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滑天下之大稽！”
吳可看着手裡一份朝廷頒發告示，臉上全是掩飾不住的譏諷。
看着告示上那些‘妖言惑衆’的說辭，他真不知該說什麼是好。
作爲政府公告，如此不負責任地把“風聞”寫在上面，並動用政府力量，將之貼滿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發民意的用心，朝廷高層刪減曾國藩的奏摺的用意，恰恰與此同出一轍：唯有把曾國藩徹底推到“賣國賊”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纔可能在洶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間。
否則，被罵爲“賣國賊”的就將是朝廷中央高層，而不是曾國藩了。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情節：7月25日，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京城，朝廷又一次就教案進行了大辯論，早已從重創中清醒過來，並恢復了一定元氣的慈禧太后躺在病榻上明白表態：“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慈禧太后如此佔權讓恭王十分不滿，卻也無可奈何只得捏着鼻子認了，誰叫大義名分在慈禧太后那邊呢，他又沒有取小皇帝代之的想法。
同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裡，這位還躺在病榻上，35歲的年輕太后對處理的具體方案一無所及，只是一再強調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這一天，年輕太后強勢主導了朝堂上的聲音，刪減了曾國藩“論說持平”的奏章，然後將其披露。直接將曾國藩送上“賣國賊”的十字架。
只能纏綿於病榻上的慈禧太后當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國藩的“徹底賣國”墊底，朝廷接下來的措施，就會特別顯出其“公正”，更容易獲得朝野內外的“民心”、“士心”的認可。
……
“真真好人不長命，禍害貽千年！”
吳可從‘內部人士’那知道了這些消息，忍不住搖頭冷笑連連。
“是啊大人，而且恭王也實在太軟了點！”
身邊幕僚跟着插了一口，臉上神色有那麼點不屑。
“呵呵，恭王能力絕對不差，但性格方面還是有些缺陷的！”
吳可輕輕一笑，並沒有對此發表什麼意見。
“都讓一個纏綿病榻的女人騎到頭上了，這真是……”
幕僚搖了搖頭也不好說什麼了，只能在心中暗歎一聲，難怪這廝當年搞不過咸豐，果然是有理由的啊。
“這些都是皇家內部事務，咱們就沒必要瞎參合了！”
吳可搖了搖頭不想多提這事，話風一轉沉聲問道：“關於天津教案的事情，兩廣民間是個什麼反應？”
“還能有什麼反應，羣情激奮！”
說起這個，幕僚的臉色也跟着嚴肅起來，顯然他對民間過於火暴的輿論十分擔憂，接着彙報道：“特別是學堂裡的那幫年輕人，要不是各地官府及時疏導估計要出大亂子！”
“讓下面人好好引導，要採取溫和手段不要刺激這些滿腔熱血的傢伙！”
吳可眉頭輕皺，沉吟片刻吩咐道。
“好的大人，我會通知吸取的！”
幕僚雖然有些不以爲然，但最後還是點點頭應承下來。
眼下能讀得起書的家庭，最少都是中農身份，大部分出身都不差，這些公子少爺們鬧事，只要不是太過當地官府不會窮追猛打。
雖然這些年吳可極力發展官學，但是限於師資力量以及傳統因素，能來官學上學的貧家子弟不足官學學生的五分之一，其餘數額幾乎全被關係戶拿下，私塾數量雖多但那不受官府控制，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地宗族手中。
倒是鄉勇隊開辦的各類工廠以及企業，都有屬於自己的附屬學堂，專門招收旗下員工子弟半免費就讀，就是這樣也引來仕林好一番牢騷，認爲這些工廠和企業附屬學堂有辱斯文，不是他們盤中的菜。
沒辦法，此時的讀書人都是稀缺資源，逼格高大上得很，爲了維護他們的自身利益，其實並不怎麼贊同普及教育的。
“兩廣地區的洋人們是什麼反應？”
吳可輕輕點頭，隨口又問道。
說起這個，幕僚臉上便忍不住露出絲絲陰冷和憤怒……
……
再說天津那頭，曾國藩到天津後的調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實：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傳言。如被指爲教會裝滿嬰兒目珠的兩個瓶子，經朝廷官員打開一看原來是醃製的洋蔥。但事實的澄清無助於減輕曾國藩所承受的空前壓力：一方面是國內強大的輿論壓力，各地激憤民衆根本不相信曾的結論，天津更是民怨沸騰；另一方面是來自列強的壓力，事件發生後，法、英、美、俄等七國聯合抗議，並以出動兵艦相威脅。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鬆們自然只不過是嘴上快活罷了。1870年的大清，實在無力與西洋列強作一魚死網破之鬥。曾國藩對此是深知的；接替曾處理事件的李鴻章，表面上雖然嘴硬，稱“彼既挾兵船而來，似不能禁我之不調兵”，並把郭松林軍放在河北彰德，周盛傳軍紮在山西平陽以壯膽，以迎合民意。
但私下裡卻又不得不對人訴苦：“目前只求不開兵端，免得中外騷動，牽掣大局”，並悲觀地表示：如果議和不成，真的與法國開戰，則淮軍“未足當勁旅而操勝券”。
然而，縱使給予再多的理解，曾國藩最後的表現仍是讓人失望的。
他先讚揚了“天津士民皆好義，各秉剛氣”，然後又指責他們“徒憑紛紛謠言”，給國家添亂；他先是拒絕了法國要求處死當事的三名天津官員的無禮要求，將他們送出天津以避風頭，但最終又沒能頂住朝廷對他“包庇犯官”的指責，將他們找了回來再次流放。
最後，曾交出來的，是二十名百姓，曾希望用他們的人頭，來給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結此事。
這位最後的“理學聖人”，在這一刻是如此地舉止錯亂。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瞭解近代外交規則，這都是時代的限制。但是，他怎麼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導——“仁者愛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這“可用”、“可欺”、“可殺”的民心背後，還潛伏着某種更可悲的古老意識。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導，火索，是民衆憤慨於他們的官員被洋人欺負，“聽說法國人打官鬧事，心生氣忿”，因而隨手抄起傢什，“趕去護救”；
不久後四川的一份無名告示裡說道：“洋鬼子前次竄吾國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菸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無理太過，吾今勸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與清國年年進貢，每歲禮朝，倘教一年不到，吾報主恩點典，就乾坤仙師八位，神將六十四員，神兵五百一十二個，多者一日之功，斬爾鬼國人等寸草不留。”
還有延平告白裡鄉民們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設教堂於衝途，顯招爪牙，無非欺我幼主，謀我中國。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更有一份名爲《玉差巡查中國事務前唐封齊天大聖平堅猴孫示諭》的揭帖如此說道：“今有六事要緊，公求保護勿傷。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綱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護農商，五保黎民妻子，六護貴府閨房，官員若不保護，百姓自等主張。各存良心一點，報答天地之光，報答聖賢仙佛，報答大清聖皇，報答祖宗父母，各圖萬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東西剔除之後，“社稷”和“大清聖皇”，仍然在鄉民們心目中牢牢佔據着首要的位置。
理解了這一點，就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劇所在；就能理解真實歷史上若干年後，那些北中國的鄉民們在“齊天大聖”的指引下，懷抱符咒衝在“扶清滅洋”的第一線時的那種“真摯”的情感。
總稅務司英國人羅伯特赫德也參與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國藩的一系列動作讓他感到難以理解。他給了這位“理學聖人”一連串的刺耳評價，包括“優柔寡斷”、“被評價過高的人物”、“與他的崇高聲望名不副實”、“才能不過平庸而已”等等。
最讓赫德崩潰的，是曾國藩提出來的“擬一命抵一命”的了結方式——洋人被毆斃命20人，那就殺掉20箇中國人償命好了，赫德無奈地感覺到自己“似乎是在一個祠堂裡和另一個族長對話”。
曾國藩對津案的處理深感內疚。他在致數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懺悔：“內疚神明，外慚清議”。將主要的責任歸咎於自己,“辦理洋務素未研求，情形過生，料敵未審，曲從所求，措詞多乖，此實鄙人之責，豈可事後歸罪於人”。
曾的這一自我批評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他確實已經很少再觸及洋務，“而日從事於經史”。
天津教案發生，消息所及，各地民衆過年似地大肆慶祝，譬如上海：“猛獸似的烏合之衆在全城大街小巷裡狂叫：‘先殺死法國人，然後再殺死別的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