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經過電視新聞和報紙的反覆發酵，在江海引起了熱議，甚至連一些全國性的報紙也做了報道。
議論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受害人爲什麼不出來說明事實？她在顧慮什麼？見義勇爲者應不應該和歹徒硬拼？應該怎麼保護自己？爲什麼見義勇爲者會差一點面臨無法承擔醫療費用的窘境？見義勇爲者應不應該獎勵？是精神獎勵好還是物質獎勵好？爲什麼遲遲抓不到歹徒？
其中有些討論讓肖樂很擔心，他費盡心思做這些事情就是爲了避免大家對見義勇爲這件事本身產生顧慮，甚至最終動搖到人們的道德底線，但好在電視臺和報紙反饋回來的觀點大部分還是正面的，而肖樂安排基金會的兼職人員上街和到學校去做了一份不記名的問卷調查，結果也不像他所擔心的那樣，大部分人在“面對歹徒正在行兇，你會怎麼辦”這個選項時，大部分人還是選擇了“第一時間設法阻止或者干擾他並報警”或者是“在確保自身安全的情況下大聲呼救驚走罪犯並報警”，而幾乎沒有人選擇“明哲保身，免得傷害到自己”。
事情在第五天有了轉機，受害者終於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公安局報了案，而有了她的指證，兇手也在事件發生的第十天在數百公里外的一座小縣城被公安機關抓獲。
受害人在一個晚上帶着口罩偷偷到病房來看望了汪徵，肖樂正好也過來看望他，遠遠地站在了門外。
汪徵這時候已經脫離了危險期，女孩抱着他大哭了一場，那個晚上對她來說或許是一個噩夢，這讓她無法面對與那個夜晚相關的人和事。她大聲地向汪徵道歉，而他終於也把這件事裡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了。
“她也許已經被侵害了。”肖樂第二天在基金會的辦公室裡對王直說道。
“很可能。”王直點點頭說道。
這或許也是女孩遲遲沒有現身的原因。
“那個傢伙會判幾年？”肖樂問道。
“不知道他以前有沒有案底，單就這個案子來看，強姦罪加上故意傷害致人重傷，兩個罪行都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按照我國的刑法，我覺得至少應該判十五年。”
“十五年……”肖樂重複了一遍。
“有什麼問題？”王直問道。
“去問問汪徵，看他需不需要法律援助，如果有可能的話，也和那個女孩接觸一下，可以找個心理諮詢師一起去，看看她需不需要法律援助。”肖樂說道。“我的想法是，一定要讓那個兇手從重獲刑。”
爲了配合思源基金會的工作，肖樂和王直在江海大學法律系一位教授的幫助下買下了一個“守正律師事務所”的所有股份，但王直還沒有作爲律師事務所設立人的資格，只能通過內部協議，聘請了三名年長的律師作爲事務所的設立人。
王直將在事務所裡作爲實習律師實習，一年之後才能申領律師執業證書，擔任律師三年後才能成爲事務所的設立人，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還在他們所聘請的三名律師都算是比較正派，沒有那麼多陋習，不過也正是因爲如此，他們之前的律師生涯都不算是很成功。
肖樂的要求在王直看來並沒有什麼問題，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其實比肖樂更激進一些，於是他點點頭，只是開玩笑地說道：“沒看出來你這麼嫉惡如仇啊。”
“其實我不是嫉惡如仇，我只是害怕傷害見義勇爲者的罪犯不
能重判的話，會寒了大家的心。”
自從成立了思源基金會之後，肖樂就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大家在網絡時代來臨之後，道德變得越來越沒有底線，越來越冷漠。
當然不可能是網絡的問題，網絡只是讓信息的交流變得更加便利，讓人們比以往能夠更加容易地獲取到信息。
信息的開放不應該變成人們冷漠的理由。
是因爲經濟的發展嗎？肖樂覺得也不是，經濟發展了，人們的綜合素質應該更高才對，沒有理由生活越好道德水平卻越低。
是因爲媒體不斷報道見義勇爲者沒有好下場，讓大家的顧慮越來越多嗎？
這也許是個很重要的原因，但媒體也不是沒有良知非要讓大家都不見義勇爲，而是想要揭露這種現狀背後的種種問題，結果卻適得其反，讓看到越來越多這種問題之後的人們心都冷了。
所以肖樂在思源基金會一建立的時候就定下了很多規則。
見義勇爲者經常面臨申報難的問題，於是肖樂就規定只要證據顯示有可能是見義勇爲而又沒有着落的情況，思源基金會就應該介入。寧願被騙之後不得不通過法律手段在事後維權，也不能讓見義勇爲者受委屈。
見義勇爲者難以獲得政府的認可和認定，肖樂決定由思源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幫助他們理清關係和辦理手續需要的條款，幫助他們收集和整理證據，並且幫助他們進行申報。如果有條件，肖樂希望有一天，思源基金會給出的認定和榮譽也能得到社會大衆的認可。
見義勇爲者本人或者家庭有可能面臨生活上的困境，於是思源基金會建立了對於犧牲者沒有生活來源的贍養對象的補助政策，並且正在積極思考對於因爲見義勇爲而致殘者的出路怎麼解決。肖樂覺得應該想辦法讓他們有機會自食其力，而不是成爲社會的負累。
見義勇爲者因爲自己的見義勇爲的身份而羞於維權，或者是不懂得依法維權，甚至有可能因爲見義勇爲的行爲而惹上官司，於是肖樂買下律師事務所，準備爲他們提供法律援助。
但他可以把自己想到的所有方向都一一準備好，卻有一個地方是他怎麼也沒有辦法去做的。
那就是見義勇爲者遭遇的報復。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一個個見義勇爲者慘遭報復的新聞，讓人們開始害怕，開始恐懼，並最終選擇了明哲保身。
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肖樂同時也認爲這是媒體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他們往往只把那些對見義勇爲者進行報復的事件登載出來，把注意力集中在受害人身上大肆批判，卻很少有人去關注後面怎麼樣了。兇手抓住了嗎？進行了什麼樣的懲罰？受害者有沒有依法主張自己的權利？有沒有獲得賠償？
媒體總是樂於尋找新的事件，繼續以超然於物的立場去肆意評擊政府的種種不作爲，政策法規的不完善不規範，卻從來不會靜下心來去追索自己曾經報道過的那些事件，正義和公理有沒有得到聲張。
就像是在一個團隊裡，大家正一起解決面臨的難題，卻有人不斷對別人提出的建議嗤之以鼻，對別人做出的努力視而不見，肆意踐踏和貶低別人的成果，認爲只有自己纔是正確的，只有自己纔是清醒的、聰明的，卻從來提不出任何有實際實施價值的建議，也從來不會腳踏實地去解決什麼問題。
肖樂從不喜歡這樣的人，也看不起這樣的人。
肖樂現在還沒有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也沒有能力去幹擾警察的工作，更沒有可能去讓那些犯罪份子受到震懾。
但他不會如他所鄙視的人那樣站在一邊，什麼也不做，只是大聲叫喊。他決定從自己經歷的每一件事情做起，讓那些英雄遠離這樣的傷害，並且保證每個對見義勇爲者造成傷害的罪犯都得到法律最嚴厲的懲處。
還要把這樣的結果廣爲宣傳，讓所有人都知道那些惡人的下場。
見義勇爲者都得到尊敬和好報，有所保障，而罪犯都得到了嚴懲。
以他現在的社會影響力和經濟實力，這樣的話說出來簡直就是一個像童話一樣不現實的夢想。
但他覺得，自己作爲重生者，如果只是賺錢，如果只是滿足自己的慾望，而不能爲社會的進步哪怕是做出一點點微不足道的貢獻，那才真的是白白浪費了這重生一次的機會。
也許在平民百姓中間，只有很少人因爲第一天的新聞報道而看到了“思源基金會”這個名字，而其中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記住了這個名字，但在江海的新聞媒體當中，這個先於紅會等單位出手幫助見義勇爲者，而且看起來資金很充足的思源基金會已經被很多人默默地記憶了下來。
“我們駁回了很多申請。”王直苦笑着對肖樂說道。
大部分人都不太清楚思源基金會到底是幹什麼的，人們在病急亂投醫的情況下，也不會去認真研究公佈出來的章程和宗旨，加上肖樂和王直之前爲了思源基金會的發展而把很多項目都列進了基金會的註冊文件中，許多有困難的人都在媒體的介紹下找上門來了。
大部分是因爲疾病而導致家庭貧困的，此時正值江海市深化各項改革的高峰期，加上受到去年亞洲經濟危機的波及，很多企業都沒有辦法繼續像過去那樣爲職工支付醫療費。雖然紅會等機構和社會人士進行了一些捐助，但對於江海這個有着千萬級人口的超級城市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
思源基金會也不可能解決所有人的問題，就目前而言，肖樂還是決定按照既定目標來，除了按照文化局的要求捐助了一批圖書到各區、各社區的圖書館、圖書室之外，就只能是集中精力解決見義勇爲者的問題。
“你們都是騙子！”
“爲什麼你們肯救別人不肯救我？一定是有黑幕！”
“政府給你們的錢，老百姓捐給你們的錢，肯定是被你們黑掉了！”
失望之下，有人堵在門口破口大罵，也有人乾脆就賴在他們的辦公室不走。
工作人員苦口婆心地勸說他們，說明思源基金會的宗旨、辦事流程和資金來源，但他們就是不理。
“不幫我們解決問題我們就不走！”
在紅會這些機構他們沒有膽子這麼做，但思源基金會只是個純民間組織，他們料定了思源基金會沒有辦法對他們怎麼樣。
“千萬別和他們發生衝突。”肖樂說道。“晚上找人來裝攝像頭，只要他們不拿東西，不打人不干擾我們的行動和工作就別管他們，口渴就給他們喝白開水，別的一概沒有。只要是他們有過激行爲，馬上報案，然後讓學校的保安來處理。”
做慈善事業的，如果因爲和求助者發生衝突而上了新聞，那就太失敗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