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全面掌握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新時期執政黨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當今世界，國際形勢風雲變幻、錯綜複雜。各種思想文化紛繁雜陳、相互激盪。社會主義中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中國共產黨要在改革開放和長期執政的條件下，經受住兩大歷史性課題的嚴峻考驗，黨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只有在科學世界觀的指導下，真正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社會現象，處理社會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才能使執政黨的建設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一、科學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無產階級政黨時，從一開始就強調了以科學的世界觀作爲黨的理論基礎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爲理論的基礎。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強調黨需要有深思熟慮的和堅定的世界觀。他還說，只有以先進理論爲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長期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中國的先進分子和仁人志士，爲改變國家的悲慘命運而苦苦求索。地主階級的改革派林則徐、魏源首開先河，大聲疾呼“睜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資產階級維新派康有爲、梁啓超繼其餘緒，宣傳變法維新的主張。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餘年的封建統治。這一切都在中華民族的振興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跡。然而，這些努力由於缺乏科學的理論做指導，都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任人欺辱和宰割的命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聲炮響，給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19年的五四運動更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界的廣泛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此爲契機，在精神上開始由被動轉人主動。在短短的兩三年間，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被中國的先進分子所吸收、接納，並且用來作爲指導中國革命的強大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先生在1919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將馬克思主義稱作是“世界改造原動力的學說飛他在《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一文中，更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對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重要作用，指出：“馬克思批評當代歷史事實的論文，是無產階級研究馬克思的人們絕好的材料的寶藏。我們現在要想根據馬克思主義就中國現在的民族革命運動尋求一個顯明的分析，最好是閱讀馬克思當時關於中國革命的論文。從此我們不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們更可以看出他怎樣的應用他的研究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歷史事實，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後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果”。
當時青年毛澤東也爲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所吸引。他在1936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曾回憶說：1920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爲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他還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明確表示：“唯物史觀是吾黨的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動搖。”周恩來在1922年3月給國內覺悟社成員的書信中曾寫道，我剛到歐洲後，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而現在我已經有堅決的信心了。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並說，“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爲它宣傳奔走”。
列寧曾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引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走向勝利的科學。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定爲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並致力於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結合。黨的十五大報告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理論發展，曾作過系統的說明：在黨的歷史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我們黨把它稱爲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爲鄧小平理論”。中國的革命運動正是在這兩大理論成果的指導下展開的。而這兩大理論成果，從根本上說，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在中國革命理論體系中的“具體化”。
二、科學的世界觀是優良黨鳳的哲學底蘊
一個政黨的黨風如何，說到底是世界觀的問題，世界觀是黨風的內在本質，黨風是世界觀的外在表現。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羣衆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黨的實踐活動中的具體化。
（一）理論聯繫實際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唯物辯證法認爲，人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是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過程中的兩個側面，是對立統一的關係。人的認識，尤其是科學的理論，往往產生於實踐的需要，是以實踐爲出發點的；而理論一旦從實踐中產生出來，它的任務和使命就是回到實踐中去，指導實踐，爲實踐服務。同時，理論也只有在實踐中才能檢驗其真理性的程度，並得到不斷地豐富和發展。由此決定了：一方面，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必須有科學的理論作指導，否則，這種實踐活動就會因失去正確的政治方向而陷入盲目性。另一方面，科學的理論必須面向實踐，爲實踐服
務，否則，理論就會成爲空洞的不着邊際的東西，成爲僵死的教條。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傢俱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於應用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繫。”顯然，這裡所說的“理論”，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實際”，是指中國革命的客觀現實。而“聯繫”則是強調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解決中國革命與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可見，唯物辯證法爲我們黨形成理論聯繫實際的優良傳統提供了重要的哲學基礎。
（二）黨的羣衆路線和密切聯繫羣衆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人民羣衆歷史作用的充分肯定
歷史唯物主義肯定人類社會的發展史，首先是物質生產方式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作爲物質生產過程的基本力量人民羣衆的歷史。由此出發，唯物史觀認定人民羣衆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這同一切剝削階級所主張的英雄史觀，是根本對立的。依據這一原理，無產階級政黨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相信羣衆、依靠羣衆，組織和領導人民羣衆參加到革命運動中來。黨的羣衆路線、羣衆工作方法和密切聯繫羣衆的優良傳統，正是對唯物史觀上述原理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1922年7月，黨在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規定：“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羣衆裡面去。”1925年10月，在擴大的執委會通過的文件中，中共中央進一步強調：“中國革命的將來命運，全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羣衆，引導羣衆”。1943年6月，毛澤東爲中央起草《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標誌着黨的羣衆路線的成熟。在文中，毛澤東系統地闡述了黨的羣衆路線所包含的內容和實際步驟，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元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衆的意見，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羣衆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這裡，毛澤東不僅科學地分析了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這種正確方法的全過程及其各個環節，而且把黨的羣衆路線提到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是一個創舉，也使黨的密切聯繫羣衆的優良傳統得到科學化、系統化。
（三）批坪與自我批評，是唯物辯證法的矛盾法則在黨內生活中的具體體現
在中國共產黨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過程中，正確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7年8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徹底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技降主義錯誤。會議在《告全黨黨員書》中旗幟鮮明地宣告，“我們的黨公開承認並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我們深信本黨的生命與力量決不致於怕披露和批評我們的疏忽和缺點，甚至於披露於我們階級仇敵之前也無所怕。……我們勝過敵人的地方，正在於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夠在自己的錯誤經驗裡學習出來，絕無畏懼披露自己的錯誤，並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1929年12月，針對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進一步具體地提出了關於正確開展黨內批評的一系列原則和方法，並明確指出“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
此後，由於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他們爲了推行其錯誤路線，在組織上對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使黨內批評和黨內鬥爭誤入歧途，給黨和紅軍的建設造成了極爲慘重的損失。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志，重新正確地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結束了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遵義會議也成爲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我們黨不僅在理論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理作了重要的發展，還明確地把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爲解決黨內矛盾與分歧的主要方法，在實踐中，提出了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總方針——“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和“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爲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在從事中國革命鬥爭的實踐中，也用自己獨創性的理論成果，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等一一作了深刻的闡述和發揮，並將其中的許多基本原理具體化爲黨的指導思想、科學方法和優良作風，從而引導中國的革命運動從勝利走向勝利。
三、科學的世界觀是共產黨人行動的指南
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在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的指導下，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究其原因，就在於以毛澤東爲代表的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爲行動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條，勇於和善於結合本國的具體實踐，進行理論上的創新，不斷開創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
恩格斯曾說，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列寧認爲，恩格斯的這個經典式的定義異常鮮明有力地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往往被人忽視的那一方面。在中國
共產黨的歷史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始終是黨的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由於中國共產黨在創建之初，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缺乏完整系統的瞭解，存在着理論準備不足的弱點；又由於中國革命是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因而，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內一度出現過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前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傾向。毛澤東思想正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的鬥爭中形成和發展的。
早在1930年，毛澤東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要堅持“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1937年在《實踐論》和《矛盾論》兩文中，他進一步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對割裂理論與實踐、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教條主義做了系統的批判。1938年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毛澤東再次強調：“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還對黨內存在的“左”傾教條主義，給予嚴厲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批評，指出：“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吧，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是少一點好。”
然而，毛澤東的這些正確觀點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並沒有爲全黨所認識。這一方面由於毛澤東思想本身有一個形成、發展的過程；另一方面，則由於黨內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的嚴重影響。1938年10月，當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任務之時，王明在隨後的發言中，不無所指地要人們注意幾個，即：“不能”，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庸俗化和牽強附會”；“不能以中國舊文化學說來曲解馬列主義”；“不能在‘民族化’的誤解之下，來忽視國際經驗的研究和運用”。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和王明在對待馬克思主義態度問題上的分歧。正是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直到抗戰初期，即毛澤東思想已經由於多方面的展開而達到成熟之時，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瞭解和認識，仍是很膚淺的。
延安整風運動對於全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上形成共識，並最終接受和認同毛澤東思想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整風運動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從根本上解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通過整風，我們黨徹底清除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使全黨的思想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在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基礎上，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規律，總結實際鬥爭經驗而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創見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毛澤東思想也在黨的七大上被正式確立爲黨的指導思想，使全黨的思想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爲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面臨着在經濟文化落後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嚴峻課題。以毛澤東爲代表的黨的領導集體，圍繞社會主義建設和執政黨建設的問題，進行了艱辛的探索，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如：重視執政黨的黨風、政風建設，反對和防止黨政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保持同人民羣衆的密切聯繫等等。然而，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毛澤東晚年在某些方面逐漸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有關未來社會的某些觀點採取了教條主義的態度，這使他的理論研究誤入歧途，也影響了整個黨的理論體系的健康發展，在實踐中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直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才領導全黨重新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通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使黨的理論發展重新回到了正確的軌道。
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鄧小平理論。在這一科學理論體系中，閃爍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芒，貫穿着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結合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徵和中國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新的命題，繼承、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正如黨的十五大報告所說，“實踐證明，作爲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此後，“以江澤民同志爲主要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準確把握時代特徵，科學判斷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集中全黨智慧，以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理論勇氣進行理論創新，逐步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系統的科學理論”，又一次“開闢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
歷史表明，只有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爲行動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條，不斷結合新的實踐，進行理論創新，才能真正發揮出科學理論對實踐的巨大指導作用。面對21世紀複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共產黨擔負着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重大歷史任務。形勢和任務要求當代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運用自己的智慧和經驗，回答新問題，解決新矛盾，迎接新挑戰，並對新的實踐做出有建樹的總結和概括。這是黨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保持先進性和創造力的決定性因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