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兒子說了他不會做賠本買賣，那麼肯定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曾垂普也解開了心結，開始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他不得不承認，曾凌風的幾個投資意向都是真正的有大功利的，而且，這大功利還是面向最基層的百姓。
新中國成立前的幾千年農業史，就是一部靠天吃飯、受大自然擺佈的歷史。
建國之初的農業，面臨着同樣的問題。1950年，根據“蓄泄兼籌、以達根治”的方針，國家作出了加固和修築堤防、疏導泄洪河道，並修建水庫和攔河大壩的決定，以增強蓄洪和灌溉能力。以治淮工程爲起點，新中國在治理江河洪水、興修水利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
本世紀50－70年代，我國扭轉了靠天吃飯的局面。建國初期，國家領導人就認識到水利建設的重要性，一是可以抗旱，二是可以防洪排澇，三是可以改良低窪易澇的鹽鹼地；並提出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名言。在本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我國先後建成了8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庫，不僅洪水氾濫的歷史基本結束，而且變水害爲水利，基本消滅了大面積的乾旱現象，扭轉了幾千年來農業靠天吃飯的歷史。
60－70年代，在農閒時，大部分的農村勞動力都被動員起來修建溝塘渠堰，這些在農村村邊周圍的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爲改革開放後我國的農業生產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只可惜從此之後的多年來我國一直在吃那時的老本。
80年代後，國家對農民最重要的溝塘渠堰卻被忽視。這麼多年下來，許多鄉村的貯水設施都已被注淤平了，起不到貯水的作用了。
80年代之後，“溝塘渠堰”被遺忘。廣大農村曾經水質清澈、維護良好的水塘與灌溉系統，由於無人組織，單戶農民也無力修整河塘與灌溉系統，因此年久失修而積滿淤泥，成爲臭水溝或者完全乾涸。這些原因，導致1990年代以來有效灌溉面積不斷減少、成災率不斷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斷下降，全國大面積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飯的歷史，一旦碰到乾旱，則無能爲力。
對於這樣的局面，曾垂普也有認識，也是非常憂心的，出身農民的他自然清楚這其中的危險。只是，對於這樣的情況，他卻是無能爲力，也只是在他的轄區丹興做了一些嘗試。
而作爲重生者的曾凌風對這樣的情況更是憂心如焚。
曾凌風的前世是經歷過2010年的那次西南五省的大幹旱的。
當時上萬座在本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庫年久失修，在乾旱面前無法發揮作用。中國的農田水利工程多數修建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設施老化、功能衰退。
我國地處亞熱帶季風區，雖然有乾旱和溼潤的交替，但氣候乾旱可能長期存在，這是地理位置決定的。抗旱防洪排澇是解決水資源安全的途徑，水資源高效利用是水利（電）建設的目的。
爲了我國的可持續發展，結合我國南澇北旱的自然格局，水利建設和水資源高效利用應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長期進行固定投資，並進行水利建設和農田節水灌溉建設立法，以徹底解決靠天吃飯的局面。特別是將南水北調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特別是大西線調水，作爲未來百年的發展目標，讓我國有70%－80%的耕地可以實現節水灌溉。只有這樣，纔能有效抵禦乾旱和洪澇災害，平衡人口增長、土地面積減少、糧食需求增長的矛盾。
南方地區降雨量大、氣候溼潤，羣衆靠天吃飯的意識根深蒂固，患（洪）水害的意識高於抗旱節水的意識，對水資源高效利用重視不夠，特別是對工程節水、農田節水建設不夠重視，節水灌溉公司和企業少。
同時，南方多爲丘陵山地，降雨多，水土流失嚴重，山坡地土壤瘠薄，抗旱能力差；許多地區爲石質山地和喀斯特地貌地區，蓄水能力低下，不比我國北方土層深厚，儲水能力強，土壤水庫的作用大。許多地區是山下江河四季長流，山坡上季節性乾旱缺水。此外，南方地區抗旱節水植物種植面積小，抗旱節水研究力量比較薄弱。
大江大河縱橫交錯的西南地區是中國水資源最爲豐富的地區之一，但由於水資源在時空分佈上不均、複雜的地形地貌和脆弱的水生態環境，使水資源豐富的中國西南地區長期面臨嚴峻的水資源挑戰，歷史罕見的乾旱氣候更使這一區域多年積聚的水利矛盾暴露。那場歷史罕見乾旱再次警醒，必須加強水利建設，特別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農田灌溉網絡工程，改變“靠天吃飯”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水利系統順應改革形勢，在農業灌溉水利體制變革上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討，也取得一系列可觀成績，對於進一步探討我國農業水利在投入機制、管理機制的深層變革，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在一些根本觀念乃至理論上，實現了突破。
對於如何使我國農村水利走出困境，有利於鞏固和發展農業水利、農業經濟，有利於農民的基本生活、生產，保證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有着相當的積極意義。這是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必須肯定的。
目前，一些體制改革的方法與試點，還面臨不少具體的困難。這是因爲過去我國的農業水利體制，不僅是新中國計劃體制的產物，更是幾千年傳統農業水利文化的產物，不要以爲簡單地形式地搬走了計劃體制，就自然而然帶來一個市場經濟的春天。
諸如防洪、灌溉等中國的水利，基本上是一項公益性的社會事業和政府組織行爲，將其退化爲簡單的企事業運作，難免損傷民衆、國家和社會的根本利益。中國的農業水利的過去和現狀，是中國歷史、文化和實際國情的必然。在建設和管理體制上的重大變革，不能忽視深層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問題。
馬克思說過，我們在談到水時，是和土地問題聯繫在一起的。西方的水問題是如此，中國的也是如此。綜觀幾千年中國水利史，不瞭解土地制度的變化，就不可能懂得水利興廢的真正奧秘。現代的土地關係的變化，必然也影響水利興衰、體制的變化。農村土地依然分散，小農的水利就很難實現組織合作與現代化。
縣鎮和農村今天面臨的是，基層政權和管理體系的鬆弛與瓦解，而歷來中國農村的水利組織、管理是與基層社會管理、基層政權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一些以灌溉、防洪爲主要農事的地區，這些水利組織往往是農村社會和政權的維繫紐帶。如果脫離了基層政權，脫離基層社會組織去談水體制的改革，就變成一個無根基的純技術的問題。在目前中國的實情下，脫離政權和基層社會管理紐帶，就沒有真正的改革，也很難有農民自組織的水利。
曾凌風記得，後世有人做過一個統計：如果能夠從上千億的水利資金中拔出600億專門用於糧食主產區的溝塘渠堰建設，既可以增加1000萬的農民就業崗位，又可以進行“貯水於民”的工作，既能提供就業崗位，又能使國家未來糧食安全有了長久保障，也不致於屢屢抗旱了。而此時國家尚致力於經濟建設，用於水利建設的資金非常有限，那麼對於農村小水利的關注就可想而知了。
回想前世那空前的乾旱天氣，雖然重慶並沒有受到像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那麼嚴重的影響，但是還是因此遭受了不少的損失。未雨綢繆，曾凌風希望通過他的一點努力喚起人們對農村小水利的重視。在曾凌風的這個計劃完成後，重慶的農村的生活狀況必將有很大的改善，鄰省見了效果，效仿的可能性將會很大，那麼曾凌風也算是爲那些可能受災的人們盡了一份力量了。
在種種因素的推動下，曾凌風的農村小水利計劃得以順順利利的實施，整個新重慶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水利建設的熱潮。
在這個計劃裡，將會在重慶境內的長江各支流和支流的小支流上建設500餘座各型水利設施，基本上每一個區縣都有7－10個工程項目，其中大型水庫50個，中型水庫200個，小型水庫近300個。工程完成後對重慶的鄉村覆蓋率接近百分八十！
而由於工程中除了較大的項目有專門的工程隊完成外，大量從當地的農民中僱傭人手，這讓多達500萬的農村人口從這一系列項目中直接得到了收入，大大改善了農村的生產狀況，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狀況。
由於所有的工程選址都是精心選擇的，考慮到了文物和風景點的保護的問題，所有在工程完工後非但沒有損壞原有的風景點和文物，反倒增添了近一百處旅遊景點，爲重慶增添了一筆豐富的旅遊資源。
而且大部分的水利項目都是綜合型的，既考慮到了農田灌溉和飲用水的提供，也考慮到了發電。這五百多個水利工程完工後每年將爲重慶市提供大約500億度電，這基本上解決了重慶市電力緊張的問題。
工程計劃三年完工，並在98年7月之前實現其中約120個項目達到蓄水的要求。曾凌風這是爲即將到來的98大洪水做準備。這約120個水庫的庫容達到了近100億立方米，當這些水庫蓄水後，將會對長江干流的洪峰起到很大的削減作用，實現其對滯洪和蓄洪的巨大作用。
整個重慶的鄉村，在小水利項目啓動後，真正的沸騰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