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德被帶走調查確實造成了影響，不過影響看上去並不是那麼壞。
或許是從這件事裡感覺到了危機，也讓更多人心灰意冷，三天之內，選擇去科西嘉島工作的工人和工程師增加到2000多人，選擇去蘭芳工作的增加的更多，差不多已經和選擇去科西嘉島的已經持平。
或許是因爲遠離歐洲的緣故，選擇去蘭芳工作的人中工程師和設計人員的比例要高一些。
秦致遠爲這些人開出了優厚的工作生活條件，提供住處以及基本的生活設施只是基礎，更有兩倍於克虜伯的薪水，每年不少於一個月的帶薪假期，平均分佈於年中的各種假期，包括歐洲的聖誕節和元旦、以及復活節、萬聖節、聖誕降臨節等等，同時每當處於華人的節日時，這些德國人同樣會休假，比如清明節、端午節、重陽節、中秋節。
當然了，華人也同時享有歐洲節日放假的福利。
另外關於工作時間，蘭芳也有比科西嘉島更加詳細的規定，比如原則上每天工作八個小時，超過十個小時就算是加班，加班會有1.5倍的加班費，節假日加班2倍加班費，每週五天工作制等等，這讓管理更加的人性化。
甚至比歐美國家的人性化水平還要高得多。
尤其是在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
要知道，在世界大戰期間，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拼命趕工，工人的工作時間動輒15.6個小時，加班費什麼的就別想了，能準時發放基本工資就算是財務水平不錯了。
工人們當然不願意承擔強度如此之大的勞動，於是普遍存在的工會開始組織工人罷工。
但在世界大戰期間，每天都處在死亡威脅中的各國政府都是狂暴的，他們撕下溫情脈脈的面紗，變得殺氣騰騰，只要有人敢罷工，那麼就把他們全部集合起來送上戰場，罷工的組織者則是以“******”被訴諸法庭，在英國和德國都出現過這樣的極端事例。
所以在遍地哀鴻的歐洲，蘭芳的人性化管理就看上去格外吸引人，彷彿就像“蘭芳”這個名字一樣，每一個字都充滿誘惑力，字裡行間透露出空谷幽蘭的芬芳。
增加工人的福利，肯定就會影響產品的成本，進而會影響到產品的競爭力。
但秦致遠認爲這都是值得的。
對於蘭芳來說，以後要走的路線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那麼產品的利潤率就會很高。
增加工人的福利，其實對於工廠主來說，也就是賺一百，還是賺五十的問題。
而在秦致遠看來，一個國家，或者說一個地區，能夠依靠的是什麼？
不是最上層的統治階級，也不是最下層的勞動階層，而是廣大的中間階層。
不管是在目前的任何國家，社會收入的分配基本上都是金字塔結構，最上層的人數最少，卻佔有最多的資源，最下層的人數最多，分配的物資卻最少。
最上層的那些人，也就是所謂的“頭面人物”，不管他們的出身有多差，一旦混到金字塔最上層，他們的任務就不再是繼續攀登更高的階層，而是保證他們的地位不受影響，於是他們就會失去前進動力，變成社會變革的阻礙者。
最下層的那些人看不到上升通道，他們沒有晉升空間，也沒有晉升的渠道，簡單來說就是看不到希望，於是各種社會問題紛紛衍生出來。
秦致遠想創造一種扁圓結構，最上層的人還是那麼少，但他們賺的卻不是那麼多；最下層的人數也少，這部分是不思進取混吃等死的，活該他們受窮。
人數最多的，就是廣大的中間階層。
這肯定需要時間，特別是因爲民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註定需要一個艱難的過程，甚至有可能需要幾十年纔會實現，但秦致遠不氣餒，他的心理年齡雖然已經小三十，但這個身體今年才21歲，有的是時間去慢慢實現他規劃的藍圖。
更何況對於目前的秦致遠來說，因爲青黴素和聯合石油公司，以及正在運作的“法蘭克公司”，秦致遠手中已經有了不錯的基礎，這些工廠每年都會爲秦致遠帶來鉅額財富，如果用於民國可能稍顯不足，但如果用於打造一個示範性地區卻是足夠了。
比如說另一個時空中的深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改革開放之初，深圳的價值並不在於他能賺多少錢，而是樹立一種模式，成爲一個標杆，讓處於迷茫中的人們明白“深圳速度”是一種什麼樣的速度，讓不自信的人們瞭解華人的潛力到底有多大。
這個價值表面上看不出來，但實際上的作用極大。
秦致遠就是想把蘭芳打造成另一個“深圳”，一個放大版的深圳。
這並不需要把整個蘭芳都建設成另一個時空中的深圳那樣，只需要某幾個超大型企業，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宣傳，就能形成有相當規模的“示範效應”。
華人中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句話，這句話值得從來就不是財富，而是希望和機會。
只要有希望有機會，華人更習慣於使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財富，而不是簡單的“等、靠、要”，那些伸手黨不管在哪裡都不受歡迎。
而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重點放在財富上，只有某些野心家在需要的時候纔會這樣解讀。
明白自己要幹什麼，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的秦致遠有明確的目標。
“蘭芳代表團”的德國之行，就是要儘可能利用德國那些即將被拆毀的工廠，那些即將被遣散以及分流到其他國家的熟練工人和成熟的工程師、設計師團隊，用近乎拔苗助長的方式給蘭芳奠定初步的工業基礎。
其實“拔苗助長”這個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侷限性，看看21世紀的迪拜就會明白，當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時，困難真的不像想象中的那麼多。
隨着大量工人和工程師決定加入”法蘭克公司“，克虜伯的問題已經初步得到解決，接下來的事還需要更多的時間發酵，而那只是時間問題。
於是留下兩個精通德語的同伴負責後續聯絡，張天運和隆氏兄弟他們繼續往下一站進發。
下一站是萊茵金屬，再在下一站是寶馬公司，然後是凱撒大帝造船廠，然後是卡爾·蔡司股份公司……
總之，在協約國的“巴黎和會”結束之前，秦致遠要把所有能看得上眼的東西全部搬到蘭芳去，在蘭芳重建德國的強大工業。
這是秦致遠和威廉皇儲約定中的一部分，現在看上去是秦致遠佔了大便宜，德國人吃了大虧。但在德國需要的時候，秦致遠也要幫德國人重建這一切，甚至包括德國人的軍隊。
隨着《停戰協議》的簽訂，在戰爭中被俘獲的德軍戰俘逐步開始釋放，最先釋放的是那些不適合勞動的殘疾軍人，然後是身體衰弱的那些，最後纔是身強力壯的青壯年。
這些青壯年要用勞役爲德國的“侵略”行爲贖罪，他們要留在法國修路架橋開挖礦山，直到把法國在戰爭中被破壞的地區恢復成戰前的樣子，這些德軍戰俘纔會被釋放。
能恢復的是經濟和建築，心理創傷卻不是那麼容易恢復的，死去的人更不可能復生。
秦致遠這段時間也有事做。
戰爭既然已經結束了，那麼就有一個重要事項要安排，那就是在戰爭中陣亡的那些華人戰士的屍骸。
華人有句話叫“葉落歸根”。
也就是說人活着不管是在那裡求生活，死了的時候就一定要埋在自己的土地上。
這是華人世界的一個傳統，也是華人們尊重祖先的一種方式。
哪怕是死了，也要死在祖宗身邊，到了陰間還能重新相聚。
法國距離民國不遠萬里，很多屍骸已經被歲月沖刷的只剩下累累白骨，這要是送回去，恐怕會讓死者的家屬更加傷心，於是就在巴黎尋找一塊地方，建設一個大型的公墓集中埋葬，而送回民國的，只是那些陣亡烈士們生前所用過的一部分遺物。
好吧，老祖先在就預見到了這種情況，因此有前例可循，那就是“衣冠冢”。
聊作安慰。
其實地方很好找，就在黑天鵝城堡所在的布洛涅森林裡。
秦致遠已經買下了整個布洛涅森林，這片大約有20平方公里的地方，現在完全屬於秦致遠和他的外籍軍團。
西方對於私有財產的態度非常開明，只要是私人領地，哪怕是關起門來當皇帝也沒人問，開闢公墓更沒問題，這種充滿人文關懷的舉動，政府是支持的。
從秦致遠率領華人蔘加對德作戰，一共歷時近兩年半，在這兩年半中，華人戰士陣亡一萬八千餘人，近七萬人次負傷，雖然相對於協約國其他部隊來說傷亡比例不算大，但相對於華人部隊的總數而言，這個數字已經算是傷亡慘重了。
到目前爲止，秦致遠手下的部隊也沒有超過20萬人，按照比例計算，華人部隊的傷亡比例近一半。
當然了，與之相對的，是華人部隊取得的輝煌戰績，他們參加過的大規模戰役有十餘次，從索姆河戰役開始，幾乎所有法軍在西線戰場發起過的戰鬥華人部隊都有參與，在戰鬥中，華人部隊擊斃了超過十萬德軍，俘虜了超過30萬人，總數超過全部華人部隊的兩倍。
華人部隊的戰果，在整個協約國中並不是最大的，但如果按照部隊人數計算比例，則是無可爭議的第一。
而最令人稱奇的是，雖然華人部隊給德軍部隊造成了重大傷亡，但德國人明顯對華人並沒有多少仇恨，着從第二次蘭斯戰役中，德軍士兵爭先恐後的向華人部隊投降就能看出來。
12月24號，平安夜當天，秦致遠主持了第一批戰士的入葬儀式，這些戰士是在卡皮地區陣亡的，他們其實當時只是民夫，甚至都不是戰士。
第一批入土的戰士一共79人，其中有13人沒有找到屍骨，只能建成“衣冠冢”。
當時秦致遠的手下一共只有310人，可見戰鬥之慘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