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企業家
今年六月，我和一位朋友在深圳探討一個問題：對於一個公司來講，制定一個好的規章制度和選擇一個好的總經理，兩者之間，哪個更重要？朋友的回答是選擇一個好的總經理。朋友信奉精英文化，他感到現在管理層的一些領導者沒有領袖的魅力，對被管理者缺乏號召力和凝聚力。
我得承認朋友的觀點是對的，不單是我們中華民族，就是整個人類，都存在圖騰崇拜這麼一種文化基因。在漫長的歷史中，我們所說的領袖魅力通常是指那些管理國家的政治家們的魅力。他們的魅力來自他們的氣質、素養、超人的才智和人格的力量。具備這種素質的還有那些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和藝術家，他們生命的光輝點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之火。
比起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和藝術家來，在人類已經發生的歷史中，企業家簡直不值一提，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甚至連“企業家”這個詞都沒有出現，只有商人。而且，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對商人都是排斥的。他們往往是吝嗇、貪婪、唯利是圖的代名詞。義與利，是兩個截然對立的矛盾體。我們所說的領袖的魅力，皆由一個“義”字產生，而商人的歷史地位的尷尬，則是因爲他們奮鬥的目的在於那個“利”字。
商人沒有道德優越感，那麼，從商人手中接過接力棒，繼續發揚商業文化的企業家們，他們在歷史中存在的價值是否與他們創造的財富等值呢？
20世紀中期，隨着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許多巨大的國際性財團相繼出現，企業家作爲一個階層，纔算正式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在中國，這一歷史進程又推遲了幾十年，到了80年代後期，企業家才漸漸得到公衆的承認。
但是，嚴格地講，中國的企業家階層還沒有形成。這個階層對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與繁榮、科技事業的推動均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在中國，企業家階層對上述各方面的影響力很小，甚至微不足道。這有社會的原因，也有企業家本身的原因。
由於整個社會的熱點轉移到經濟領域，企業家也就格外地引起社會的關注。這使企業家們一下子跌進另一個新的尷尬。在中國的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期，舊有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法律規章等都已失去了或正在失去其社會效用，而新的尚沒有建立起來。在這新舊交替的混沌時期，企業家的舞臺非常混亂，企業家隊伍的構成也非常混亂。
現在，只要一經商，皆可獲得一頂“企業家”的桂冠。我認爲這是極不嚴肅的。企業家作爲一個跨世紀的新型文化代表，絕不能與唯利是圖的舊日商人相提並論。他們必須是一羣新的文化精英，對整個社會和歷史的發展承擔責任。
改革開放以來，比較明顯的下海浪潮共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初，下海者主要是一些城市遊民，無固定職業者，這批人主要是“個體戶”。第二次是80年代中期，主要是一些與掌權者沾親帶故的人，這批人主要是“倒爺”，即將權力轉化爲資本，常常創造出一夜間就可暴富的“經濟奇蹟”。其實，這就是西方所說的尋租行爲。第三次是90年代，這批下海者以知識分子居多，其主要特徵就是體現了“知識就是生產力”。社會上通常稱這批人爲“儒商”。
我覺得從儒到商，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參與意識，這種社會角色的出現，對我們社會的改革，對我們整個市場體系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意義。這批儒商的出現，有其自身的特徵。首先是這一批人，在過去二十餘年的改革中，已經對中國的國情、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未來，有很多深層次的思考，有很多理性的認識。其次，他們以這種角色來參與社會活動，給自己的職業賦予一種歷史使命感。因此，這批儒商已具備了中國企業家階層的雛形，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
21世紀初，活躍在中國經濟舞臺上並卓有建樹者，都是四十歲左右的人。這樣一批人，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知青出身。他們經歷了共和國誕生後的種種苦難，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因此，均是先天發育不良，後天營養不足。但是，正因爲“閱盡人間興廢”，飽嘗生活的艱辛和精神的折磨，他們才獲得了百折不撓的進取心和彌久彌深的愛國主義激情。國家要強大，首先要有強盛的經濟作爲保障。這批人投身實業，下海經商，便是出於這種歷史的責任感。當然，還有他們引以爲驕傲的道德上的優越感。知青一代，也就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三代知識分子，已經成長爲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正是在這一代人中，誕生了不少優秀的企業家。現在，已經有人評論，儒商是中國20世紀第三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價值取向，並由這一羣人構成中國精英文化的主體。
在這種新舊經濟體制交替的轉型期，來自舊體制的干擾，往往會遏制企業家創造的激情。中國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禮俗社會，因此，與各種掌權者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人被認爲人際關係良好，對於經商者而言，這是一筆骯髒的無形資產或資源，這種資源的利用與開發，實際上是對國家機器的腐蝕。將國家賦予的權力轉化爲個人資本，說得嚴重一點，這就是“竊國大盜”，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容忍的腐敗。一代儒商，對這種腐敗現象深惡痛絕。痛恨之餘，我們更深切地感到，健全法制，儘快地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規章制度是多麼重要。
基於以上的考慮，我才向朋友提出本文開頭的那個問題。我認爲，中國改革開放到現階段，大至國家，小至一個公司，當務之急，是制定一個好的規章制度，也就是大家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不然，我們的社會空間（當然也包括商業空間）將永遠無法結束這種無序的混亂狀態，“知識就是生產力”也只能是一句空話，而中國企業家階層的出現，也只能是一個遙遠而又模糊的夢。
從無序到有序，這是任何一個事物發展的必然過程，但轉化過程的長短，卻是可以人爲控制的。四十歲左右的儒商，是中國第一代有着現代意義的準企業家。而真正的大企業家，也就是說對中國未來的政治與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人，可能會在正在登臺的三十歲人中產生。二十年後，當現在的四十歲與三十歲人成爲國家的主體，當中國擁有一批土生土長的黃皮膚、黑眼睛的“福特”“西門子”“時代華納”“索尼”“豐田”的時候，中國纔可以說跨進了現代社會的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