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改變這種狀況，前蘇聯在法律中規定了調節‘婦’‘女’勞動條件的專‘門’標準。前蘇聯的勞動法令禁止將‘女’勞動力用於重體力勞動和有害健康的工種和井下勞動。1978年，前蘇聯國家勞動委員會和全蘇工會枇準了關於禁止使用‘婦’‘女’勞動的生產和職業種類，禁止‘婦’‘女’從事460種對她們身體有害的職業，其中包括‘操’作與修理機器、駕駛公共汽車、電車以及可載14人以上的車輛，以及從事化工生產和嚴寒下的戶外勞動。爲了保護母嬰的健康，前蘇聯還規定禁止‘婦’‘女’作礦工、挖土工、高爐爐前工、重型多座位的公共汽車司機，接觸電離子輻‘射’、電離切割金屬等工作，也不允許‘婦’‘女’參加。1981年，蘇聯政fǔ制訂法令，降低了‘婦’‘女’裉運重物的限額，規定了最大限度的負荷量，並規定各單位必須安置不能從事這些工作的‘婦’‘女’，保證她們改行或改學新專業，在此期間保留平均工資。不願改行的‘女’職工如果解僱要付給兩星斯的津貼，保留連續工齡，併發給國家社會保險補助金和國家附加的代撫金等。前蘇聯還爲孕‘婦’規定了嚴格的勞動保護標準。如禁止孕‘婦’和正在哺‘乳’的母親以及有不滿週歲嬰兒的‘婦’‘女’參加夜間工作、加班勞動、例行義務勞動和派遣她們出差。‘婦’‘女’在懷孕期間暫時調任其他較輕的工作，仍保留原來的平均工資，還對妊娠假和產假作了如下規定：在職‘婦’‘女’懷孕或分娩，產前和產後均享有56天的假期，因難產或生雙胞胎的‘婦’‘女’的產後假爲70天，假期內均可得到相當於全部工資數的補助金。1981年，又通過決議，增加家庭補助金同時延長產假。參加工作一年以上的‘婦’‘女’可享有一年的帶薪產假，每月補助30盧布，同時增加6個月的無薪產假，直到嬰兒滿一週歲半，並享有回到原工作崗位的權利。國家還補貼單身母親每月每孩200布，發放到孩子滿16週歲爲止。後來又把帶薪產假延長到一年半。
中國也是如此，爲了保護‘婦’‘女’的特殊權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及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成立了‘婦’‘女’兒童專‘門’小組，負責辦理有關事務；國務院成立了由16個部委和4個羣衆組織的負責人組成的囤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政fǔ也成立了相應的組織。1986年，由中國衛生部、勞動人事部、全總、全國‘婦’聯頒發了《‘女’職工保健工作暫行規定》，使‘女’工五期保護有章可循。規定要求一切有‘女’職工的單位建立‘女’職工月經卡；‘女’職工在100人以上的單位應建立衛生室：並規定‘女’職工月經期間不得從事裝卸、搬運等重體力勞動及高處、低溫、冷水、野外作業：要求對懷孕‘女’職工建立孕產‘婦’保健卡，實行定期產前檢查；妊娠‘女’職工不應加班加點，不得從事重體力勞動不得接觸毒物和從事危險作業；有未滿一週歲嬰兒的‘女’職工，在每班工作時間內應給予兩次授‘乳’時間等。此外。還制定了更年期保健條款，要求定期進行以防癌爲主的‘婦’‘女’病査治等。國務院通過了《‘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其中對招收‘女’職工、‘女’職工懷孕期、產期、哺‘乳’期作了特殊的保護規定。
國際上有若干類似的作法，例如，1919年成立的國際勞工組織制定了一系列保護‘性’公約，其中有三個是關於‘女’工保護的。第一個是1919年制定的《關於在企業中‘婦’‘女’不得從事夜班工作公約第二個是1935年制定的《禁止‘婦’‘女’從事各類礦井下工作公約》；第三個是1919年制定的《保護母親公約》，這個公約規定了在工業企業中‘女’工產假及孕期的特殊福利待遇。這一公約在1952年後又把‘女’工的範圍擴大到農業工人、非工業企業工人及在家中勞動的工資收入者，把‘女’工的產假由6周延長到12周，並補充了把母親的哺‘乳’時間計入工時等新規定。這三個公約的共同點是，把‘婦’‘女’看成是全社會中一批恃別霜要保護的人，禁止她們從事某些不適合‘女’‘性’做的工作，或對‘婦’‘女’在特定時期內給予特殊的保護。
關幹對‘婦’‘女’實行特殊保護措施問題的論爭
在本世紀20至30年代間，英美的‘婦’‘女’運動中出現了公平派與改革派之間的分歧。公平派的中產階級職業‘婦’‘女’主張公平競爭不要照顧；改革派‘婦’‘女’則要求廣泛的社會改造，並且認爲：如果‘女’‘性’要求與男‘性’受同樣的待遇，就有可能喪失掉自己的不少特權，應當爲‘婦’‘女’爭取不受危險和有損健康的職業和過長勞動時間的傷害的保護‘性’立法。在美國，公平派領袖保羅提出平等權利修正案，反對爲‘婦’‘女’制定保護‘性’立法，例如有關‘女’工最低工資和最長工作小時的立法；而社會改革派的高德馬克和凱麗邵抑沈則堅決反對公平派的立場。在英國，類似的論爭也發生在公平派六點團體？開放委員會和以拉斯‘波’恩爲首的改革派之間。拉斯‘波’恩提出的著名口號是：我們要爲‘婦’‘女’爭取的不是那些男入已經擁有的權利，而是‘婦’‘女’自身所需要的權利廣她們的攻擊重點在於男‘女’同工不同酬問題，要求制定保護‘女’‘性’的立法。
在當代‘婦’‘女’運動申，在要不要爭取對‘婦’‘女’的恃殊保護‘性’措施方面仍有‘激’烈的爭論。例如，在美國，圍繞着‘婦’‘女’的孕產期應當與男人待遇相同還是應當享受特殊的保護‘性’待遇這一問題，就有爭論；在英國也有關於對‘女’工勞動時間要不要作保護‘性’限制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女’‘性’是應當完全像男‘性’一樣服從市場競爭的規則，還是應當對她們的生理特徵給予照顧。主漲公平對待的是個人主義者；主張特殊對待的是社會主義者。前者的邏輯是‘女’‘性’不比男‘性’差，所以主張‘女’人同男人公平競爭；後者的邏輯則是‘女’‘性’在生理上不如男‘性’，所以應當給予特殊照顧。‘婦’‘女’運動中的大多數人贊成保護‘性’立法，少數人反對此類立法。贊成保護‘性’立法者認爲，這類立法最終將帶來男‘女’工人勞動條件的共同改善；不贊成保護‘性’立法者則認爲，承認對‘婦’‘女’的保護‘性’立法就等於承認了‘婦’‘女’的地位低於男人。
又有人把這兩派概括爲平權派和福利派。在英國，平權派和福利派的分裂發生得比較晚。一般認爲，福利派能代表大多數‘婦’‘女’的利益講話；平權派的成員則多爲中產階級‘婦’‘女’。前者汄爲男‘女’不平等，問題出在國家機制；後者則認爲問題出在個人，爭取男‘女’平等要靠‘婦’‘女’個人的努力奮鬥，與男人展開個人層面上的公平競爭。福利派‘女’權主義運動要求國家部分地負起撫育兒童的責任從母嬰福利角度提出家庭津貼的要求，並認爲這樣做的好處在於，可以使在家養育兒童的‘婦’‘女’也得到一份收入，如果這些‘婦’‘女’不想做養育子‘女’的工作，還可以用這筆錢購買家庭服務；而平權派‘女’權主義則認爲，應當由父母而不是由國家來撫養兒童。
平權派的思想淵源是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她們‘激’烈批評福利派‘女’權運動背離了個人主義和放任主義原則，會進一步走向集體主義和干預主義的結論。她們批評福利派更關注‘婦’‘女’的短期利益，忽略了對傳統勞動分工以及將‘婦’‘女’柬縛在‘私’人領域這些作法的挑戰，過分地強調了‘婦’‘女’傳統角‘色’即家庭角‘色’的價值。福利派的思想脈絡則屬於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關於要不要爭取對‘婦’‘女’的保護‘性’立法的爭論還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女’‘性’是否能夠通過抹煞‘性’別的重要‘性’獲得與男人相同的社會和經濟的平等權利？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回答顯然是肯定的；但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回答就不是簡單肯定的了。
在對‘婦’‘女’實行特殊保護措施方面，除了個別學者的個別看法例如，有入提到過保護就是歧視的思想，中國似乎從來沒有產生過西方那樣的爭論，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爲應當照顧‘女’‘性’，‘女’‘性’自身也沒有從這豈不等於承認了男強‘女’弱這一角度提出過反對意見。我想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常識主義的，不喜對事情窮根詰源，因此只是按常識想道：既然‘女’人生理上有男人沒有的困難，那自然要照顧一下，沒什麼好爭論的；其二是中國人也缺少自由發表憊見的習慣，比較容易接受一切巳經確定下來的東西。
在《‘婦’‘女’權益保障法》頒佈之後，人大內務司法委員胡德華對這一法律的立法原則作過一個很有趣的解釋，他說:爲佧麼要對‘婦’‘女’有待殊的保護呢？這樣的摶殊是重‘女’輕男嗎？注意：他說的是重‘女’輕男，而不是重男輕‘女’，這與西方反對特殊保護措施的‘女’權主義者的思路大相徑庭是違反男‘女’平等的原則嗎？不！這一條恰恰是爲了保障男‘女’平等。這是因爲，‘婦’‘女’在生理上有別於男子，她們身挑兩副重擔，既要養育子‘女’，又要參加工作。因此，必須在勞動工種勞動量的負擔、四期保護及生育等方面對‘婦’‘女’有待殊照顧，才能倮障‘婦’‘女’有條件和男子一樣健康安全地參加勞動。二，在現階段，男‘女’兩‘性’的社會地位、家庭地位還存在實際差別，例如‘婦’‘女’參政的機會大大少於男子；招工招幹常常出現要男不要‘女’的現象；有的單位分房只分男不分‘女’；有的‘婦’‘女’離婚後無房居住；‘女’童入學難；不少企業借改革爲名，不顧‘婦’‘女’的四期保護；以及虐待、殘害‘婦’‘女’的事件常有發生等等。‘婦’‘女’法正是針對這些現象，制定了特殊的保護措施。顯然，這種待殊保護，正是爲了掃除實現男‘女’平等的障礙廣從他闡釋‘婦’‘女’法特珠保護措施的原因看，這一立法的前提就是‘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利地位和在社會上的弱者地位。既然‘婦’‘女’是弱者，處幹不利地位，對‘婦’‘女’實行特殊的保護和照顧就是順理成章的，沒什麼可爭論的。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人提出反對意見。以此看來，中國的事情有時顯得比西方好辦，是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然而，從不利的方面看，中國‘婦’‘女’對於自身的地位和利益還缺乏羣體意識和認真的思索，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婦’‘女’回家問題
與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發達國家的高工資低就業不同，以計劃經濟爲主的國家大多實行低工資高就業的政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生產成本覈算不‘精’細，收益與生產脫節，福利制度超前等原因，‘女’‘性’的就業從來沒有遇到過太大的問題，換言之，‘性’別在就業問題上是一個可以被忽略的因素。但是中國實行改革政策後，市場經濟比重加大，‘女’‘性’就業漸成問題。
‘女’‘性’逋遇的就業困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現已就業者下崗；二是尋找就業者遇到不公平待遇，遭到拒絕或刁難。
先看‘女’職工下崗問題。據統計，在改革實行優化勞動組合的措施之後，被編佘的富餘勞力中，‘女’職工佔多數。全國總工會‘女’工工作委員會對11個省市《北京、遼寧、黑龍江、河北、甘肅、寧夏、湖北、四川、江蘇、廣西、廣東》10個行業機械冶金、石油化工、水利電力、‘交’通運輸、金融保險、商業、紡織、郵電、電子等的660個企業包括國營、集體企業的660位企業領導和15000名在職職工所做的一項調查表明，這些企業共有編余職工27100人，其中‘女’‘性’佔％；根據現有職工人數和實際需要人數測算，這些企業還存在大批富餘勞力，其中‘女’‘性’佔位。約佔660個企業‘女’職工總數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