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進入正德年，一個偉大的時代終於拉開帷幕，我們的明王朝終於進入多姿多彩的時期，在這個時代我們可以看見很多人精彩的人生。雖然它只有十六年，比弘治王朝還短了兩年，但它可記載的事情卻比弘治王朝多的多，對於士大夫來說，它是荒誕、令人不願意回想的十六年，但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它卻是資料豐富的十六年，在這十六年中，從中樞到民間，整個帝國都在跟隨那個活潑的孩子一起跳動。
朱佑樘給他的兒子選了三位顧名大臣，他們是劉健、謝遷、李東陽，時人對這三人的評價爲李公謀、劉公斷、謝公侃，這三人都是令朱厚照頭疼的人物。
朱厚照繼位之初也曾發誓要做一個好皇帝，像他父親那樣，兢兢業業、披星戴月，但這明顯不符合他的性格，起初他還能堅持每天早起早朝，但隨後開展的經筵他再也忍受不了，皇帝自小受到多種類型人的引導，他的價值觀是多元的，他不可能像他的父親那樣被迫接受儒生們的絮絮叨叨。皇帝開始想盡一切辦法抵制經筵，終於在正德元年（1506年）他等來了大婚的機會，皇帝以此爲藉口暫停經筵，此一停就再也沒有開過。
皇帝選擇配偶的決定權通常並不在自己手裡，而在兩宮太后手裡，正德朝的兩宮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室選擇未來的後宮之主自有它的一番標準，這個人的家世不能太顯赫，她也不應該太漂亮，她更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她甚至不需要有才，她只需要形態端莊，身體壯碩能生孩子即可。對於我們這個帝國來說，皇后跟他的丈夫一樣只是執行禮儀而存在，或者還要執行生兒子的義務。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不到皇帝和他的配偶之間的愛情存在，皇帝如果不喜歡他的皇后，宮中還有無數的宮女，無論是其他妃子還是宮女選拔的標準都跟皇后一樣，皇帝在這個死寂寂的宮裡沒有任何新鮮感。
雖然朱厚照大婚了，不僅娶了位皇后，還連娶兩位妃子，但這三個女人都令朱厚照提不起興趣，一方面是令人厭煩的文臣，另一方面是令人毫無感覺的女人，朱厚照此刻切實感到了做一個皇帝無奈，他就像一個囚徒，一個被鎖在深宮中的囚徒，但朱厚照明顯是有想法的人，他不願意就這樣認命，他希望自己能有一個精彩的人生。
從1506年的8月份開始，也就是他大婚之後，他便開始跟太監廝混在一起，他們在皇宮裡騎馬、射箭、踢球，皇帝是個很靈光的人，他懂音樂，甚至還對梵文有研究。從這個月開始皇帝時常化裝跑出宮去，在宮外的街肆流連，酒館、賭坊、妓院都是他流連忘返的地方，尤其是在妓院裡看見各色女人，令他大開眼界。
九月份，皇帝與文官的矛盾終於爆發了，爆發的原因卻是前面幾朝都不存在的財務問題。
本朝宮中每年開支都是定額，朱厚照登基後開始大手大腳花錢，登基、大婚、慶典，還有數目龐大的其他花銷，以及對身邊玩伴的賞賜。朱厚照登基不到一年便感到手頭緊蹙，便讓戶部撥錢，戶部自然不給。眼看沒有錢用，朱厚照再怎麼折騰也還是不行的，看來只有乖乖聽他們的話。
朱厚照讓戶部的官員想辦法弄錢，戶部的官員只是讓朱厚照厲行節約，提不出來什麼能弄到錢的法子，戶部官員們弄不來錢，太監們弄錢的路子卻一條接一條，朱厚照這個時候發現身邊的這些宦官們真是不得了。
宦官們搞錢的方法都是繞過戶部，到地方去設卡抽商稅，去找免稅的皇莊要錢，這些措施無疑遭到文官的激烈反對，對於這些文官們來說只有免稅才符合他們心目中的道德理念，增稅是萬萬不能的，從洪武開國起，除了崇禎年，本朝的稅收只見減少，卻沒見增加。這種情況卻是在人口、田畝、經濟不斷髮展的情況下發生的，儒家的桎梏在這裡又一次顯而易見。
而這次皇帝與文官矛盾的第一次爆發就是由宦官弄錢引起的。明代戶部每年會給宦官一定數量的鹽引，讓宦官購買食鹽去販賣，實際上是在潛規則下給皇帝增加些收入，雖然這不符合規制，但社會的運行自有陰的一套和陽的一套，表面上的謂之陽，私下裡謂之陰，陽的可以不去遵守，但陰的就必須要去遵守，否則人們會認爲你拎不清。
眼看發生了財政危機，朱厚照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來，戶部還欠宮裡12000鹽引，如果把這部分鹽引要過來，又是一大筆錢，想到這裡朱厚照非常高興，便讓太監去要。太監在戶部那裡吃了閉門羹，戶部不給，消息傳來朱厚照懵了半天。他發覺了一個奇妙的事情，主宰天下的自己在這個國家中連討要鹽引這樣的小事都辦不到，朱厚照終於憤怒了，攤牌吧，這個小牌遲早要攤。
更令朱厚照感到驚訝的是，文官們比他還要興奮，一個個摩拳擦掌、急不可耐，彷彿等待了許久似的。先是給事中陶諧、御史杜旻、邵清上奏書反對，接着天上出現流星，南京的官員們又以此上書要挾，然後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集體上書指責宦官亂政，這些人彷彿是商量好的，朱厚照自然認爲內閣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是幕後指使者。
明武宗大發雷霆，他將對內閣的怨恨發泄到戶部身上，眼見如此戶部官員拿出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就是給6000鹽引，朱厚照的怒火依然沒有熄滅，自己是皇帝，居然被文官討價還價，他將內閣三巨頭招了來，要好好問問他們。劉健、李東陽、謝遷態度依然堅決，他們擡出祖制來壓朱厚照，並一口咬定宦官拿着鹽引幹不了好事，朱厚照被激怒了，他駁斥道：“國家事豈專是內官壞了？文官十人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①朱厚照的這番話可以說已經是對帝國文官的全盤否定，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回去後集體上了一道奏摺以辭職相威脅，朱厚照最終還是做出了妥協的決定，同意了戶部提出了只給一半的提議。
發端於正德元年的這場鹽引之爭似乎只是正德年間的小事件，但它卻成了明王朝君臣關係的分水嶺，從此之後，君開始視臣爲仇寇，由於儒生的偏執與跋扈，帝國的政治終於走進了一個死衚衕，越至晚明這種政治上的死結表現的益發顯性，這不是偶然因素帶來的，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它清楚地表明我們的文化中存在的問題，中國的道德思想已經開始跟這個時代不合拍，它不僅不能推動這個時代的發展，反而成了這個時代發展的羈絆，我們暫時不去探討這些大話題。我們知道君主隨意使用錢財的權力受到了限制，這只是其中一種。成化朝雖然給官僚政治提供了機制上的保障，但成化朝的文官還未能成型，他們跟三楊一樣跟君主還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貴族的羈絆、文官的踽踽都使得此時的文官政治既決然又虛弱。但弘治朝皇帝的羸弱使得官僚跟君主之間的聯繫被完整的切割開來，官僚日益成爲一個獨立而又張揚的整體。
正德皇帝在與文官的第一次交鋒中敗下陣來，他意識到要採取措施壓制這股勢力，他需要能夠制衡文官的力量，在這種局面下，劉瑾走上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