謝陶大人。再請問我大唐現有在冊官吏幾何？”林楓繼續着他那種跳躍式的問話，帶着現場所有人的思路走。
“二千四百餘人。”這次回答的是吏部尚書嚴績。
“謝謝嚴大人。”林楓聽聞後不由心中暗歎，1：2000的官民比例，在歷朝歷代中已經屬於比較低的啦。
“也就是說，我們平均一個官員大約要負責管理二千餘名百姓，如此官民比例在日常管理時尚可，但如果遇到大旱、大澇、戰亂等極端特殊情況呢，可想而知，我們的官員必然應接不暇，手忙腳亂，這是人手不足的問題。下面，我們再談財力的問題。”林楓侃侃而談，現場的大小官員都愣愣地看着他，以前從來沒有人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問題，自然感覺十分新鮮別緻。
“陶大人，不知我朝財政年度收支情況如何？”林楓向陶潛請教道。
“我朝國計遵循量入製出，歲計大致相抵。”陶潛搖了搖頭，說道。
中國古代稱財政爲“度支”、“國用”、“歲計”、“國計”。“度支”、“國用”指國家的費用開支；“歲計”指國家年度收入和支用的計算；“國計”指國家財政。量入製出，也就是收多少花多少，此財政思想在先秦時期提出和形成，併成爲歷代所遵循的理財原則。
“也就是說，如果碰到大的災難或突發事故，我們並沒有多少空餘的錢糧去賑災，更不用說在局部地區時常發生的小型災難。這正是我朝財力不足的問題。”林楓再次總結道。
“這就是十分現實的問題。我們想利於百姓大衆，但我們卻沒有人，沒有錢，沒有糧，怎麼辦？如果，我們採取商爵法，鼓勵引導廣大富商地主拿出他們多餘的錢財，用到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比如，建義學、修水利、賑災民。這樣子，窮苦大衆從中得利受益，地主富商從中獲得了自身心靈的滿足，贏得了官方民間的認可，兩個階層之間的對立也在無形中減弱。而我們呢，只是拿出一個引導性的政策，沒有多少實際付出，卻解決了百姓困難，緩解了社會矛盾，統治的基礎更加堅實，這是一場三方皆贏的局面，何樂而不爲？”林楓繼續循循善誘。
“好，林議郎此法在互補貧窮有無、緩解社會矛盾的同時，還樹立了社會上向善向好之風，臣認爲此法大善。”韓熙載率先評價道，第一個跳出來爲林楓撐腰。
緊接着，周宗、蕭儼等人立刻表示贊同。
道理已經說到這一步，聖上、齊王也都已經點頭，誰也不會再自找沒趣。這一條，也在全體人員的舉手中通過了。
“林議郎所提利商法第三條，尚待實踐檢驗，在此暫不表決。現在，我們開始辯議市易法的基本稅額。”李景遂繼續主持大局。辯論賽開局還不錯，他的臉上也堆起了笑容。
“林議郎建議，大唐全境內關卡全部撤掉，統一全國商稅爲兩種：住稅和過稅。住稅爲坐商住賣之稅，稅率統一爲百分之三；過稅爲行商通過之稅，稅率統一爲百分之二；商稅收入除支付地方經費外全數上解中央。請問大家對此有何意見？”
這是林楓從宋代商稅制度中學習到的。兩宋以前，商稅名稱衆多，名目繁多，宋朝爲促進商業發展，確定爲住、過稅兩種，住稅相當於現在的營業稅，過稅相當於現在的流通稅。
如今之商稅，名義上爲三十稅一，但名存實亡，沿途稅收往往累積可達十稅一，按照林楓提出的市易法，如果能只繳一次稅，實質上是在降低稅額，對大家都有利啊。大家既然連商爵法都通過了，這次也自然沒有什麼意見。
這條也通過了。
不錯，只用一個多時辰的時間就通過了利商法，李景遂對此也很滿意，輕咳一聲，說道：“關於利商辯論，就到此爲止。下面，我們將開始辯議精兵法。”
李景遂端起眼前的茶盞輕啜一口，繼續說道：“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針對我大唐兵力現狀，結合未來發展期許，林議郎特別從兵員和將帥兩方面入手，分別提出了梯隊建兵法和將帥輪換法。請林議郎向各位大臣解釋具體內容。”
“梯隊建兵法，顧名思義，對現有軍隊進行篩選，選能力最強者繼續爲兵，作爲我朝正規軍，稍次者爲預備役，作爲正規軍的首要補充手段，最次者轉爲邊境地方守兵，起警戒監察作用。三個梯隊之間兵士回報也呈梯隊排列，相互之間可以轉換，前者表現不好，退入下一梯隊，後者表現良好，可以升入前一梯隊，通過競爭來提升鬥志，提升戰力。”林楓將自己的想法給羅列出來，這自然是借鑑了後世的軍隊劃分方法，同時也是避免軍隊大裁人導致軍隊上下人心惶惶的一種穩妥做法。
“將帥輪換法，顧名思義，對於正規軍隊和預備役部隊均採取同樣的練兵手段，同時駐軍一般不輕易調動，但對於領軍的將帥卻是可以輪換的，隔固定時間進行輪轉換位。可謂之爲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將帥。”
這一點，林楓正是出於對南唐幾位君主十分防範軍隊將帥而想出來的，而在林楓的思慮當中，將在這些輪換的將帥中選拔出其中的佼佼者，拉到他的特訓基地進行全方位的現代化軍事觀念洗禮和改造，然後再通過他們不斷地傳播出去，由上到下地帶動軍隊的嬗變。在這種場合，林楓並不準備將他的特種作戰計劃透露於衆。
林楓講完後，現場的大臣們相互瞅瞅，沒有人主動說話。這是因爲，在場的大臣中文官佔據了絕大多數，而武官極少，這一點在武人橫行的五代十國顯得十分另類。
歷史上，南唐爲了避免唐朝節度使的權利過大而造成軍事割據的惡果，一直有意地剝奪消弱帶兵將領的軍權。“唐制，節度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雲知節度事”。昪元六年（公元942年），李昪以宋齊丘赴洪州，任鎮南軍節度使。李璟繼位後也曾以老邁的周宗爲鎮南軍節度使，曾以宋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而這二人都沒有能力承擔軍事。一定意義上，南唐朝廷私下裡已經將出任節度使作爲一種貶職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