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日本在1932年總算稍稍控制住了經濟不斷下滑的頹勢，經濟開始出現了緩慢的復甦，在這期間日本經歷了濱口雄幸、若櫬禮次郎、犬養毅三屆內閣，從政府應對危機的策略和措施看，大體上可分爲“井上財政”和“高橋財政”兩個階段，1929年7月成立的濱口雄幸內閣推行兩大政策，即幣原喜重郎外相提出的“協調外交”政策和井上準之助藏相提出的“緊縮財政”政策。
井上財政政策的目的在於儘早實現落後於西方各國的黃金解禁，即恢復金本位制，使日本經濟回到國際經濟的正常軌道上來，井上內閣之後，立即着手黃金解禁的準備，其準備工作之一是爲維護因投機而急劇暴跌的外匯行情補充外匯儲備，政府命令橫濱的正金銀行購買出口票據，再由政府和日本銀行將票據秘密地認購下來，至1929年末，外匯儲備恢復到2.5億日元。
第二項準備工作是爲防止黃金外流，設置了對日貸款和由日本銀行處理民間存款的硬性規定，準備工作就緒之後，1929年11月21日，發佈了日本將於翌年1月11日起實行解除黃金出口禁令的命令，開始井上財政政策的基本構想是：如果日本的物價在國際上比較高的情況得到糾正，日本就會開闢通往“真正繁榮”的道路，他認爲黃金解禁將使外匯行情趨於正常，通貨收縮將會使物價下降，然而，大危機爆發之後，世界的物價普遍下降，日本的高物價並未得到多大糾正，他也沒有料到在世界範圍內正在出現金本位制重新瓦解的趨勢，黃金解禁和緊縮財政帶來的經濟蕭條，再加上突如其來的大危機，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緊縮財政進一步抑制了社會需求：“產業合理化”政策使失業隊伍進一步擴大，黃金解禁後匯率上升帶來的物價下降，使危機時期已經出現暴跌的物價進一步下滑。
在這種情況下，中小丁商業者、工人、及廣大工薪階層遭受沉重打擊，而且殃及到抵抗力本來就差、建立在落後經濟結構上的農村經濟和農民：“農村的窮困”，作爲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凸顯出來，這種經濟政策無疑遭到日本人民的反對，在1931年4月，在濱口首相及內閣遭到恐怖襲擊，在這種威脅之下，這屆內閣只有解散一條路可走，最終成立了第二次若櫬禮次郎內閣，但是這屆內閣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推行所謂的“產業合理化”政策，而不是解決愈演愈烈的經濟危機導致的一系列的問題，之所以繼續推進這項經濟政策，若櫬禮次郎內閣的初衷是在於提高日本企業的素質，尤其是用排出國內過分競爭的辦法來加強國際競爭能力。
另外，在堅持這一政策的同時還依靠政府行爲，在企業界大力推廣組建卡特爾，併爲加強其活動制定了“重要產業統制法”，對中小企業組成的卡特爾也制定了“工業組合法”，根據扶持托拉斯的政策，推行了政府和民間相結合的大型企業合併，這一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經濟危機期間實行這一政策就是一大敗筆，畢竟在經濟危機期間實行這樣的政策的話造成企業裁員增加，工人工資降低，勞動強度提高，更進一步激化了本來就很尖銳勞資矛盾，這種改革也被指責爲“日本式的產業合理化”，據日本官方統計，至1932年，失業和半失業者高達300萬人，廣大工人階級掙扎在死亡線上，隨着英國英國再次放棄金本位制，使幣原外交和井上財政政策宣告破產，第二屆若櫬內閣也自動垮臺。
緊接着犬養毅內閣在日本人民的期待的眼光中上臺，在上臺之後就啓用了高橋是清爲藏相，高橋在就任當天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終止井上財政政策，斷然廢止金本位制，再次禁止黃金出口，連同後來實行的停止兌換黃金措施一起，使日本進入了所謂的“管理通貨制度”時代，宣佈禁止黃金出口後，國內物價持續上升，日元對美元的比值大幅度下降，日本這種對內保持壟斷性高物價、對外採用日元貶值的辦法擴大出口的政策，在國際貿易中叫做“傾銷”，這一政策使日本商品出口額從1931年的11.5億日元，增加到1934年的21.75億日元。雖然日本的出口看似增長不少，但是這些都是通過加重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來增強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同時這種經濟增長勢必會損害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對那些還在經濟危機中掙扎的國家的國內企業造成很不利的影響，所以在實行沒多久就遭到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反對，這一點和已經度過經濟危機的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遭遇頗有相似之處，但是日本脆弱的經濟卻經不起這樣的波動。
隨着中國首先度過經濟危機和蘇俄完全沒有收到經濟危機的影響，日本爲了防範兩國在朝鮮、臺灣、琉球、遠東新佔地區的軍事開銷日增，不得已發行赤字公債，以彌補膨脹的財政開支和龐大的財政預算。雖然在後世曾經有美國學者稱讚他爲走在羅斯福新政前面的凱恩斯財政金融政策的先驅，在他作爲藏相期間以低匯率爲武器增加出口，使經濟景氣在這個時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但是在客觀上對日本經濟走上軍事通貨膨脹道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似的現在日本國內的軍人勢力不斷的增強，原本還能對軍部勢力進行一定牽制的政府，現在基本上完全喪失了對軍部的牽制能力，軍部也開始逐步的上升到政府之上。
在日本經濟危機最爲嚴重的時候，日本駐朝鮮駐屯軍司令本莊繁在聯合新佔地區的遠征軍司令給陸軍大臣的信中說：“本莊繁熟察帝國存在及充實一等國地位，勢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國（蘇聯）五年計劃未成，支那統一之後，未走出經濟危機之前之機，確實重新佔領我三十年經營之滿蒙，並達大正八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亞各地之未竟之目的，吞併西伯利亞之夙願，使以上各地與我朝鮮及內地打成一片……”，但是這個建議並沒有實施。雖然向兩地加強了軍隊的派駐和軍費開支，但是這個時候日本的均不高層大腦還是有一定的理性的，這個出兵挑戰兩國的大膽計劃也就夭折沒有實施，不過同樣海軍的向南佔領菲律賓的計劃，也暫時擱置，但是日本並沒有放棄軍事擴張計劃，反而在經濟危機的促使下加快了自己軍備擴張的步伐，日本的壟斷資產階級認爲，歸根到底，除非積極地奪取並擴大國外市場，並同時通過對外發動戰爭來緩和國內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之外，是不能徹底地消除經濟危機的。
在中國統一後，完全廢除了南方國民政府和日本簽訂比北洋政府還要苛刻的《新中日通商條約》，再加上統一戰爭後因爲日本的行爲使得中國民衆非常反感，再加上經濟危機時地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在政府的默許之下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也使日本的對中貿易遭受沉重打擊，這讓日本覺得對於現在現在的中國政府沒有強大武力是不行的，除了加強西伯利亞和中國的接壤地區的駐軍的戰鬥力和朝鮮的駐軍的戰鬥力之外，海軍也開會新一輪的整修和現代化改進，並且開始大規模組建海航和陸航，軍費的激增，更加加重了政府財政的負擔，再加上相對於歐洲早期自生型的工業化，日本的工業化是傳播型的，這種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自上而下，政府在推動工業化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這一特徵從明治時期一直延續下來，無論是景氣還是蕭條，都可以看到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強大作用，相對於美國等國的束手束腳，日本顯然沒有那麼多的顧慮，通過政府的宣傳誤導，使得日本國民也相信惟有擴張才能緩解他們所面臨的經濟危機。
再加上自從日本在1927年，中國統一之後，被徹底的趕出了中國的市場，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權益（除了臺灣），所以面臨的經濟危機除了那些殖民地就失去了轉嫁的市場，經濟恢復比後世要艱難許多，這也導致了日本軍國化的進程開始在不斷的加快，在1933年2月12日02時，日本東京街頭就不在平靜陸軍第1師團營地，4個聯隊的官兵悄悄起牀集合，進行了“效忠天皇、誓誅國賊”的最後一次訓話之後，數百名荷槍實彈的軍人快速奔出營區，本來在1936年發生的兵變提前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