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蒙之光——新文化運動
上海，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這個著名的“十里洋場”，每天上演着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燈紅酒綠的畸形繁華背後，深藏着一個個不爲人知的秘密。
1915年9月的一天，位於上海棋盤街上的羣益書社門口，一輛黃包車慢慢停下來。從車上跳下一位30多歲的中年人，兩道短而粗的眉下一雙不大的眼睛閃現出犀利的目光。他不是別人，正是即將在新文化運動和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擔任重要角色的陳獨秀。他此行是來找陳子佩、陳子壽兄弟尋求資助的。
陳獨秀，作爲一名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自身所處時代的悲劇。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依仗“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備受屈辱。一開始，人們以爲中國只是在武器、運輸工具和工商業方面比西方國家落後，因此開辦了軍械廠、船政局，製造洋槍、洋炮、火輪、艦艇，後又開辦民用企業以及鐵路、航運、電報局等通訊交通事業，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制夷”。
然而，這樣做的結果並沒有改變中國捱打的局面。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開始認識到，單靠“師夷長技”還不足以救國，中國的政治制度落後於西方是導致國家衰弱的根本原因。於是，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發起“戊戌變法”運動，幻想依靠有開明思想的光緒皇帝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動政治和社會的進步。但最終因遭到以慈禧太后爲首的頑固守舊派的阻撓破壞，落了一個光緒被囚，“六君子”被殺，康
、樑亡命國外的結局。
其後，以孫中山爲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了辛亥革命，終於推翻了滿清王朝的統治，從而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皇權政治。然而，中華民國的建立並沒有帶來真正的民主和富強。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導致國家政權最終落入北洋軍閥的手中。
短短几年之後，“中華民國”就成了一塊徒有虛名的招牌。這時，一些開明知識分子才進一步認識到：國家政治的進步，僅靠政府本身的變革是不行的。政治的更新有賴於國民思想覺悟的提高，而國民思想是與千百年來傳統思想文化的薰陶分不開的。要想改變國民思想，就必須對傳統文化進行根本改造；要想建立近代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必須使國民具備近代西方國家人民的思想。
陳獨秀就是基於這種想法準備創辦一份喚醒青年人的雜誌。在陳獨秀的勸說下，陳氏兄弟終於同意每月贊助陳獨秀200元的編輯費。雜誌初步以“青年”爲名。這是因爲在陳獨秀看來，青年恰似朝陽，又如初春花朵，是未來的希望。就這樣，一份普普通通的雜誌在上海誕生了。與這個城市每天叫賣的成百上千份雜誌不同的是，這份簡單的白紙鉛字卻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變革，猶如在萬馬齊喑的中國發出了一聲融冰解凍的春雷。
不久，因上海青年會向羣益書社提出《青年雜誌》與該會出版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有冒名之嫌。陳子壽與陳獨秀相商，於1916年9月發刊第二卷時，將雜誌更名爲《新青年》。
1917年1月，陳獨秀被蔡元培聘任爲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也隨之轉移到北
京。很快，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相繼加入了《新青年》撰稿人的行列。一時間，一篇篇熱情洋溢、充滿自由氣息的文章在這些文化戰將的筆下誕生，通過《新青年》向全國發出了驚心動魄的吶喊。
《新青年》面世不久，就被廣大青年視爲良師益友。它的發行量也由最初的每期1000份，很快增長至每期15000多份。
由《新青年》發起的這場席捲全國的運動，歷史上稱之爲“新文化運動”。因爲它要求在中國普及民主思想和科學精神，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內容，就是“民主”和“科學”。
民主（Democracy）與科學（Science），中文音譯爲“德莫客拉西”和“賽因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詼諧地稱之爲“德先生”和“賽先生”。
《新青年》一開始就堅定地樹起民主與科學的鮮明旗幟——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這不僅僅是莊嚴的誓詞，更是戰鬥的檄文，閃爍着強調個性解放的精神之光。
新文化運動如強勁的春風，一舉掃蕩開封建思想的枯枝敗葉，努力探索着救國之路。一批滿腔熱血的知識分子用他們的書生意氣、文人銳筆，鼓盪起民主與科學的風雷，喚醒了沉睡的民衆。古老的中華民族，正透過那裂開縫隙的烏雲，準備接引新紀元的黎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