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英微微一笑，舉杯示意衆人安靜。
朱雄英的聲音雖然溫和，但很有力度，再加上他的身份，瞬間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此行巡視五京，是爲了體察民情瞭解邊防，如今一見，北疆安寧實乃我大明上下一心、衆志成城之果，而邊疆之事，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所能及。”
他目光掃過徐輝祖與朱棣，兩人雖神色各異，但都聽着，也沒有哪個在這種場合甩臉子。
上到燕王朱棣，下到北平的文武官員，他們都很清楚，對付巡撫來的天使，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與其發生衝突，不被其找到疏漏的差錯。
朱雄英繼續說道：“徐將軍所言的衆將士用命，燕王殿下的威震草原，皆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但北疆安寧，既需將士們英勇無畏，血灑疆場，亦需朝廷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如此一來才能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來以保我大明邊疆永固，這話可還有幾分道理？”
出乎朱棣的意料，朱雄英並沒有趁着話柄落在他那裡，就對朱棣如何如何。
其實仔細想想也知道，在大明，想要扳倒一個藩王，沒有充足證據是不可能的，而想要整死一個藩王，那更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
如果藩王失德，第一步也是叫回京中教育，第二步是改封。
目前爲止，哪怕是如秦王那般在封地裡搞得天怒人怨，也沒有說直接被賜死的。
更何況，朱棣不僅沒什麼罪過，功勞倒是不小。
所以僅僅靠着一個話柄，除了明面上得罪朱棣，沒有任何的好處，而讓他面子刺一下又能如何呢？朱棣的臉皮可是足夠厚的，根本就是不痛不癢，反而讓人看到了皇室不和睦的一面。
因此，朱雄英高高舉起最後輕輕放下，其實是相當高明的一種做法。
最重要的是，朱雄英的立場足夠穩。
他的話語裡，明確表示了，他是從朝廷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從他個人的角度出來，希望整個北疆都能團結一心。
說到這裡，朱雄英頓了頓，似乎在思考如何更深入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在我看來，合縱連橫之策，不僅用於對外分化蒙古諸部，對內，我們也需要小心。”
這就是不點名批評了，話說的不重，也照顧了他們的自尊心，隨後朱雄英話鋒一轉道：“北平乃我大明北疆重鎮，若我等能摒棄成見，攜手共進，那北疆何愁不安？大明何愁不強？”
此言一出，宴會上原本緊張的氣氛爲之一鬆。
徐輝祖與朱棣相視一眼，各自心中暗自思量。
徐輝祖率先舉杯，向朱棣示意，聲音中帶着幾分誠懇：“燕王殿下，徐某先前言語或有不當之處，還望殿下海涵。”
朱棣亦舉起酒杯，回以一笑：“徐將軍言重了，你我同爲大明效力，自當同心協力。來，爲了北疆的安寧，爲了大明的未來，乾杯！”
隨着兩人酒杯相碰，宴會上的氣氛再次熱烈起來。
朱雄英見狀，心中暗自鬆了一口氣。
他知道自己這番話雖不能直接解決北平內部的矛盾，但至少爲雙方搭建了一個溝通的橋樑，爲未來的合作留下了可能。
至於兩人能不能合作，還是真就跟宿命冤家一樣對着幹，那就並非是他能左右的了，至少從自己的職責上，朱雄英已經做到最好了。
嗯，從內心來講，徐輝祖還是不太可能跟朱棣尿到一個壺的，所以朱雄英這番話雖然顧全了兩人，但過了今天，該幹仗還是幹仗。
當然，對於燕王朱棣本身，朱雄英還是心存疑慮的沒辦法，屁股決定腦袋，這個換誰都一樣，只不過朱雄英沒有朱允炆那麼極端，就算他真的繼位了，他也不打算短時間內就用那麼大的力度削藩。
在朱雄英看來，連拉一派打一派都搞不好，朱允炆壓根就不是玩政治的料，他的幾個謀士，諸如齊泰、黃子澄，也是蠢的可怕。
若是真由他削藩，那也是徐徐圖之，先把德行最不好的幾個藩王給改封，然後由與他關係較近的藩王去替換，這樣纔是一箭雙鵰，至少師出有名而且讓一批藩王得到好處站在自己這邊。
其次則是先強藩後弱藩，先削護衛後改封，無論如何軟禁甚至逼人自焚，肯定是不行的，從任何方面都說不過去。
最後，就是海外封藩的法子了。
這個思路其實從他對如何改封秦王的建議裡面，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與其把大明的藩王問題當成內部矛盾來處理，在朱雄英看來，倒不如轉化成外部矛盾。
爲什麼會爆發靖難之役？歸根結底，就是因爲朱棣被逼的沒退路了嘛，但凡朱棣有條退路，他都不可能起兵造反，如果沒開天眼，都覺得以北平一地對大明傾國之力必敗無疑，敗亡只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而之所以明知道是敗也要拼死一搏，就是因爲現在不拼，馬上就死。
所以，真的不要把人逼到無路可退，大明在擴張期，是可以走海外封藩這條路的，這是和平的法子。
畢竟和平削藩這種事情，對國家是有利的，也有助於歷史進程走上正軌.不管怎麼說，塞王制度，在明初來講，其實都是必然的一種抉擇。
不要笑古人蠢，在特定的環境下，能規定出來的制度，往往都是當時的最優解，只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會變差罷了。
宴會結束後，朱雄英被安排在了燕王府的貴賓客房休息。
夜深人靜之時，他獨自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月色，心中思緒萬千。
此行巡視五京，他看到了大明邊疆的堅固防線，也感受到了邊疆將士們的盡忠職守。
但更讓他擔憂的是，那些隱藏在暗處的危機。
像是吉安侯陸仲亨這種資歷侯爵，在一個地方動不動就坐鎮十幾年的，可不僅僅是個例。
在如今的大明，雖然國公這個層級，已經開始頻繁調動了，但侯爵依舊是軍中的坐地戶。
一方面，是調動起來會影響整個防線的穩定，另一方面，也是怕出亂子。
“歷史一旦被改變，後續的變數便完全不可控。”朱雄英喃喃自語。
朱雄英深知自己肩負的責任重大，作爲太子嫡長子，他的角色是很微妙的，不能越界，但也要爲大明的未來籌謀佈局。
不過九邊制度和總兵制度，肯定是大明的未來的演變趨勢。
這樣的制度，雖然會造成防區更小更分散，以及總兵之間互相推諉扯皮的情況，但對於中樞來講，明確劃分防區和責任的制度，是更有利的。
之所以要搞總兵制度，是因爲大明現在的指揮層級中間有空缺。
朝廷中樞負責軍事事務的，是五軍都督府。
這個沒問題，無論是宋代的樞密院還是什麼其他機構，中樞總要有一個抓總的軍事負責機構。
問題就出在都司衛所制度上，這種制度由都司、衛、所三級構成。
都司是地方上最高級別，負責統領一片區域內的所有衛所，並向五軍都督府分管這片地方的那個都督府報告情況。
衛是中間級別，負責管理一定數量的所，並調配兵力，所是最基層級別，負責駐守一定範圍內的城堡或屯田，並執行衛的命令。
而在特定的地區，諸如甘肅、寧夏、遼東等地，由於當地就沒有什麼百姓，絕大部分都是軍戶，所以就設置了“行都司”來統管軍民政務。
但問題在於，都司這個級別，管轄範圍過大了。
以朱雄英剛剛經過的山西舉例。
山西都司，十六個都指揮使司之一，於洪武八年十月設置，屬於後軍都督府管轄。
其內部有太原左衛、太原右衛、太原前衛、振武衛、平陽衛、鎮西衛、潞州衛、蒲州千戶所、廣昌千戶所、沁州千戶所、寧化千戶所、雁門千戶所，然後現在還名義上管着晉王三護衛和代王三護衛。
可山西的軍事情況，是山西都司能夠及時反應過來並且指揮的嗎？
很顯然不是，因爲山西的最南部是中條山地區，而最北部，直接就是大同以北出塞的地方了，兩端情況不說是天差地別，也可以說是毫不相干。
一旦戰事發生，那麼大同一線，雁門關一線，必須快速反應，只能由當地負責指揮的國公或者侯爵來判斷。
正因爲這種實際情況存在，所以山西都司，哪怕不用進行任何制度改革，現在它本身也是沒指揮權的，主要的兵權，都在穎國公傅友德，以及負責山西北部幾個重要防區的侯爵手裡。
如果歷史線沒有改變，到了永樂時期，由於防禦模式已經逐漸轉移到沿邊防守上，因此朝廷會委派重將在邊防區域長期駐防，總兵官作爲某個防區的最高級軍事長官，負責統領當地所有軍隊，並向中樞報告情況，而總兵官不僅擁有指揮作戰和調動兵力的權力，還擁有節制都司衛所和諸王軍隊的權力。
而到了仁宣時期，總兵制度就徹底定下來了，明確規定了總兵官權力，並要求佩印，宣宗朝時期不僅完善了總兵鎮守制度，還對總兵官施行免其朝賀的禮待制度。
所以，總兵制度是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
——爲了戰略上的快速反應，就必須要在都司和衛之間，多加一個層級。
如果不這麼做，那麼譬如大同和宣府，在對抗蒙古人南下時，根本就是一體的，而這兩個地方卻屬於兩個都司.真打起仗來，你能指望先讓兩個都司之間溝通好糧食、軍械、兵力調配等等問題，然後再統一指揮嗎？
而九邊制度，則是由總兵制度延伸出來的。
大明的北疆防線長達萬里，如果處處設防，那就約等於處處不設防。
所以必須採用重點防禦的辦法，除了重點防禦地區，其他地區都是負責警戒的，而根據總兵制度的思路，由各個重點防禦地區串聯起來，那就是九邊了，只需要在九邊重鎮駐守重兵，形成有點有線、以點控線、以點制面、點面相結合的防禦體系，就能確保北疆無憂。
而從實際效果來看，九邊體系是相當不錯的，起碼，沒出過大簍子。
明朝中期國力還算強大的時候，對於寧夏和河套等地，完全能夠做到重拳出擊，戚繼光鎮守薊鎮的時候，更是和平了十年之久，而即便是到了明朝後期，在內部農民軍起義嚴重影響了九邊的後勤和防禦重點的情況下，依舊沒有什麼大簍子，不管是宣大一線還是山海關一線，都很穩當，如果皇太極不借道蒙古草原帶上八旗全部家當繞了個大圈千里奔襲的話，薊鎮正常來講也不會有問題。
而九邊的形成，則是先有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五鎮，初步實現了沿邊五大軍事重鎮的佈防格局，然後纔有了薊鎮、榆林等鎮的出現，而九邊軍鎮的層次化配置，也使得大明的邊疆軍事力量能夠根據不同的需要靈活調動和配合，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軍事防禦網絡。
朱雄英結合他這段時間，在北疆防線上考察的見聞，一併寫了一封信，次日一早，通過攜帶的電臺發給了開封的河南布政使司，然後由河南布政使司轉發給京城.電臺離得太遠，功率就不太行了，倒是陸續有一些大的電臺，但大的電臺又不方便攜帶，所以只能中轉一下。
京城，還在和馬皇后一起吃早飯的時候，朱元璋就收到了。
如今年紀大了，朱元璋的飲食，也明顯健康了不少，或者說，吃肉有點吃不動了。
朱元璋接過來，只是看了看，眉頭便微微一皺，心中暗自思量。
馬皇后見狀，溫柔地詢問：“陛下，可是邊疆有急事？”
朱元璋輕輕搖頭，眼神中卻難掩凝重：“不是急事，卻比急事更讓人憂心.這是英兒從北平發來的信，詳細闡述了這次對北疆防線的考察，還有就是對未來軍事制度改革的見解。”
馬皇后聞言，放下手中的筷子，認真地傾聽着。
朱元璋緩緩展開信紙，逐字逐句地讀了起來，不時沉思。
信中，朱雄英不僅描述了他的北疆見聞，也提出了九邊制度和總兵制度的構想。
馬皇后還是挺高興的：“你看看，這孩子真是長大了，心思縝密，見識不凡。”
朱元璋這次卻並沒有多少高興的神色，他只是搖了搖頭。
“總兵官制度若是定下來，與節度使何異？”
總兵官，表面上看起來跟節度使是不太一樣的。
畢竟節度使是使職，跟朱雄英作爲巡撫五京的天使一樣，是臨時的特使，屬於特殊情況，辦完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可爲什麼節度使能演變成藩鎮？杜佑曾在《通典》中寫道：“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是百司具舉，庶績鹹理”，說白了就是因爲使職，起初是因爲臨時又有需要而設置，後來發現效率極佳，比那些職事官好用多了，於是乾脆讓使職代替了職事官，比如節度使和鹽鐵使。
發現了嗎？這跟朱元璋爲了北疆便宜行事，所以派遣國公鎮守特定地區，是一樣的。
那麼朱元璋爲什麼不把這種制度，以及國公們的輪換，變成正式的制度，給它書面化規定下來？難道是朱元璋不懂這種制度的好處嗎？
當然不是，朱元璋很清楚這種制度對於北疆軍隊作戰的好處，可是這種制度如果從徐達開始算起，如今都二十多年了，也始終沒有任何名分。
“名分”，對於帝國來講，很重要。
有名分和沒名分，那是兩回事。
沒有名分，你只是臨時負責這片區域的，哪怕這個“臨時”能臨時個二十年，那你也是臨時。
這跟臨時工的道理，是一樣的，一旦真較起真來，不需要任何理由，直接就能奪了你的兵權，你在制度層面沒有任何能夠反駁或者扯旗抵抗的理由。
但是一旦這種臨時工變爲正式工，變成了總兵官，那性質就變了。
這裡面不僅僅是將領的性質變了，衛所兵的性質也會跟着變，朱元璋雖然看不到以後明末總兵們視軍戶如奴僕，豢養私兵“家丁”組建私人軍隊的德行，但是制度都是有歷史可以參考的。
還是唐朝，還是節度使。
唐初的制度是府兵制，這種繼承自西魏、北周、隋的制度，秉持的理念是“有恆產者有恆心”，在各州設立不同數量的管理機構，然後府兵每年農閒時節定期參加訓練，一旦朝廷徵召或者他們進京衛戍、去邊境換防，那麼就自帶糧食兵甲去。
唐初那麼武德充沛，跟府兵是分不開關係的，但府兵制有一個致命問題，那就是隨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兼併的愈演愈烈，府兵的田會被逐漸侵佔，府兵的戰鬥力也會下降，再加上府兵制度受到作戰半徑的影響，帝國的疆域越大，那麼府兵的戰鬥信念和補給能力都會極大降低.太宗時，府兵戌邊三年一輪換，而到了玄宗的時候別說三年，六年都回不來了，老家所處的地方偏一點的話，從安西走回來就得兩年。並且，因爲關隴集團對當年北齊、南陳故地的不信任，府兵制度在大唐近一半的土地上，其實是推行並不力的。
所以府兵本來就沒多少，統帥也不是本地人，都是中樞從正式官員或京師禁軍將領中臨時選拔任命，如此一來兵少將生，面對北疆的遊牧民族，那就只能被動挨打。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在北疆搞常駐的邊軍，而且需要大量招募非府兵的漢人勇士以及歸附遊牧民族，也就是胡兒。
這個問題在河北方面體現的尤爲嚴重。
當年東西魏分立，若不是宇宙大將軍侯景在沙苑之戰時候的腦殘建議，東魏早就把西魏給滅了，即便如此，高家建立的北齊一開始也在與北周的對峙中佔據着明顯優勢山東集團（指崤山以東）和關隴集團天然就不對付，到了隋唐一樣如此，廟堂裡基本上全是八柱國後人，而河北人天生就低人一等。
而一旦這些河北籍的漢人或者是胡兒掌握了軍權，那麼接下來不管是養寇自重也好，故意挑起戰端也罷，接下來就是不斷地打仗，而打仗就需要募兵，爲了圖方便，中樞也就把募兵權放給了節度使，自己手裡捏着財權，自開元二十五年以後，各鎮節度使開始相繼自行募兵，而後因爲中樞內鬥，爲了拉攏邊將，又下放了財權，最後就是安史之亂，以及從唐朝中期開始始終與唐帝國並存的藩鎮割據問題了。
所以，邏輯就很簡單了。
從朱元璋的角度來思考，現在雖然實際上勳貴已經承擔了總兵官的職責，但並沒有名分，而一旦給了總兵官的名分，並且把分片駐防的九邊制度作爲國朝的正式制度給確定下來，那麼這些總兵官們，就實際上掌握了軍權。
掌握了軍權的總兵官，你猜還會不會聽名義上的上級機構都司的指揮？
聽個屁！
現在山西都司指揮得動傅友德嗎？陝西都司指揮得動馮勝嗎？北平都司指揮得動藍玉（遼東行都司名義上隸屬北平都司管轄，但實際上直接接受五軍都督府管理）嗎？
所以，有了名分，總兵官就是唐朝早期版本的節度使了。
節度使爲了增加自己手裡的權力，肯定會不斷地在邊境挑事，這根本不用想，屁股決定腦袋，有幾個像是戚繼光那種“封侯非我願，但願海波平”的人？戚繼光當薊鎮總兵的時候，修築空心敵樓，完善車陣，搞的都是防禦性戰術，蒙古人知道啃不下來，乾脆就不進攻了。
在邊境挑事-增加手下軍隊數量-進一步要求財權和治理權-形成獨立王國，眼熟嘛？這就是李成樑以及他的派系走的路，可戚繼光這種人註定是少數，玩養寇自重的李成樑纔是多數，而李成樑的行爲，除了沒造反，其他跟安祿山、史思明有什麼區別？或者說，李成樑遺留下來的遼東將門，和藩鎮有什麼區別？
九邊總兵制度，發展到了晚期，註定會復刻唐朝成爲藩鎮。
朱元璋對此，看的清清楚楚。
正因如此，朱元璋纔對此不置可否。
當然了，繼續這麼“臨時”下去，也不是回事，但眼下確實也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朱元璋眼中閃過一抹複雜的情緒：“英兒的想法，讓咱想起了年輕時的自己。只是，這藩鎮問題，始終是個心腹大患，英兒雖有遠見，但想要真正解決，談何容易，這個辦法咱覺得是不可行的。”
“唐之藩鎮，翌日之總兵。”
朱元璋放下了手裡的紙，下了結論。
馬皇后輕輕拍了拍朱元璋的手背，安慰道：“別急，英兒既然能提出這些見解，必然也有他的想法，我們且看看他接下來會怎麼想、怎麼做，再從中引導便是。”
“妹子說得對。”
朱元璋沉吟片刻，點了點頭：“英兒這孩子，有勇有謀，將來定能成大器，只是他現在還年輕，需要更多的歷練和磨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讓他多走走長長見識吧。”
吃完早飯，朱元璋口述，讓王景寫了一封關於此事看法的信，隨後給朱雄英通過電臺，先發給河南布政使司，然後由河南布政使司轉發了過去。
朱雄英在北平燕王府的客房內，正埋頭於案牘之間，整理着近日來所見所聞的思考，除了北疆的軍務，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這一路走來，對於他而言，確實是極大地豐富了人生閱歷。
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緒，門外的錦衣衛輕聲稟報：“殿下，京城有消息。”
朱雄英放下筆，連忙起身開門接過信件。
拿過來一看，是皇爺爺的親筆回覆。
信中，朱元璋並未直接否定他的建議，而是以另一種角度，結合了唐朝的藩鎮，闡述了對總兵制度和九邊防線的考量。
朱雄英細細品讀，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無奈。
有的時候事情就是這樣，對應當下的人來講，解決不了的事情的最優解，就是拖着不解決，留給後人，相信後人的智慧。
這樣的話，既不需要揹負歷史責任，也不會對眼下的情況有什麼影響。
這些國公，再臨時個十年，也不會有什麼怨言的。
但問題就在於，兩個十年，三個十年，四個十年呢？
朱元璋在的時候，可以憑藉獨一無二的威望壓制住這些百戰名將，朱標也可以，那麼朱雄英如果當政個幾十年，也能這麼搞嗎？真就不給個名分嗎？就算朱雄英可以，他的後代呢？
這種事情，總是要最後形成制度的。
不過朱元璋的擔憂，也並非無的放矢。
朱雄英放下信紙，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初升不久的太陽，心中已有了計較。
暫時做不到的，可以先放下，但絕不能忘記。
改革之路必然荊棘密佈，但他更清楚，爲了大明的未來，這些陣痛都是值得的。
接下來的日子裡，朱雄英除了繼續巡視北疆，還特意走訪了更多偏僻的隘口，與當地的軍官、士兵還有百姓深入交談，收集更多的一手資料。
任何制度的變革都不能脫離實際，必須建立在充分了解當地實際情況的基礎之上。
有了這些走訪的資料，朱雄英也開始着手撰寫一份更加詳盡的改革方案，這份方案不僅包含了九邊制度和總兵制度的構想，還融入了更多關於如何防止權力濫用、確保軍隊忠誠的措施，這份東西，或許短時間內用不上，但朱雄英必須要爲以後做準備。
而就在朱雄英基本上完成了巡撫五京的工作，準備返回南京應天府的時候，一份有些異乎尋常的情報，卻從遼東傳到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