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爲了把東北變成侵佔全中國和東南亞的基地，先建立了僞滿洲國政府，然後在東北農村尤其是山區實行“歸鄉”政策。從那以後，東北的大地腥風血雨，善良的東北百姓過着飢寒交迫的亡國奴生活，三千萬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鳳凰山一帶的“過江蛇”成龍被日本人殺了後，大戶人家紛紛從城裡跑了回來，日僞政府在這一帶實行了保甲制度。破帽子溝的十幾戶人家編成了一甲，甲長由雙嶺子屯保長張老大的外甥擔任。這小子姓劉，長得單巴細兩，一肚子的壞水，屯中的人背地裡都管他叫“溜壞水”。“溜壞水”自從當了甲長後，在屯裡橫行霸道，不知從哪弄了頂日本鬼子的軍帽，成天歪戴着。不是說這家有反滿抗日思想，就是那家背地裡罵張保長了，攪得屯裡雞飛狗跳牆，家家都不得安寧，大夥都把他恨透了。
那年月農村的村長、保長和甲長是肥缺，一般要花上錢才能當上，因此這“三長“基本都是由地主惡霸們擔當。這些人當上“三長”後，依仗日本人的勢力，肆無忌憚地欺壓百姓，巧取豪奪，村民們的日子苦不堪言。
咱家那時，我的大姐二姐都出嫁了，大哥沒正事，天天可那跳神弄鬼。租雙嶺子張老二的四畝山坡地又漲了租子，再加上那年月爲了搜刮老百姓，僞政府規定養什麼都得上稅，活的有人頭稅、豬稅、狗稅、雞稅、鴨稅、鵝稅、牛稅、馬稅，死的（不動產）有地稅、房屋稅。咱家那四畝山坡地一年下來，去了繳租和納稅後連口糧都不夠。沒辦法，阿瑪只好憑自己有一手打井的好手藝，常年在外邊給人打井，家裡的活就由額娘領着我們小哥倆維持。
老爺子的打井手藝在方圓百里是出了名的，他能根據打井人家的地勢定出這裡有沒有水，井打到什麼深度能出水和水質怎麼樣。幾乎是十猜十中，基本沒有出過差，當地的鄉親們稱他是“神算王井匠”。
有一次，老爺子在給張家灣一戶姓朱的保長打井時出了差。這差並不是出在井的問題上，而是出在字據上。這家井沒開工時講好是五塊錢一口，以見水爲準。在寫字據的時候，東家把“見”字寫成了這一字之差可就大了，見水爲準是指的地表水，泉水則指的是地下水。這家原來就有一口井，再打一口主要是爲了飲牲口，這井的深度有不少區別，兩種井的價錢差在三元左右。
待井打完後，算賬的時候東家耍了賴，朱大當家的說：“王井匠，你朝我要錢，我還想朝你要錢呢？”
“怎麼着，這井有毛病？”
“這毛病大了，你沒看這井裡出的是什麼水？”
“地表水呀！”
“這不就得了，挖個地表水的井我還用你幹啥，我家裡的長工就能挖，找你這個‘神算王井匠’來，就是叫你給我家打一口好水井，結果你把井打成這個樣子，你自己說這錢我應不應該給你？”
“朱保長，你這話說得可就不對啦！當初講的你就是打一口喂牲口的井，咱們還立了字據，你這人咋放賴呢？”說着阿瑪從懷裡掏出了字據，“你看看這上面不寫得明明白白嗎？”
“咱倆別在這瞎仗咕（吵架），上村公所講理去！”
“我看也是，你這人太不講理了！”
兩個人一起上了村公所。
到了蒼石屯村公所，村長聽完兩人的述說後，看了看阿瑪拿出來的字據，上去就給老人家一個大嘴巴子，罵道：“你個老混蛋，這上面不明明白白的寫着以泉水爲準嗎，你他媽是‘睜眼瞎’咋地？”
老爺子一聽氣得渾身直哆嗦，用手指着朱保長說：“姓朱的，你真不是個人哪！這兩個錢你還唬我，你這保長咋當啊？”
村長說：“你***少在這胡攪，他保長咋當你管得着嗎？你趕快給我滾，再不走我把你送到警察署去，定你個擾亂社會治安罪！”然後叫村丁們把老爺子連踢帶打地趕了出來。
老爺子回到家後，連憋氣帶窩火大病了十來天。起炕後了狠，寧可不吃不喝也要把孩子供出一個識字的。再不能祖祖輩輩當“睜眼瞎”，叫人家欺負，出這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事！
那麼在我們哥仨裡叫誰念這個書呢？額娘犯了愁，按理說應該讓老大念，可是老大已經過了歲數，同時他跟着傅大叔一天到晚神神叨叨是不行的。叫弟弟唸吧，小河屯的學校離破帽子溝有七八里地遠，還得翻一道山樑，家裡人又不放心。合計來合計去還是我比較合適，於是就把我送到了小學。爲這事，弟弟和我別上了勁，看我天天揹着書包去上學，老不用好眼睛瞅我，一直對我有一股怨氣。
我念書的學校在小河屯，只有一個姓劉的先生。這個劉先生六十來歲，白蒼蒼，戴着一副老花眼鏡。他有個愛抽鼻子的毛病，碰着了颳風下雨或者天氣冷一點，他那個鼻子“哧嚕哧嚕”地抽起來沒完，聽起來有點煩人。我們這些小學生當面恭恭敬敬地叫他一聲“先生”，背地裡卻都叫他“哧鼻子”。
這先生雖然好哧鼻子，但學問挺高。老中華民國的時候，他在長春市小學任教。後來年紀大了被學校辭退，來到小河屯的親外甥家，辦了間私塾。滿洲國以後私塾又都變成了官辦小學，他就任這所學校的校長兼老師。學堂是在屯中一座三間草房裡，東屋是女生的課堂，西屋是男生的課堂，兩間屋南北大炕上，放着二十來張小課桌。
劉先生每天早上上課前，總好先說：“同學們，你們可得好好學習呀，只有學習好，知識豐富了，才能成爲國家的棟樑。咱們中華民族啊，有幾千年的歷史，爲什麼老受人家欺負，就是因爲咱們國家貧窮落後，百姓愚昧，缺少知識。”他的這番話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聽得我們都煩了。
不過他的這一番話有一次惹了大麻煩，差一點被送進了警察署。
那是我上學後的第二年的一天，雙嶺子屯張保長的兩個小孫子，其中就有叫“三斜楞”的那個小子。因爲貪玩沒完成作業，第二天上學時劉先生勃然大怒，拿起戒尺把兩個小子的手掌心好頓抽，打得這倆小子“噢噢”地哭，手心腫起挺老高。
放學後回到家裡，張保長急眼了，叫管家連夜來找劉先生，質問他：“你這個人怎麼這麼不開面，一個小孩子沒完成作業，值得這麼打他！不看僧面看佛面，沒有俺家老爺照着（照顧），你能在這幹得這麼消停嗎？”
“我到農村來不是圖掙兩個臭錢，我家在長春有買賣不缺錢，就是想叫這貧窮山區的孩子能念上書。至於你家老爺照着我，你轉告他，我表示謝謝。但是，這和教孩子是兩碼事。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就這個教法，要不行你們就把孩子領回去。”
管家在這個倔老頭面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只好無可奈何地走了。
第二天下午，溪浪河鎮警察所來了兩個警察，說有人告他散佈反滿抗日言論，要把他抓到警察署去。劉先生的外甥塞給兩個警察每人十元錢才把這事平息了下來。
劉先生在圍前左右的屯中，是個受人尊敬的老人，但是也有不講理的時候。
有一次，我得了感冒，渾身難受，鼻子堵得喘不過氣來。這大鼻涕不知咋那麼多，“哧嚕哧嚕”地抽起沒完。在課堂上劉先生瞅我不順眼了，因爲他抽一下，我抽一下，好像有意和他比賽似的。第一堂課，他老不是好眼睛瞅我，弄得我心裡毛的學的（毛）。
第二堂課他拿着戒尺過來了，問我：“你啥毛病？”
“感冒了”。
“感冒了？好，我給你治治，把手伸出來。”
我戰戰兢兢地把手伸了出來，只見他眼睛一瞪，照我的手“啪啪”就是兩戒尺，痛得我直哆嗦。
“還哧嚕不了？”
我鼻子一緊，“哧嚕”一下說：“不敢了。”
同學們都鬨堂大笑了起來，他愣愣地瞅着我。
晚上放學以後，劉先生把我留下嘮了幾句嗑。
“先生打你抱屈不？”
“不抱屈。”
“爲什麼？”
“先生哧嚕鼻子，我就不應該哧嚕了。”
他苦笑了一下，摸摸我的腦袋說：“先生今天不講理啦！這兩天我的心裡憋得難受，拿你撒了氣，你心裡一定覺得挺委屈。”
先生的這番話，說得我眼淚在眼圈直轉轉。
“先生憋什麼氣？”
“縣教育課來通知，叫小學開辦日語課。我尋思這學堂是孔老夫子留下的，是咱中華民族的寶。開了日語課成了啥玩藝？再說咱也不會那東西呀！一說起來嘰裡哇啦的，不是西的，就是青蛙，聽着都難受，咋說呀？”
“那咱就別開唄！”
“不開還不行，我正託中心校的校長和上邊說說呢。”
後來因爲沒有日語教師，我們那個學校的日語也就一直沒有開。
那時候唸書學費不用交，只需交自己書本費兩鬥小米就可以了。就爲這，全家人省吃儉用，晚間連油燈都捨不得點，天一抹黑額娘就催我們上炕睡覺。冬天裡大長的夜，那能眯得着，我們小哥倆只好躺在被窩裡捅捅咕咕練起了武術。多咋老爺子回來罵了句：“媽拉個巴子，還不睡覺，瞎捅咕啥？”我倆才消停地眯在被窩裡，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夢鄉。即使是這樣，這兩鬥小米還是難以湊夠。沒辦法，弟弟八歲就給張保長家去放豬。一個八歲的孩子，趕着十幾頭豬，穿行在山坡老林子裡，那艱難的情景可想而知。
有一次，弟弟放豬時，一頭小豬崽子摔到了砬子底下，把腰摔壞了，後腿也斷了一條。
晚上回來後，張保長一見小豬崽子摔癱巴了一隻，不禁勃然大怒，掄起手中的柺杖一下子就把弟弟的胳膊打斷了，弟弟又被他拳打腳踢打得鼻口竄血，被別人揹着送回了家。
回到家後，老爺子看孩子被打成這樣，心痛得直跺腳，抄起根棒子就去找張保長。
到了張保長的家，老爺子問他：“張保長，你雖然是一保之長，可也不能這麼霸氣呀！我家小三放豬不小心，把你家的豬崽子摔壞了，這是孩子不對，大不了我們賠你一隻。你也不應該下這樣的毒手把孩子打成這個樣子，他纔多大呀，你怎麼下得了這麼狠的手？”
“王井匠，你這話說得可就沒道理了，你知道我這豬崽子值多少錢？我是用兩擔小米從舒蘭鎮西北鄉日本開拓團換來的種豬，你賠得起嗎？”
“行啦張保長，人都得講良心，你那窩豬崽子不就是你家那頭花郎母豬下的嗎？花郎母豬打圈的時候，不是你傢伙計趕着它到我們屯找老李家的公豬配的嗎？”
張保長這下沒話了，他又說：“行，就算是這麼回事。那你說你家小三到我家後我對他咋地啦，是不給他吃還是不給他喝啦？看他的鞋壞得不像樣，我把俺家孩子的新鞋都拿出來給他穿。你還讓我咋地？這回是他不爭氣，淨貪玩，我教訓教訓還不應該嗎？”
“有你這麼教訓的嗎？再教訓兩次孩子都被你打死啦！”
“你別跟我來這套，孩子我已經打啦，你能咋地，願哪告哪告去！”
老爺子是個火杖子脾氣，聽他這麼一說，掄起棒子就要和他拼命。院裡的夥計們強把他拉住推回了家。
第二天晌午，溪浪河警察所來了兩個警察，進屋不容分說就給老爺子一通皮帶，然後把他帶到警察所扣了起來。罪名是攜帶凶器私闖民宅，企圖行兇擾亂社會治安。
第二天，大姐夫叫他的老爹“張八先生”給警察所送了五十元錢，老爺子才被放了回來。
大家問他：“警察所怎麼說的？”
“媽了個巴子的，這幫警察更不講理。說你家孩子把人家豬崽子腿摔斷了，人家才把你家孩子胳膊打折了，這是兩家扯平的事，你還到人家咋呼啥？大夥聽聽，這是人說的話嗎？有錢人家豬崽子的腿比咱窮人家孩子的胳膊還值錢，這叫什麼世道呢！咱們窮人還能不能活？”
大家搖頭嘆息：“就這個年頭啊，這小日本不倒咱老百姓沒個好！”
爲了給弟弟治傷，我只好退學。在家一面幫額娘種地，一面逢溪浪河鎮集日擺個小桌給人家代寫書信。過年的時候，寫些對聯拿到集上去賣，那時我只唸了四年的私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