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學家李洵認爲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那個時期絕望貴族的代表，他的身上有着16世紀中國貴族的氣息。
經歷國初那段崢嶸歲月之後，貴族這個羣體開始沒落，後世子孫已經不可能像他們先祖那樣在戰場上立功，但同時也被限制進入科舉和經商行列，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每年從朝廷那裡領一定數量的祿米或者從自家田產那裡收一些租糧，過着寄生的生活。只有當朝廷需要出兵征戰的時候讓他們帶兵出征，朝廷需要派人去地方頒佈旨意的時候讓他們充當欽差，或者讓他們充當外交使節出使他國，再或者讓他們接見外國使臣，究是這種禮儀性的工作也是他們這個羣體中的極少數人能夠享有。在這種情況下，勳貴階層加上宗室階層從出生那天起就過着等死一般的生活。
不僅他們如此，就是皇帝也是如此。皇帝已經像一個紫禁城的囚徒，沒有行動自由，完全淹沒在儒家經典和行政禮儀的汪洋大海里，皇帝也是苦悶的，是絕望的。無論是貴族還是皇帝都要在這種日復一日機械的生活中尋找一些值得消磨生命的東西。
朱厚照雖然貴爲皇帝，但他實際上也是16世紀中國貴族階層的一員，他具備這個團體的一切特徵。他不願意住在皇宮裡面，他喜歡跟太監、武官在一起廝混，他迷戀寡婦與妓女，他封自己爲鎮國大將軍，當時就有人指出皇帝可能已經神經錯亂。當文臣們滿足不了他的要求的時候，他經常拿起一把刀子要自殺。朱厚照有着強烈的叛逆心理，在16世紀初葉的中國，從貴族到市民階層，從廟堂到民間都瀰漫着一種衝破封建禮教的氛圍。皇帝和民間的那些思想家們一樣，都是在新舊兩種體系中苦苦掙扎。
貴族的沒落、士大夫們的偏執、思想家們的奔放、市民階層的奮發構成了我們這個時期的主旋律。正德時期仍是沿着成化朝的慣性往前走，社會管理日發鬆動、商業日益蓬勃、思想領域步入怪誕，所有這一切似乎顯示出了超前發展的特徵，我們這個社會彷彿進入失控的階段，但封建倫理秩序仍然牢固，它仍然牢固的維持着我們這個社會的基本秩序。
對於正德一朝以及皇帝本人我們又該如何評價？正德朝總體來說仍是沿着成化、弘治的脈絡向前運轉，雖然發生了一些新的特徵，但還不能夠給整個社會帶來變革。皇帝的荒誕與嬉戲只是沒落貴族的一種反彈，抑或是對封建禮教的一種反叛，對於皇帝來說，“大將軍”帶給他的成就感要遠遠超越做皇帝本身。
皇帝的這種荒誕並沒有給帝國本身帶來什麼，實際上是無關帝國痛癢。在如何評價正德一朝時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開始發揮了它的作用，那就是我們對於人或事不能從是否符合儒家行爲規範或者其他細枝末葉方面來評價，而是要從整體或者更爲宏觀方面來看待。正德喜歡巡幸也好，寵幸佞臣也好，或者喜愛玩弄女性也好，都不會給我們這個王朝帶來任何影響，它既不會使後世君主奮發有爲，也不會使後世君主消沉糜志。
皇帝雖然表現出了與前世君主迥異的特徵，但他仍然勤政，他在巡邊途中也在批閱奏章，他對軍事問題很感興趣，他親自躬身、以身作則。皇帝待人寬和，平易近人，在他眼裡並無尊卑之分，他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夠精彩，而不是像他的父皇那樣苦悶、枯燥。總之，他是一位富有理想、心地寬闊、個性不羈、焦躁任性的人。
正德一朝並無大事發生，前有劉瑾專權，後有流民起義。但對於我們這個幅員遼闊、地理形勢複雜的國家來說，災難、民變乃是尋常之事。正德一朝總體來說，中樞仍舊是一如既往，成熟而完備的體制和官僚系統已經能夠保證國家正常運轉，君主只要做好禮儀和繼承人的問題即可，倫理道德和政權組織機制使得無論是皇帝還是官僚都沒有個人發揮的空間。跟中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開始活躍起來，這種活躍不僅表現在商業和生活上，更是表現在思想文化上。
終是如此，正德朝仍是有着一些亮點。劉瑾的改革是針對王朝的弊端而來，但由於改革過急、過快、過猛，觸動了各方的利益而被強行中斷；正德朝軍隊的戰備力得到了加強，京軍和邊軍的互調提升了整體戰鬥力水平，皇帝親自率軍作戰和對邊務的巡查都是對軍隊的一種整飭；除此之外，具備啓蒙思想的泰州學派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興起；皇帝與文官們雖然衝突不斷，但整體上來說，皇帝與他的臣僚們並無大的矛盾，他們只是在君臣和諧關係基礎上的一種對抗而已，這跟後世君臣之間關係惡化的那種情況是不能比擬的。
總體來說，正德朝雖然一切都按慣性運作，但一些新的思想和因子已經開始發酵，它意味着一個大的時代即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