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是什麼?它一直是個有爭論的名字。爭者論者全出於政治目標，有時喧鬧，有時襟聲，全靠當時局勢。他們當時不知道，文學和玫瑰一樣，它的本質不因名字而改變。臺灣文學是自然的“發生”（happening），不因名字而改變它的存在。
自從有記載以來，凡是在臺灣寫的，寫臺灣人和事的文學作品，甚至敘述臺灣的神話和傳說。都是臺灣文學。世代居住臺灣之作家寫的當然是臺灣文學;中國歷史大斷裂時，漂流來臺灣的遺民和移民，思歸鄉愁之作也是臺灣文學。
被稱爲海東文獻初祖的沈光文（一六一二~一六八八年），明亡之後漂泊海上，“暫將一葦向南溟，來往隨波總未寧”，遭遇颱風，漂至臺灣，在此終老，歷經荷蘭人統治，鄭成功三代到清朝統一。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他與渡海來臺的官員文士紐織第一個詩社“東吟社”，可說是臺灣文學的起源。中間經過明鄭遺民及日本殖民的文學文字滄桑，在沈光文之後，整整三百年後，隨着中華民國政府遷來的軍公教人員和他們的眷屬約二百萬人在臺灣登岸，他們來自中國各地，各有傷心的割捨故事，是一個龐大的鄉愁隊伍!
一九四六年十月光復節，國民政府制定語文政策，所有報紙和出版品清一色使用中文。自一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半世紀，日本殖民時代的本省日文作家，大多數結束了文學創作之路，當時重要作家如賴和、龍瑛宗、呂赫若等人的日文作品都已譯成中文，是臺灣文學經典一環。開始用中文創作那十年，不論是來自大陸，還是臺灣本土的作家，除了新詩似乎是最有信心的寫作，大多數都有在灰濛濛的霧中摸索奔跑的感覺。《新生報》副刊“橋”由歌雷（原名史習枚）主編二十個月，鼓勵各種創作，沒有地域性的偏見，是很誠懇熱切的文學推動者。那時大量鄉愁作品，雖常有粗糙、重複之作，似是初上岸的落難者在火堆旁取暖，驚魂初定的哭泣。漸漸也走上成熟敘述之途，甚至幫助了當時的教科書，作爲年輕一代中文輔助的讀物。
一九七三年當我開始編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時，臺灣文學已漸成形。英譯臺灣文學的願望，最早潛伏於兩次因傅爾布萊特文化交流計劃去美國訪問。那時經常在訪問活動中受邀“談談臺灣”（saysomethingaboutTaiWan，）。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九那些年，許多聽衆總是會先問:“你們在非洲嗎?”“你來自有金佛寺的泰國（Thailand，音與TaiWan相近）吧?”自此以後，我在國外公衆場合，儘量穿矮領，自然寬鬆，下襬開叉在膝蓋下，走路毫不拘限的旗袍，絕不戴帽子，至少不要被誤認作日本人。在最早的交換計劃中，美國似乎比蔣總統更實踐“以德報怨”主張，我第一次去訪問時，同期竟然有四個日本人!而我代表“中華民國”（TheRepubliCOfChina）卻只有一個人，一直是孤軍奮戰。所以我必須努力保持國家的尊嚴，“輸人不輸陣”。
“談談臺灣”，這看似輕鬆的題目，卻是最複雜的考題。常常和我同組，也是唯一來自南韓的教師高玉南自我介紹時，只要說“我來自韓國”（IamfromKOrea），全場都完全瞭解她的身分。那時美國剛剛打完韓戰，全國都是南韓的“盟友”;而我所代表的中華民國，卻已不在中國大陸。我家來自滿洲，我們現在的政府在臺灣，隔着臺灣海峽，距上海六百餘里……。接下來就不甚好講了，我必須很自信地說:“我們在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保持中國文化的高水平，追求富足與和平。”
那時，這些話並不僅是口號和宣傳，而是全民的企盼，在這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海島上，將近一千萬的人口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靠這個想法活着。一九四九年前，檻褸疲乏的“棉被兵”和他們倖存的眷屬，多數仍在臨時搭建的眷村中，懷鄉念舊，同時也儘量教育子女安身立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過去了，政府已喊盡了反攻的口號。走下心來全力建設臺灣。國民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到九年，大約是老蔣總統下的最後一張，也是最具有永久影響的手諭。臺灣文壇也漸漸傳出一些清晰的聲音，能幫助我回答外面那些問題，諸如:“臺灣是怎樣的地方?人們怎樣活着?心裡在想什麼?將往何處去？”
我膽敢主編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的另一個信心也來自兩次訪美期間，我在密西根大學和印第安納大學那樣有規模的圖書館搜尋詢問，都沒有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真正的文學作品。這兩校都開設不錯的中國文史課程，雖然也有少數親共學者努力幫說“解放”的好話，但多數學者指着書架上一排建國後的樣板文學，如《向雷鋒學習》、浩然《金光大道》、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老舍《龍鬚溝》等，說道:“雖然閉緊鐵幕，但是他們政治鬥爭之無情，人民生活之艱苦悲慘仍是舉世皆知的。我們能在這裡的教室宣傳這些歌功頌德的宣傳文字嗎?怎麼對美國學生解說這些謊言呢?”然後。他們轉換話題間我:“臺灣有文學嗎？”
我望着圖書館放置中國當代文學的書架，空空蕩蕩，心中暗自想着，也許我回臺灣後，有機會可以藉着文學評介具體爲臺灣說些什麼吧!就是這一個長期存在的意念，我接受了國立編譯館編纂英譯臺灣文學的工作。
那是個共同尋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都似在霧中奔跑，找尋屬於自己的園子，最早的年輕作者和讀者並沒有太大的省籍隔閡，大家讀同樣的教科書，一起長大。日治時代的記憶漸漸遠去;大陸的牽掛和失落感也漸漸放下，對“流亡”（exile）一詞也能心平氣和地討論。編纂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時，自以爲已經找到了共同的定位。因爲發行者是國立編譯館，所以選取作品必須有全民代表性，編選公平，不可偏倚遺漏。我們五人小組中，何欣和余光中參加臺灣文壇活動最早，擁有臺灣文學的資料最豐富。我自回臺北後，閱讀重要作品甚少疏漏。開始教“高級英文”後，更是勤跑書店，新出版的書盡在掌握之中，和在美國讀書時一樣，可以跟上時代閱讀重要作家的研究。從那年起，我那小小的書房裡漸漸有柑當齊全的臺灣文學作品。譬如黃春明的《鑼》，房頁有作者寫給我的話，就和《英國文學史》八世紀第一篇初民史詩《貝爾伍夫》並排而放;司馬中原《荒原》、《黎明列車》與朱西寧《破曉時分》、白先勇《臺北人》，這些初版於一九六、七0年代的小說，隨我自上海帶來雪萊、濟慈全集的珍藏本並列齊觀。我曾經相當欣賞年輕女作家蕭佩，她所有的小說則和薇拉·凱瑟、舍伍德。安德許、伯那·瑪拉末等美國作家作品並肩而立。我往返於兩種文字，樂在其中，有助於我寫評論文章的視野與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