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一朝很多事情都是謎，時至今日我們都無法得到確切的答案，但確切的答案似乎已經不那麼重要。不管汪廣洋也好，楊憲也好，胡惟庸也好，其實都可以看作朱元璋爲了削弱李善長的努力，其實整個洪武一朝，朱元璋所作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削弱以李善長爲首的淮西集團，而胡惟庸的被殺可以看作這種削弱的開始，雖然李善長走了，但胡惟庸坐在那個位置上跟李善長坐在那個位置上並無區別。
其實胡惟庸無論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時候還是帝國建立以後都是一個小人物，朱元璋並沒有把他當作宰相，天下的人也沒有把他當作宰相，胡惟庸並沒有跋扈，相反他一直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胡惟庸是有才能的，他是一個幹吏，能夠把事情做的滴水不漏，可以說他的風格跟李善長有些相似，但在政治場上都需要一股力量來壓制他們，朱元璋找了十幾年，找了劉伯溫，找了楊憲，找了汪廣洋，都不行，那得了，我自己動手吧。
洪武十年，在汪廣洋終於發動對李善長唯一的一擊後，朱元璋將汪廣洋第四次，也就是最後一次調入中書省，汪廣洋一如既往的萎縮，但此時的朱元璋已經完全放棄了對汪廣洋的期望，他要靠自己，能依靠的力量只有檢校。
洪武九年，朱元璋將他的女兒嫁給李善長的兒子，這是朱家給李家最後的殊榮，洪武十年，朱元璋已經開始了動作，他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通政使司，規定所有奏章送交通政使司，然後由通政使司直接送交皇帝，這樣就越過了中書省，此時的胡惟庸不知道屠刀已經臨近。
朱元璋並不滿足於此，大批的檢校監視着中書省，時刻等待着胡惟庸犯錯，可小心翼翼的胡惟庸始終讓他們無法抓到把柄，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國使者進京了，中書省並沒有把這件事情報告給朱元璋，胡惟庸自己處理完事情便打發使者回國，但檢校們把這件事情報告給了朱元璋。按理說這等事情屬於可報告可不報告之列，可朱元璋似乎要做文章了。
朱元璋將禮部官員和胡惟庸、汪廣洋都叫了來，現場質問，胡惟庸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皇帝爲什麼要突然糾纏這個事，他很快推給了禮部官員，禮部官員也毫不示弱，把這件事推給了中書省，朱元璋當場把負責此事的禮部官員下獄，並令檢校徹查此事。
朱元璋認爲查出的結果一定是胡惟庸，但他錯了，檢校們查出來的結果是汪廣洋，朱元璋驚愕了。並不是檢校們背叛了朱元璋，這個結果說明一個問題，胡惟庸的勢力大到檢校們查不出真實的結果來。朱元璋意識到，不用查了，他需要的就是一位大臣揭發胡惟庸謀反，然後直接抓人。
說胡惟庸謀反，朱元璋自己肯定不能這樣說，最好是有一名御史出面上書，朱元璋找來找去，找到了御史中丞塗節，這塗節本來跟胡惟庸是一夥的，不知道朱元璋給他許下什麼好處，或者跟胡惟庸有什麼過節，再或者他自己已經嗅到了政治氣候的變化，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他開始醞釀發動彈劾。
既然事情已經佈置下去了，那必須先穩住胡惟庸，以免胡惟庸提前出招，打亂計劃的部署。爲了穩住胡惟庸，朱元璋最後一次將汪廣洋貶到廣東，朱元璋被逼到這一步並不是他所希望的，他更希望的是汪廣洋能夠搞掉胡惟庸，身爲九五之尊，如此硬出手是很沒面子的事情，他對汪廣洋希望了九年，也失望了九年，終於希望與失望都變成了怒火，他又追加了一道詔命將走到半路上的汪廣洋賜死。
洪武十三年正月在毫無預症的情況下，帝國風暴正式開始。御史中丞塗節突然上書朱元璋聲稱胡惟庸謀反，正月初六，胡惟庸以通倭罪被處死，十一日，朱元璋連發兩道聖旨：廢除中書省和大都督府。整個帝國的官僚都被打蒙了，但朱元璋對於廢除中書省和大都督府後的有序安排表明瞭計劃醞釀的長期性。
朱元璋對於胡惟庸的處理只是面對李善長砍的第一刀，從此正式拉開帝王與李善長勢力集團的爭鬥，後人總認爲胡惟庸一案是洪武朝的大案，實際上胡惟庸一案只是採摘李善長這根大樹的第一片葉子，等到所有的葉子都採完，就是該砍樹的時候了。
胡惟庸死後，朱元璋用了十年時間來不斷清洗李善長的人，依靠的力量就是檢校，以及後來的錦衣衛，數千人被處死，數以萬計的人遭到調查、關押或流放。帝國的政治氣氛頓緊，許多官員戰戰兢兢，不知道何時錦衣衛會衝進自己的家門。
胡惟庸一案基本上改變了洪武年間的政治風格，監視和恐怖活動加劇的年代到來，洪武皇帝的辣手開始顯現，洪武皇帝以日益激進的手段實現他的治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