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的性格
一
不知不覺，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一百年。在這一個世紀中，海內外研究這場革命的著作與文章琳琅滿目，也出了不少犖犖大家、知名學者。毋庸諱言，爆發於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義已經成爲辛亥革命成功的顯著標志。推翻數千年帝制以及清朝專制統治的第一槍，是在武昌城中打響的。雖然一百個春夏秋冬，讓武漢三鎮經歷了滄桑變化。但是，城中的各處遺址如起義門、楚望臺、武昌軍政府、拜將臺、彭劉楊三烈士就義處等等，仍能勾起我們對當年那場革命的景仰之情與深刻回憶。
近年來，我常常聽到這樣的一種聲音：爲什麼辛亥革命首義的第一槍，會在武漢打響？其實，歷史學家們早已就這個問題從當時的形勢、條件、偶發因素等各種原因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但是，我們的讀者仍然覺得這些論據與觀點尚不足以表達當日武昌首義的快意恩仇。以彼時之形勢，北之京師，嘯聚了多少慷慨悲歌之士，南之廣州，隱伏了多少磨劍提戈之客；更兼西之成都，保路風潮如火如荼，東之上海，海歸壯士叢集如林。環顧東西南北，義士如潮，鐵血如波，哪一城都有打響首義第一槍的條件。爲何獨有白雲黃鶴之地，於尋常巷陌之中，一擲萬千霹靂，炸碎了大清王朝的鐵桶江山？
這一問，使得飽學之士不得不憑案而思。
我客居武漢近四十年。從踏入這座城市的第一天，一直到現在，這座中國中部的第一大都市，一直在吸引我，困惑我，感動我，隔膜我。它有時大氣，有時小氣；有時睥睨萬方橫空出世，有時目光短淺俗不可耐……
武漢有多種定義，但沒有哪一種定義能概括它。我想，探討辛亥首義爲何在這裡爆發，或可從城市的性格進行剖析。
二
城市如同人一樣，性格千差萬別。如北京的王霸之氣，上海的儀態萬方，蘇州杭州的風流蘊藉，廣州深圳的兼收幷蓄，成都的輕鬆幽默，西安的擁抱傳統……過去，單從城市的建築與街巷間的風俗，即可看出城市的性格。近三十年來，隨着建築風格的趨同，單從表象已分不清城市的面孔。但是，一個城市的內在品質卻不會隨着表象而改變。
要想了解武漢的城市性格，首先得熟悉湖北人的性格。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學者分析楚文化的特點，一是尚武好鬥，二是敢爲天下先，三是求新求變。
現將這三點試說如下：
我因爲研究歷史，每到一處，喜歡到當地的博物館參觀。看得多了，進行了文物的歸納統計，便發現了特點。遠的不說，單說長江流域，江浙一帶的博物館，多精美的絲綢、精緻的瓷器、藝術價值極高的書畫，而長江上游的巴蜀，博物館中多玉製的禮器、青銅的搖錢樹和佛教的石刻。湖北的博物館中，有遠古王室使用的鑄造精良的青銅器皿，當然，更多的是兵器。在湖北的博物館中，不但可以看到遠古中國的兵器大全，即便是近現代，我們引以爲驕傲的，也有漢陽造的步槍與中山艦。
文物是無言的歷史，湖北古往今來多兵器，正好反映了這一地區民衆的尚武與好鬥。這一傳統在湖北一直延續。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湖北人都衝在前面。推翻秦朝的陳勝與吳廣、劉邦與項羽，都是楚文化區的子民，故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天下義軍紛紛揭竿，七路農民起義軍有四路在湖北，他們是綠林兵、新市兵、下江兵與舂陵兵。最終，湖北棗陽人劉秀成了東漢的開國皇帝。還有元末農民起義，湖北羅田人徐壽輝首舉義旗，數年征戰之後，剩下兩支最大的起義軍爭天下，一是安徽鳳陽人朱元璋，一是湖北仙桃人陳友諒。所有這些例子，都是湖北人尚武好鬥的明證。
再說敢爲天下先。春秋之際，楚國作爲諸侯國，是第一個站出來要求獨立而不肯接受周王室統治的；客居襄陽的諸葛亮，首先提出聯孫抗曹，從而造成東漢末年三國鼎立的局面；明萬曆年間的張居正，面對大明王朝搖搖欲墜的局面，勇敢提出改革的大計，肅貪治庸、振衰起隳，從而締造了大明王朝的中興之象。
有了以上這些先賢救世之創舉，便不難理解爲何辛亥革命的第一槍會在武昌城中打響。茲後，當蔣介石背叛革命，寧漢分裂之後，促使共產黨完成武裝奪取政權這一重大轉折的“八七會議”，又在武漢召開。幾年後，共產黨北上抗日，實施戰略轉移，四支紅軍長征，只有一支即中央紅軍自江西瑞金出發，餘下三支即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全部從湖北出發。
第三是求新求變。大凡扭轉乾坤改寫歷史的人，憑藉的力量應是尚武好鬥的民衆，其血管中流淌着敢爲天下先的勇氣和魄力，其精神追求便是求新求變。從以上信手拈來的事例中，都可以看到這三者內在的聯繫。尚武好鬥並不是爲武而武，爲鬥而鬥。公元221年，孫權定吳國都城於鄂州，同時申明立國之本是“以武而昌”，這就是武昌城名字的由來。
19世紀中葉，漢口開埠。此後不久，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在武昌城中駐蹕十七年。湖北人的求新求變，創三千年未有之格局，之氣象，在他的領導下可謂達到極致。他走後三年，推翻封建統治的第一槍又在武昌城中打響。可以說，正是尚武好鬥、敢爲天下先與求新求變三種性格的統一，才讓湖北人當之無愧地贏得了結束數千年帝制統治，開創民主共和的首義之功。
三
綜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湖北人的性格便是武漢的性格。任何一種性格，都有它的兩面性。尚武好鬥，性格就寧折不彎，殺氣多於和氣；敢爲天下先就是敢承擔責任，但做不來“治大國若烹小鮮”這一類的慢工細活；求新求變就是不安於現狀，始終有強烈的進取心，但有時難免盲目地標新立異，潑髒水把孩子也潑掉了。
在大的歷史轉折期，武漢的性格便明顯佔有優勢。但是，若要做建設時期的慢工細活，武漢人便顯得有些急躁。使慣了板斧，叫他改用繡花針，便產生了有力使不上的無奈。明朝最大的政治家張居正有言：“做好天下事，唯在耐煩二字。”毛澤東主席也說過：“世上事怕就怕認真二字。”這兩位都是楚文化養育出來的偉大人物。以上說到的三個特點，他們身上都有。這是他們摧枯拉朽重造乾坤的性格優勢。但是，他們在政治的實踐中，也發現僅有這三個優點是不夠的，還必須加上耐煩與認真。在新時期的深入改革與擴大開放中，湖北與武漢如果保持自己的優良性格，再加上耐煩與認真，就可以期待跨越式的發展，迎頭趕上發達地區，創造光輝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