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審視1949-1979年中國翻譯、閱讀西方現代派作品的歷程，並試圖回答那些被林培瑞稱爲中國“抵禦外來污染的盾牌”[1]的內部發行方式對讀者究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的時候，我們有必要對1949-1979年中國翻譯和閱讀西方現代派文學這一現象背後的“現代性”概念進行整理和評估。在翻譯和閱讀西方現代派作品的例子中，《在路上》、《麥田裡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在當時青年人那裡一樣得到共鳴。這三部作品不可避免地帶有當時意識形態和美學的烙印，但是同時也帶有譯者的主體性。通過閱讀，青年人開始主體性的重建，直接塑造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的文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