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年雖然皇宮裡亂七八糟，但那是宮裡的事；雖然羣臣也互相傾扎，但那也是文臣們的事；雖然南北邊境屢發戰火，但對於一個龐大的國家來說這也是時常有的事情；即使還有個令官吏膽戰心驚的汪直，但也只是存在數月而已。真正稱得上是成化年間的大事，對整個帝國氣運和普通民衆產生影響的卻是從正統年就出現的流民問題。
流民的產生有兩個根源，一爲土地兼併，二爲天災，從宣德年間起明王朝就發生了大規模的流民問題，至正統年間全面爆發，英宗一直採取的是安撫政策，但到了成化年間政策有了改變，採取的是剿撫並重的原則。
荊襄之地顧名思義指荊州和襄陽兩個地方，這片地方涉及川、陝、鄂、豫四省，方圓一百多萬平方里。荊襄之地土地肥沃、山高林密，本是人口繁多、經濟富庶之地，但從宋朝以來這裡就是宋金、宋元交戰的主戰場，所以漸漸的因爲兵禍而導致人煙稀少。從元朝末年開始，北方數省以及江南地區的流民就開始向這裡涌來，到了成化年間此地的流民已經達到150萬人。這150萬人中大多數都是自己開墾土地耕種的良民，但也聚集了龐大的不安分子，不安的騷動已經在帝國涌動。
劉通是河南西華縣人，傳說曾將縣衙門前重達千斤的石獅子舉了起來，所以人送綽號“劉千斤”，不僅如此後來的劉千斤據說還會法術。成化元年，劉千斤和白蓮教的僧人石龍在荊襄之地的房縣大木廠聚衆四萬造反，劉千斤稱漢王，年號德勝。很快，朝廷調大軍進剿，劉通的軍隊主要分佈在七個山屯，結寨自保，後大寨被攻破後，官軍斬殺數千人，劉通等人被俘後送至京城被殺，爲了震懾叛軍，朱見深命將被俘人員中十歲以上的處死。
如果從洪武算起，荊襄之地的流民已經近百年，此地的流民問題根本不是靠殺人能夠解決，可惜當時的朝廷放棄了英宗皇帝主撫的辦法，這才使得流民問題越鬧越大，悲劇纔剛剛開始。
叛亂既平，朝廷開始驅趕當地流民，按說人們既然願意到這個地方來，那就說明此地適宜生存，所以對待流民問題只能引導而不能堵，但是由於荊襄之地山高林密不易管理，且容易行成亂民，朝廷一直將此地當作禁地，不希望有人在這裡繁衍。所以叛亂平息後，朝廷對待流民問題一是採取附籍的方式，二是採取驅趕的方式。對遷徙此地時間較長的居民允許編入本地戶籍，而對於來此地時間不長的則驅趕回鄉。這種辦法很顯然會遭到流民們的抵制，收效也不大，然而卻很快激起新一輪的民變。
成化六年，劉通的幾個部將再次起義，朝廷派都察院右都御史項忠率大軍進討，此次官軍的瘋狂與殘酷程度遠超過上次。此次進剿比上次要順利的多，官軍對付的幾乎是手無寸鐵的流民，究是如此，官軍仍然是肆意斬殺。戰爭結束後，項忠開始將數十萬計的流民驅趕回鄉，廣大流民扶老攜幼，哀聲遍野。官軍將流民裝船順着漢水南下，由於人多船小，正值暑天，加上缺水、缺食，路途上很多流民渴死、餓死，或得瘟疫而死，官軍將死者就地拋屍江中，爲了防止傳染，很多得病者被活活拋入江中，加上官軍搜山，強行趕殺，如此死者竟有數萬人之多，整個荊襄之地白骨累累。爲了紀念自己的豐功偉績，項忠在荊襄之地立一豐碑，這真是一將功成萬古枯，項忠的豐碑是建立在流民的鮮血和淚水之上。
事情遠遠沒有結束，朝廷始終沒有找到正確處理流民的方法，反而使事態擴大化。不到幾年的功夫，流民問題又死灰復燃，大量的流民仍是源源不斷的往荊襄之地涌來，項忠所謂的功績此刻顯的是多麼蒼白。
前面說過荊襄之地地廣人稀，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沒有水旱之災，而且隨便開墾一處地就是自己的，還不用交稅，山上還有山貨、藥材、木材，加上此地處於南北氣候帶，無論是南方來的流民還是北方來的流民都能夠適應，所以荊襄之地是各地流民的首選。一旦被遷徙回去，雖然官府承諾分地，但能分多少還是未知數，而且家鄉的生存條件遠不如這裡。但這麼多流民聚集在這裡也會產生問題，流民相互之間拉幫結夥，私鬥成風，還有的流民不事生產淪爲盜賊，更有彪悍者成爲各方首領，劃分勢力範圍。而成化年的兩次流民起義都是與官府強行驅趕有關，所以既承認流民在此地的合法居住，又加以管理纔是解決荊襄流民問題的唯一之計。
事到如今到了朝廷對流民政策反思的時候了，早在朝廷派兵進剿之前就有人提出在荊襄設州府以解決流民問題，但沒有受到重視，如今又有人重提此事，見深和他的臣僚們已經不得不認真對待此事。
這次派去的是個叫原傑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又按照十三省的範圍設定十三道監察御史110人，爲正七品。明代御史位高權重，他們能監視天下、彈劾百官、指責皇帝、巡撫地方、統兵作戰，帝國給予他們的發展空間是巨大的。
原傑的職位雖然不高，但他是務實的，他來到荊襄之地後開始深入深山峽谷之中，斬荊踏溪，挨家挨戶尋訪流民，闡述朝廷的政策，並將流民登記入冊。摸清楚流民情況後，接下來便開始實施安置辦法，小部分流民自願回鄉，絕大部分流民還是要留在當地，原傑開始對留在當地的流民造冊入籍，將流民聚集多的鄖陽縣升格爲鄖陽府，並在其他流民聚集的地方設縣，並選派品質優良的官吏管理，如此以來從建國初就困擾明王朝的荊襄流民問題就這樣輕易解決了，而政府每年還能從此地獲得一萬多石糧食的稅收。
原傑的所爲煽了朝中那些劊子手一記響亮的耳光，那些主剿派皆是無地自容，雖然原傑立下不世之功，但終究是有人不喜歡，他被貶到南京任兵部尚書。此時的原傑積勞成疾，還沒赴任便病死在荊襄之地，荊襄的人民感其恩德爲原傑建了一座祠堂世代紀念之。
亂糟糟的成化年，只有原傑才說的上是對帝國有真正貢獻的人，在他這裡沒有刀光劍影、沒有按人頭統計的戰功、沒有累累白骨、沒有失去親人的哭聲，有的只是和平與安撫，撫平那曾經的創傷。從此，荊襄之地人口漸漸稠密起來，商旅不絕，越來越多的人來這裡生根落戶。
原傑治流民的辦法不僅給治理其他地方的流民提供了成例，更給後世提供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