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戴“商儒”的帽子
1992年，我以專業作家的身份下海，故好事者常以“儒商”譽之。每到這時候，我就感到莫名的尷尬。雖然，我在《中國需要儒商》一文中，對儒商大加讚揚，但臨到我自己頭上，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文人下海的大潮中懷着荊軻式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心情，告別文壇而投身商海的，雖然賺錢不多，但感慨卻不少。
下海頭兩年，人家稱我爲儒商，我哼哼唧唧，不置可否。因爲你畢竟坐上了加長的凱迪拉克轎車。朋友們單看這個，就斷定你是一個成功者，卻不知這是“打腫臉充胖子”，箇中蹊蹺，不好在這裡道破。兩年之後，我比較明晰地看到自己並非商業奇才。雖然能賺一點小錢，卻做不下富甲天下的霸業，因此就不再想唱荊軻式的“壯士歌”，而改唱李太白的“蜀道難”了。最重要的，由於我固守了二十多年的文人傳統無法改掉，故在商人堆裡總有些不自在，這好比一個人坐在一羣猴子中或一隻猴子闖進一羣人裡，有那種“物不類聚”的尷尬。
“洛陽雖好不如家”，我動了回到文壇的念頭。但一經與過去的文友們相聚，我就知道文壇我也回不去了，畢竟接受了幾年商業生活的改造，對文壇上的門戶之見，雞腸狗肚的小家子氣，也很不習慣了。因此我便過起了兩頭都掛着，或者說兩頭都掛不住的“兩棲人”的生活。
這時候，人們再稱我爲儒商，我就會對他們說：“不對，我不是儒商，而應該是商儒。”
顧名思義，儒商是知識分子商人，那麼商儒呢，就應該是做點小生意的知識分子了。所不同的是，前者重在商而後者重在儒。
我最初說出“商儒”這個詞，是在和老作家徐遲的一次談話中。當徐遲問我怎麼處理商業與文學的關係時，我說：“儒商是把學來的知識用於賺錢，而我卻是想把賺來的錢用於文學。這麼說，我不是儒商而應該是商儒了。”
“商儒，這提法很新穎。”徐遲說，“你還可以把這概念進一步拓展，隱於商的文人，可以稱作商儒，專事研究經濟學問的人，也是商儒。”
“這麼說，馬克思是最大的商儒了，他的《資本論》是一部徹頭徹尾的經濟著作。”
“可以這樣說，馬克思是一位商儒，每年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都是最成功的商儒。”
這次談話又讓我氣餒。創造“商儒”一詞並用來標榜自己，我還頗以爲得意。但是，一想到馬克思他老人家可以稱作商儒，亞當·斯密、凱恩斯等也是商儒，看看書架上他們的著作，我立刻就無地自容了。
有巴菲特、比爾·蓋茨在前，我不敢當儒商。有馬克思、凱恩斯在前，我又不能妄稱商儒。那麼，我究竟算是什麼呢？好在商儒的解釋有三種，既然這一種解釋我佔不了便宜，且換下一種：做點小生意的文化人。這種人在中國倒真是不少。三個鬱郁不得志或者好高騖遠的讀書人湊到一起，一家公司就誕生了。中國是個生育能力極其旺盛的國家，不但會生人，就是蚊子、盜匪、公司之類，也統統是一窩一窩地生下來。很不幸，做小生意的文化人所開的公司，在這一窩一窩的公司中佔了很大比例。這還不包括那些未婚先孕和生下來沒上戶口的黑孩子。他們無一例外地都在做着一個雞蛋變成一座養雞場的美夢。但過不多久，美麗的肥皂泡照舊一個一個地破滅。這一類人如果都可稱作商儒，商儒便成了悲劇的代名詞了。四十多歲的人了，讓我再去演悲劇的主角，我是萬萬不幹的。那麼，這第二種解釋，只能放在一邊了。第三種解釋：隱於商的文化人。古人云：“小隱於山林，大隱於市朝。”說這句話的人，是世界上最最偉大的預言家，因爲，他已預計到今日的城市中，有最好的美食城和娛樂城，有名車如流，有仕女如花，有衛星轉播的足球賽，有綠草如茵的高爾夫球場，“隱”在這樣的城市中，不是人間的仙人又是什麼？但是，且慢，城市中這麼多美好的東西，你憑什麼去享受？錢！不錯，是錢！但你若不能精心地策劃搶銀行而不致犯罪，你就得去把維持自己消費的錢賺回來。一談到賺錢，你又得經商了，說到底，大隱於城市便是大隱於商。
想來想去，商儒的第三種解釋和我的實際靠得稍攏一點，充其量，我是一個隱於商的文化人。以商儒自詡，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一想到，一個不入流的小商人和一個天才的經濟學家共戴一頂“商儒”的帽子，那這帽子，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往自己頭上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