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節 日僞時期薊縣老百姓的生活情況:
從1644年清兵入關，到1938年抗日大暴動之前，薊縣一直處於和平環境，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以及八國聯軍進犯北京，都沒有波及到薊縣，薊縣的老百姓一直過着太平的日子。日僞時期，冀東成了游擊區。各縣城和大村鎮都有日軍佔領的據點。北面的山區和距離各縣城較遠的平原上的小村鎮卻是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地盤。各縣城裡有日僞政權，幾個縣的交界處還有抗日政權（根據地），廣闊的中間地帶則成了游擊區，雙方的人員都在城外的村莊裡活動，老百姓們就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
抗日戰爭時期薊縣城裡的老百姓也不過七八百戶，四五千人（注）。因爲那時薊縣城裡沒有工廠，大商號也不多，主要靠土地徵稅。抗戰前薊縣的機關單位和和國辦學校很少，靠稅賦供養的公職人員也比解放後少得多，如果在和平時期，老百姓的負擔還是不大的。抗日戰爭時期，薊縣城裡比過去增加了那麼多軍隊和警察，必然要增加薊縣老百姓的經濟負擔。
首先是在住房上，城內原有的官宅大多被新組建的警備隊佔用了，三個大隊的一千多人都安排在以前的“官宅”裡，原來在那裡辦公的社會團體只好另找辦公地點。因爲城裡的“官宅”“官地”不夠用，還需要徵用一些包括店鋪在內的“民宅”。南大街路西的日本隊部，也就是現在中醫院臨街的一部分，本來是“新張家”的民宅，被強行徵用。好在“新張家”有錢，他們又在靠近西南城根的地方置買了一處小宅院，搬到那裡去住了。位於“新張家”後院的孟昭信家的一個小院，三間草房，本來是孟昭信大兒子孟憲成一家居住的。因爲與日本隊部僅一牆之隔，也被徵用爲馬廄。孟憲成家只好搬到西院和孟昭信夫婦及二兒子們一起居住。西大街路南的日本憲兵隊部，也是徵用的商家店鋪的宅院。那時所謂的“徵用”，就是政府無償使用，被徵用者必須無條件服從，誰敢像現在的拆遷戶那樣和政府討價還價呀。
除了住房之外，突然增加的這麼多軍人吃飯及軍餉發糧食（每人每月200斤小米），也給老百姓增加了不少負擔。據老年人介紹，那時日本軍隊只吃大米飯，不吃粗糧，因爲薊縣的大米很少，日本軍隊吃的高麗米（朝鮮米）都是從關外運來的軍糧。而警備隊的一千五六百人，吃的和發放的軍餉糧食完全由薊縣老百姓負擔，以每人每月250斤計算（自己吃50斤，發200斤），全年就增加三四百萬斤。那時薊縣生產的小麥和稻穀少，警備隊也是以粗糧爲主。警備隊的軍糧是按照土地的畝數來交納的，俗稱“交公糧”。日僞時期攤派的公糧數量，較過去增加了好幾倍。同時，爲防範抗日武裝力量的打擊，日僞軍在各個城鎮之間要修公路、架電話線杆。在佔領的村鎮內還要建據點（軍隊駐地大院），據點外邊要挖壕溝，裡邊要修炮樓等，較和平時期增加了許多工程。這些工程也要按照土地畝數攤牌義務工，俗稱“出官工”。以前的和平時期只有挖何修路是“出官工”，工程較少。日僞時期的“官工”較過去增加了好幾倍。城裡那些商家店鋪，自己沒空“出官工”，就要到“工伕市”上去叫“工伕”，也就是到勞務市場僱人替自家“出官工”，自然加重了經濟負擔。
對於生活在縣城和邦均、馬伸橋等大村鎮的老百姓來說，由於處於日僞軍佔領區，是“良民”，只能逆來順受，按照官方要求交糧交款“出官工”，生活水平當然要大大降低，受苦受累也只能忍受。
可是在城外鄉下的農村裡，日僞政權徵收糧款和攤派“官工”就不那麼容易了。在靠近城鎮的許多農村，雖然沒有抗日武裝力量的公開活動，卻也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他們向老百姓宣傳抗日救過思想，號召老百姓堅壁清野（把家裡的糧食藏起來），用軟磨硬泡的方式“抗捐抗稅”，同時也暗中爲抗日武裝籌集軍糧。因爲抗日武裝人員也是要吃飯的，游擊區的老百姓也要爲抗日武裝人員提供食宿，也要交公糧。那時的村幹部需要“兩面應付”，收上來的公糧，既要給日僞軍，也得給八路軍。因爲共產黨八路軍只管吃喝不發軍餉，養同樣多的人需要的成本較低，所以對老百姓的捐稅要求較少，因此受到老百姓歡迎。而日僞政權養兵成本高，必然加大捐稅的徵收額度，所以才被老百姓反對。本來老百姓就嫌日僞政權攤派的公糧多而不願交，再加上還能以“爲皇軍收的公糧被八路軍搶走”爲理由，拒絕或拖延向日僞政權交公糧，所以，警備隊的糧餉籌集也是有難度的。因爲警備隊的糧餉供應沒有保證，所以，除了與八路軍正式作戰之外，就需要下鄉徵收糧食，或者下鄉抓民伕修公路、建炮樓等。另外，也需要抓壯丁補充兵員。
警備隊下鄉徵收公糧，一般是以小隊或者班爲單位集體行動，按照往各村攤派的公糧數目，到各村去催收。每次都是先到村公所（或稱堡公所），由保長接待，中午都要在村裡吃飯，下午押運糧車回城。那年代村公所裡的公款“客飯”只是玉米麪窩頭，小米乾飯一類的普通飯食，沒有酒和肉，更不是擺酒席宴會。要想吃的好一點，就得來“橫的”，否則，村幹部不會心甘情願的給他們“好飯”吃。那時在警備隊中流行一句順口溜：“打粳米、罵白麪，槍托子一舉炒雞蛋。不打不罵，棒子（玉米）餅子小米飯”。可見那年代農村裡就出現了村幹部被迫用公款招待上級工作人員的現象。
那時警備隊下鄉收糧是有任務的，不能坐在村公所傻等着。 要監督村幹部收公糧，下午帶着糧食回城裡。有的村幹部說收不上來，警備隊士兵就讓村幹部帶路，到各家各戶去搜，實際就是公開合法的“搶糧食”。在搜糧食的過程中，有的僞軍見到村民家裡的好衣服、小古董等其他值錢的東西，也就順便搶走了。
據西北隅老農孟慶餘（1933年生人）回憶，在小時候一天到警備隊的操場去玩，看見中隊長正給當兵的訓話。他聽見那個中隊長正批評部下，意思是各小隊下鄉入戶徵收糧餉時，不要順便拿老百姓家裡的其他東西，說這是違反皇軍制定的紀律的。還批評說：“有的兵見到啥都是好的，連二分錢一付的腿帶子（過去冬季穿棉褲要用特製的布條紮緊褲腳，以免灌風。這種廉價買來的布條俗稱腿帶子）都給人家拿來了，也不嫌丟人。”並且囑咐說，“即便偷着拿了些東西，回來你也別顯擺呀。讓皇軍知道了多瞧不起咱們中國軍人呀”。 這就是對當時日僞軍下鄉收糧的真實寫照。
我想，正由於自衛團警備隊在家門口當兵，才使這些當兵的不顧軍紀的約束，把一些居家過日子的東西搶來送回家裡。野戰部隊的士兵，大概不會搶老百姓的衣服、鞋帽和刀勺鏟子一類東西的，因爲這些對他們沒有用。
在距離城鎮較遠的地區，八路軍或者縣大隊、區小隊等抗日隊伍，經常組織民衆破壞公路、剪斷電話線和砍倒電線杆。還採用游擊戰的方式襲擊小股日僞軍，有時也攻打城外鄉村中一些日僞軍的小據點。日僞軍爲了消滅抗日力量，經常出動兵力到抗日隊伍活動的邊遠村莊去“討伐”，許多關於日軍僞軍燒殺搶掠，強姦婦女的暴行、慘案，都是在“討伐”中發生的。聽說日僞軍“掃蕩”盤山抗日根據地時，把花峪村的幾十戶的民房全部燒光，屠殺無辜羣衆48人。到穿芳峪鄉某村討伐時，把一個青年小媳婦脫光衣服仰躺着捆在板凳上，當着全村老百姓的面，被十幾個日本兵糟蹋。所以，每當得到“討伐隊”要來的消息，游擊區村裡的老百姓就嚇得往村外跑，俗稱“跑反”，尤其是青壯年跑的更快。跑不掉的老弱病殘，就被日僞軍強迫驅趕到大場上訓話。要求老百姓交待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情況等，如果誰說不知道就要捱打。
據孫各莊鄉隆福寺村唐會友講：一天早晨日僞軍來討伐，大夥都沒來得及跑，就被趕到大場上接受訓話。一個僞軍問他誰家有當八路軍的，他說“沒有”。僞軍說他不說實話（村裡既有當八路軍的，也有當漢奸的），就把他按跪在地上，用一寸粗的木棒子打他的後背，衣服和肉都打爛了。開始打時感覺非常疼，後來就麻木了，木棒子打在背上時，卻感不到疼痛了。感覺就像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被木棍打一下，只是有感覺卻不疼一樣。可是挨完打以後，即使抹上藥也很疼，一個多月才痊癒。那時期青壯年們爲了安全，就在山坡梯田的“壩臺階子”（用石塊砌的梯田護牆）裡挖個地洞，把被褥搬到地洞裡，到洞裡去睡覺。躲進地洞後再從裡邊把洞口用石塊壘上。地洞裡既通風透光，又不容易被外人發現。薊縣城南平原地區，水皮淺，挖不了地洞，有的人就躲進房屋的頂棚裡。那年代一些游擊區的老百姓整天都是提心吊膽，寢食不安的。有一次，馬伸橋北面的東葛岑路上，來了幾個好像背大槍的人，嚇得隆福寺村和馬莊村的老百姓跑了一大半。那幾個人走近村子大家纔看清，原來是上山打柴的農民，只是把扁擔用繩拴着背在肩上，離得遠看不清，才把大家嚇的“跑反”了。
小時候，聽我母親講：我姥姥家溵溜鄉富王莊（現已建爲新城區）離縣城只有八里地，也要“跑反”。她們莊離縣城雖近，可也是抗日武裝力量經常出沒的地方。我外祖父劉尚達曾經是“連莊會”會員，他也參加了1938年的抗日大暴動，成了一名“便衣隊”（薊縣參加暴動的抗日部隊，因沒有軍裝被老百姓稱爲便衣隊）員，在撤退去北京西面的太行山區途中，部隊被日軍打散，我外祖父就跑回家來了。我母親年輕的時候，也接觸過抗日政府的婦女幹部，學會了好幾首抗日救亡歌曲，在我小的時候她經常唱給我聽。我還記得其中的幾句歌詞，如“八路好，八路強，八路軍打仗爲老鄉”；“中華好兒女快快拿起槍，團結一心都來打東洋”； “正月裡來正月正，有志的男兒來當兵”、“二月裡來龍擡頭，中國人不做亡國奴”、“三月裡來三月三，趕走鬼子保江山”等。我母親還說那些女幹部曾經動員她剪掉“小纂”參加抗日政府的工作。可那時她已經結婚了，不願落下背棄婆家跟人“跑了”的壞名聲，沒有去參加抗日工作。
據說“鬧日本”時，我母親她們王莊子村也曾經經常“跑反”，尤其是婦女和年輕的小夥子們都嚇的跑，有時來不及跑就躲藏在自家屋子的頂棚內。那時多數家庭的房子都是堂屋（外間屋，廚房兼過道）不弔頂棚，裡間屋（臥室兼客廳）吊的是泥頂棚。泥頂棚的承重力強，年輕人可以登着梯子從堂屋的“山花子”（薊縣人對房柁架中的縫隙俗稱）鑽進頂棚內趴着或躺着，再讓老年人把梯子撤走，外人一般想不到這裡能藏人。小時候聽我母親說，“鬧日本”“跑反”時，有一次她大哥，也就是我大舅劉瑞，來不及跑出村去了，就曾經在自家頂棚裡躲藏過。
那時縣城附近村莊裡的年輕婦女“跑反”是怕受侮辱，小夥子“跑反”是怕被抓兵（強徵當僞軍）。青壯年男女都跑了，剩下老的小的被集中到大場聽訓話，意思是要當良民，別爲八路軍辦事，八路軍來了要報告等。同時還要爲日本兵燒水洗澡，日本兵就利用老百姓家裡的水缸，當作浴缸。讓老百姓在家裡用大鍋燒熱水，燒開後用水桶挑來，倒在缸裡，兌好涼水，輪流洗澡。北方的農民沒有在浴缸或浴盆裡洗澡的習慣，用老百姓盛飲用水的大缸當浴缸，老百姓當然不滿意，可是也不敢表示反對。可能是因爲村子小，距離城裡又不遠的原因，她們村的老百姓雖然也“跑反”，卻沒有出現被日僞軍燒殺強暴的慘案。
解放初期，一提起“跑反”，鄉下的老百姓都心有餘悸，因爲不是一跑就沒事了。“跑反”不同於搬遷，只是臨時躲避討伐隊，等討伐隊離開村子，大家還要回來的。所以，只是帶一點值錢的東西和趕着牲畜跑。家門或鎖或關都沒用，討伐隊要進門搜查。見到糧食、雞鴨、豬羊等就搶走，有時還放火燒房子。那時，鄉下的老百姓就盼着過太平日子，都說“如果不跑反了，一天喝三頓稀粥也願意”。
與薊縣鄉下那些怕“跑反”的老百姓比起來，薊縣城裡的老百姓要“幸運”多了，因爲城裡不存在“跑反”的問題。城裡是日僞軍的大本營，日本人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也需要收買籠絡人心，也公開講要爲老百姓謀幸福的。他們在自己的駐地城鎮也要強調軍紀，不許日僞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也講買賣公平，不許隨便打人罵人，不許隨便拿老百姓的東西等。如有違反紀律，欺負老百姓的現象，被欺負的老百姓可以去日本憲兵隊部“告狀”，日本憲兵既負責領導組織特務隊（漢奸）的收集情報工作，也負責糾察城內日僞軍的違紀現象。所以，儘管日僞軍下鄉討伐時，燒殺搶掠，糟蹋女人，但在縣城裡還是遵守紀律，不敢隨便欺負老百姓的。縣城裡的老百姓儘管生活在“戒嚴”的恐怖中，但他們的人身安全和家庭財產，還是有一定保障的。
例如，對待城裡人涉嫌私通抗日組織的問題，日僞政權也是講“要重證據，依法辦案”的。前面“第六節”中介紹的“新張家”的“張三爺”，因爲本人承認了接受抗日女幹部家屬的錢財，要保釋女幹部出獄的事實，就被日本顧問下令，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公開槍決了。但是，對於沒有證據的嫌疑人員，他們也是不敢隨便處理的。據西南隅村農民李瑞田（1926年——今）回憶：日僞時期他家就住在南大街北段路西的一個缸店院內（臨街的房屋是賣缸的門市部，後院是居民住宅），1943年的一天上午，西大街的李繼榮（西北隅村農民，1930年——今）到他家去玩，還有對門李家面鋪的媳婦抱着孩子也來串門。突然，這個院被警備隊和警察包圍了。連缸店的掌櫃、夥計和顧客，帶裡院幾家的戶主和來串門的客人，一個個問明身份後，什麼理由也不說，連男帶女連老帶小包括抱小孩的婦女一起十幾口人，都被帶到縣政府前院的看守所內。大家莫名其妙，稀裡糊塗的就被關進大牢了。也沒有經過縣長“過堂審訊”（當時只有警察局沒有法院，案件由縣長審判），當天下午，像李繼榮這樣的小孩子和婦女、老人都被釋放回家了。剩下幾個青壯年還關在牢裡，陸續交保釋放的。李瑞田就被關押了十來天，也沒有過堂審訊，每天由家裡送飯。後來，什麼理由也沒講就把他釋放了。事後經打聽大家才知道原因，原來這天早晨南城門守軍，查到一個可疑分子，一審問，可疑人說是進城到南大街的缸店，來與城裡的地下抗日分子接頭的，有暗語，不認識人。所以，警備隊就包圍了缸店，把他們這十幾個人都抓進看守所。後來經過調查瞭解排除了“嫌疑”，才把他們陸續都釋放了。雖然是他們遭受了“不白之冤”，使他們無緣無故的“身陷囹圄”，但在整個被關押受審查的過程中，他們都沒有被過堂審訊，沒有捱打受刑。而當時的審訊是講究刑訊逼供的，皮鞭子抽，木棍子打，軋槓子、灌涼水、灌辣椒水、徃指甲縫插竹籤等多種酷刑，曾經使一些從鄉下抓來的共產黨、八路軍受刑不過，叛變投敵。但是對城裡這些老百姓，日僞軍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還是不輕易用刑的。
另外，在農業生產方面，日僞政府爲了多徵收公糧，也是要發展生產的。過去，薊縣城外水稻產量低，那時的水稻稻粒是扁的，中間還像麥粒似的有一條溝。一個稻穗上只長十幾個粒或者幾個粒，一畝地就長一百多斤。1943年，僞縣政府推行由高麗（朝鮮）引進的水稻品種，稻粒是圓的，一個穗上長几十個稻粒，畝產達到四五百斤。水稻產量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得到了發展。當然，土地產量提高了，交的公糧也多了，老百姓的生活沒有明顯改善。
以前，在我國公開出版的書籍中，對日本侵華時期淪陷區內老百姓的生活，都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我之所以要全面介紹日僞時期薊縣城裡老百姓的這些情況，並不是要讚美日本侵略者，而是客觀如實的反應歷史。
注：1962年大食堂解散時，薊縣城裡的三關四隅共30個生產隊，其中東北隅九個隊，東南隅六個隊，西南隅六個隊，西北隅四個隊，東關二個隊，西關二個隊，南關一個隊。以每個生產隊二三十戶，一百五十至二百口人估算，農業人口大約八九百戶，五六千人。加上非農業職工幹部及在城裡租房居住的家屬，總共不過七八千人。那時全國6.5億人，而抗日戰爭時期，全國才四億人，以此推算，日僞薊縣城裡的人口不過四五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