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腦中有一個模塊系統是新聞秘書，用來與其他人交流……馬基雅維利式陰謀（Machiavellianfashion）。
在電視劇《白宮風雲》（TheWestWing）的第二和第三季中，一個關鍵的情節線是，馬丁·希恩（MartinSheen）扮演的總統向選民隱瞞了自己身患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sclerosis，MS）的事實，當然後來被發現了，並由此生出各種有趣的事情，推動着《白宮風雲》劇情的發展。
當白宮顧問和新聞秘書C·J·克蕾格（C.J.Cregg）[由艾莉森·詹尼（AllisonJanney）飾演］談話時，顧問問了她一系列關於她如何詢問總統健康的問題。她有沒有詢問總統有什麼她需要了解的健康問題，或者是應該瞭解的健康問題？我們發現，克蕾格確實問了總統第一個問題，理由充分。克蕾格非常小心，只問了是不是有什麼她需要了解的問題，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如果她的用詞是“應該”而不是“需要”，那麼總統的多發性硬化症就成了她應該知道但卻沒必要知道的事情，而這樣會把總統置於兩難的境地。如果她用了“應該”，而總統沒有告訴她，那麼總統是在欺騙他的新聞秘書，拔高來說就是欺騙媒體和美國民衆。如果總統告訴了秘書，那麼他就玩完了，秘書肯定會揭露他有多發性硬化症的事實。
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如果問是否有什麼她需要了解的事情的話，她依然可以對總統的狀況毫不知情。當有任何人問她關於總統的健康的時候，她都可以誠實地令人信服地說她壓根兒不知道總統有任何潛在的嚴重疾病，而這種疾病可能使得他沒有能力去領導這個國家、統率到現在爲止全球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及參加剪彩儀式。
這表明，有時候新聞秘書保持不知情狀態是挺好的主意。如果她真的不瞭解某個事實，她就可以誠實地說她一無所知而不必去撒謊，而撒謊可能被發現；她也就可以避免不慎揭穿事實，那樣對誰都不好。
新聞秘書身負職責，她的工作是把政府決策層內部和周邊發生的事情告知外界。因爲這個特殊的功能，她要對得到的信息特別小心。在後來的劇集中，克蕾格的接班人威廉·貝利（WilliamBailey）[喬舒亞·馬利娜（JoshuaMalina）飾演］概括了新聞秘書工作中無知的重要性：“當我知道的信息最少時，我的工作做得最好。”
當然，認爲新聞秘書的工作是與媒體交流信息這種想法，低估了新聞秘書的職責。新聞秘書不只是把白宮的信息傳達給第四權（theFourthEstate）（新聞界），他們還要把信息處理一下，設計成對行政有利的方式。例如，他們自由使用委婉語，讓不愉快的政策聽起來很積極，把一項新稅說成“稅收強化”，把撤退說成“戰略調動”，把拷打說成“強化的審問技術”。
假定我們大腦中有一些模塊，負責把各種各樣的事情傳遞並構建給外界，尤其是給其他人，這些模塊應該怎樣設計呢？如果這些系統像新聞秘書一樣，在得到錯誤信息或者沒有信息的時候才能更好地行使功能的話，我們似乎可以期待人大腦的那一部分也能被設計成像威廉·貝利一樣，沒有信息時才能更好地執行功能。
前言中的穿越費城街道的例子正是一起無知幫了大忙的案例。我會再講幾個例子，因爲知道得少是好事多少有點違背直覺。諾貝爾獎獲得者托馬斯·謝林（ThomasSchelling）用博弈論的準則，在他的《衝突的戰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一書中講了幾個這樣的案例。他說：“真正的無知對選手是很有利的，如果對手也識別出他的無知並且考慮到這一點的話。”無知可以防止其他人威脅你。例如，如果你工作的商店對外宣稱員工不知道保險箱的密碼，那麼在那裡工作是很安全的。
想想懦夫博弈遊戲（thegameofchicken），遊戲中你和我都開着汽車以高速向對方駛來，我們的目的是迫使另一個人轉彎。你可以採取的一個策略是拔掉你的方向盤並把它扔在車窗外，並且一定要確保我看到這一點。最後一點很重要，否則我並不知道你不能轉彎的事實，那這招也就不奏效了。但是我有一個應對的策略，我可以蒙上眼睛。如果我不讓自己看到你的策略，那麼你的策略也就對我無效了，你又回到了原點。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但是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類似的事情發生。
更重要的是，自然選擇過程似乎也運用了同樣的策略，設計出心智模塊讓特定信息遠離新聞秘書系統，這是因爲（正確獲取的）無知賦予的戰略價值。
道德模塊
喬恩·海特（JonHaidt），弗吉尼亞大學的一個心理學家，向被試呈現了這樣的故事：
朱莉和馬克是兄妹倆。他們在大學暑假期間一起到法國旅行。一天晚上，他們單獨待在沙灘附近的一間小屋裡。他們決定嘗試做一次愛。他們認爲這將會非常有趣，至少對他們彼此都是一次新體驗。朱莉一直在吃避孕藥，但爲了安全起見，馬克還是用了避孕套。他們都感到很快樂，但決定以後不再做了。他們把那晚當作一個特別的秘密，這讓他們彼此更加親密。你怎麼看這件事？他們是可以的嗎？
你可以想象，人們都回答：不，這是不可以的。海特接着這個問題，探尋爲什麼人們認爲這是不對的。一些被試回答說因爲與近親婚配有關，但近親婚配與該案例無關，因爲他們採取了雙重避孕措施。實驗主試一一解釋了爲什麼被試們給出的原因要麼與該案例不相關，要麼自相矛盾。最終，被試放棄了去證明自己的觀點爲什麼正確，但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
海特稱之爲“道德失聲”（moraldumbfounding），我認爲這是道德心理學最有趣的發現之一。至少對於一些道德判斷來說，儘管人們非常努力，但依然不能給出充足的理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正如不能說出選擇特定褲襪的理由一樣，人們在做潛在重要的道德判斷時，也不能說出背後的真正原因。雖然我們不必擔心人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選的褲襪，但如果人們從道德上譴責別人的行爲、但又給不出有效而清晰的理由的話，我們可能就要開始稍稍擔心一下了。如果人們都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認爲類似手足之間、賣腎以及克隆小雞這樣的事會受到懲罰，那這是存在潛在的危險的。本書最後一章我們再來詳細討論道德問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自己做的、然而自己卻不能給出解釋的決定太多了。
海特從這個案例和類似的案例中總結出的經驗，與我的觀點並無本質差別。在他《幸福假設》（TheHappinessHypothesis）一書中，他認爲：“想要從心理學角度瞭解人的大多數重要想法，你需要了解人大腦是怎樣劃分爲不同的部分，而這些不同的部分有時會有衝突。我們假定每個身體內有一個人，但從某些方面來講，更像是有一個社區，社區內的成員拼湊在一起，爲了不同的目的工作着。”
我非常同意這一點（我強烈同意，而不只是“從某些方面”同意）。但他接着又說，“我們的心智以四種方式劃分”，這一點我和他有概念上的分歧。海特把人腦按照左和右、新和舊、情感和理性、“控制”和“自動”四種方式劃分。我認爲這樣的劃分尺度太粗糙了。
如果模塊觀是正確的，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劃分心智應該以模塊的工作功能劃分，而不是位置或者年齡。
然而，有一個二元的劃分我是很贊同的。如果新聞秘書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有理由認爲，人腦中的一部分有區別性特徵，這些特徵在與他人交際的環境下是很有用的。這些模塊傳遞着很多多少有些世俗的事情，我們每天說的或者聽到的事情，像“你的鑰匙在桌上”、“五號出成績”，或者“把那個東西從你鼻子裡取出來”。
但是，交際對於操縱別人的想法從而服務於自己的利益還是有明顯作用的，人大腦中的很多模塊系統好像都是爲了這個目的而設計的。事實上，我認爲你的感覺像“你”的那部分，或多或少是爲了這種公共關係的功能而設計的，這樣說是有道理的。認爲這些我們所感受到的模塊有着像新聞秘書一樣的功能（至少部分是），這樣的想法是很有用的。這些模塊，這些頭腦的公共關係系統，貌似能夠從人腦其他部分得到特定信息，並與他人交流。
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你所感受爲“你”的模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爲像是這個組織的代言人。“你”是說大話的政客，或者類似人物，這只是你頭腦中所有正在進行的事物中的一小部分。“你”不是總統，不是中央執行系統，不是首相，不是巴斯。
“你”甚至並不知道爲什麼你會認爲是錯的，“你”只是試圖爲自己的觀點辯護。
丹·丹尼特（DanDennett）在討論意識的時候，給出了一個類似觀點，他稱人腦的公共關係成分爲PR（PublicRelations），並認爲“PR聽從輸入的命令去形成言語行爲或者語義意圖，並執行這些命令”（他強調這一點），“如果把人類類比於一個大的組織，有很多相互聯絡的部分，公共關係部門是這個大組織的發言人，這個部門是非常有趣和有用的”。
後來在另一本書中與尼古拉斯·漢弗萊（NicholasHumphrey）合作的一章裡，丹尼特提出另外一種說法，這說法與我的觀點非常相似：
在這點上，自我並不是事物，而是一種解釋性的杜撰。沒有人身體裡面真有一個像心靈一樣的機構：我們只是覺得，想象存在這麼一個內在的有意識的“我”很有用，尤其在我們試圖解釋人們的行爲的時候（在我們自己的情況裡，就是我們自身的意識流）。我們可能說，事實上，自我更像是一系列傳記事件和傾向性的“敘事重心的中心”；但是，物理重力的中心是沒有這種東西的（不管是質量、形狀還是顏色）。
他們繼續寫道：“類比成發言人可能並沒有偏離事實，人大腦的語言產出系統需要從別處得到指令。”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說，有一個“你”，即表明“你的”工作是從事公共關係。
沒有表徵就沒有計算
快速回顧：我論證了我的觀點，即人腦包括很多功能各異的系統，或者說模塊，他們各異的功能是爲了解決我們祖先的適應性問題。我已經論證過，其中一些系統把信息傳給別的部分，但另外一些則不傳遞信息。很明顯，在某些情況下，信息在大腦中是不流動的，例如在第一章我們談論過的病人，還有道德失聲情況。在道德失聲（還有購買褲襪）情形下，人腦的一些部分做出判斷，但那些給出判斷結果的部分似乎無法得知那些導致這個結果的信息或程序。
有限的信息在人腦的一些模塊中流動，即信息封存的說法，揭示了爲什麼人腦可以有不一致。如果兩個不同的系統信息來源不同，並且沒有主次之分，那麼不一致就可以很容易地存在。在盲視的案例中，視覺系統得知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言語系統卻無法得到那些信息。人腦的一部分能“看到”，但另外一些部分不知道這個事實。
在談論這些想法時，引入一個認知科學的術語“表徵”（representation）是很有用的。“表徵”這個詞，簡單說，就是意味着儲存在你大腦的信息。在第一章講到的繆勒–萊耶錯覺案例中，在某處或以某種方式，爲了感知的經歷，視覺系統會有一個兩條線段長度不一的表徵；而關於這種感受的信息就儲存在你大腦中的某處。同樣的，如果我告訴你這些線段長度相同，那麼在你腦中也會有一個表徵。這種表徵可能存在於一種命題形式，就像自然語言句子的形式。
這裡的兩種表徵可以稱之爲不同的表徵格式。例如兩個手錶都可以表徵下午兩點半，一個可以用0到9的數字表示，另外一個可以用錶盤上的指針指示。表徵格式很重要也很有趣，我這裡省略掉它的大部分內容，只提一下芝農·派利夏恩（ZenonPylyshyn）在這個領域的重要思想。在我眼裡，他是整個認知科學的所有領域內最酷的人。
大多數人已經對錶徵格式很熟悉。如果你想打開一個電腦文檔但用錯了程序，那麼你很快意識到這個問題。程序要打開文檔時需要文檔有正確的格式，否則程序讀不出來。很多不同類型的圖片格式，如gif、tif、bmp等，都表明同樣的信息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格式。
關於大腦有特定的環境格式問題有很多反對聲，再說一次，我並不想參與爭論，因爲我的觀點並不需要這些。“表徵”這個詞卻是非常有用的，我會依靠它，但我要承認的是爲了思想流暢我可能有時會偷懶。例如，我不會說“在某個地方以某種方式，視覺系統有兩條線段不一樣長的表徵”，而會說“你的視覺系統認爲（相信）線不一樣長”。這樣的說法比較簡單，不必再說大腦中有個子程序，它的功能是讓有合適格式的表徵來工作；說“認爲”“相信”比說“表徵”要容易很多。
不同的模塊有不同的表徵。像我們人類這樣複雜的生物，有着很多分工不同的模塊，正因爲如此，會有很多不一致存在。有些人辯稱這些不一致或者失調是有問題的，“認知失調”已經演化成心理學的課程和主流，很多關於“認知失調”的文獻建議應該有一個很重要的“一致化動機”來協助同化事物。在這一點上我的觀點與之不同，我認爲很多情況下，那些不一致個體都能很好地共存。我很懷疑那些有關認知失調的文獻。
從這兒到虛僞
大腦包含有各種各樣的系統，這些系統中有各種各樣的不一致。這些不一致很多嗎？我們應該擔心嗎？說不出爲什麼認爲不道德是不是很嚴重的問題呢？
或許吧。一方面，模塊觀改變了我們對大腦做什麼以及如何做的看法。模塊觀使我們不再想象一個掌控一切的巴斯，而是想象很多不同的模塊系統，它們或多或少在不同的時間主導掌控。我們所處的情況決定了我們用什麼“驅動馬達”。正如當有很多強光的時候，怕光模塊就會佔據主導，駕駛汽車離開。另外一種情況或許不全相同但也沒太大差異，那就是當有一個熊出現時，逃避猛獸的模塊主導起來，讓我們趕緊離開。不同的模塊在不同的時間佔據不同的地位，這或多或少受到環境的影響。
這很重要，因爲適應性反應需要不同種類的戰略。正如我們看到的，例如，有時候蒐羅信息是好主意，但有時又並非如此。模塊受到進化的影響，從而實施針對相關問題的合適的戰略。因爲模塊使用的戰略取決於這個模塊是針對什麼問題而設的，因此當相應問題出現時，該模塊積極應對；而在其他情況下，該模塊就處於被動狀態以等待下一輪問題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