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三世紀開始，世界的大環境開始發生變化。
西方資本主義開始萌芽，農民和手工業者經過長期勞動，積累經驗，改進了生產工具，農業得到發展，紡織、冶金等開始出現機器，不僅提高了產量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分化出各種不同的階層。
在新航路的開闢，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資產階級革命，產業革命的推動下，到大清的洋務運動開始萌芽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最終完成，人類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這個新時期的主要特點就是整體化和近代化，講究統一的世界市場，分散、落後的國家不可避免地納入整體中。近代化就是資本主義代替封建專制，這是歷史的必然。這也是洋務運動試圖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體化的趨勢下，中國比較被動的捲入。當時中國沒有經過長期的積累，沒有經歷資產階級革命，但中國的洋務運動萌芽與世界大勢是分不開的。
吳可也知道洋務運動勢在必行，但問題是恭親王你們是不是太過高調了點？
當他將這個問題拋出來後，恭親王顯得很不以爲意，表示象搞洋務這樣的大事，怎麼能不在事先做好宣傳工作？
吳可鬱悶撫額，表示要搞洋務得看實際行動，拿出切切實實的成績出來說話，光好口號是沒用的，要是洋務還沒搞便引人敵視就不好了。
他這話可不是空穴來風，在京城待了這麼些天，早就聽到一些不利於恭親王和洋務派們的傳言，只是他吳大總督隱藏得深低調行事起了作用，沒被劃撥到這皮‘數典忘祖’的洋務派中。
恭親王聽了這話臉上有些不好看，目前他在鼓吹大搞洋務時，確實遇到朝中一干頑固派的大力阻擾。
而頑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師、工部尚書、大學士倭仁、宋晉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內地的官員。
以倭仁爲代表的頑固派，高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主張“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幹櫓”，抵禦外侮。
以恭親王爲首的洋務派反對守舊派，認爲守舊派“陳甚高，持論甚正”，然而“以禮義爲幹櫓，以忠信爲甲冑，無益於自強實際。二三十年來，中外臣僚正由於未得制敵之要，徒以空言塞責，以致釀成庚申之變”。
洋務派與頑固派互相攻擊，鬥爭十分激烈。總理衙門是推動洋務運動的中央機構。但洋務派勢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實權的總督和巡撫。
而手握最終決定權的兩宮太后明白，在此時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要保持大清的統治地位，必須依靠擁有強悍實力並得到外國列強賞識的洋務派，所以垂簾聽政的兩宮太后也暫時採取了支持洋務派的策略。
因此洋務派在此時佔據了輿論上的優勢，可是這種優勢實在很不保險。
吳可就毫不客氣表示了自己的擔憂，把洋務運動的希望寄託在深宮大院裡的兩位寡婦之手，是不是太過草率和不保險了點？
當然，這話他提醒得十分委婉，畢竟恭親王與兩宮太后是叔嫂關係嘛。
恭親王對此只能含糊以對，正如吳可剛纔所言那般，有些東西必須親自試過才知曉好或者不好，現在說這些還爲時尚早。
接下來，兩人又探討了一番國內局勢，吳可認爲太平軍氣數已盡，在湘軍不遺餘力的瘋狂打擊下，估計一兩年之內金陵之戰就會出現結果。
恭親王卻沒吳可那般樂觀，他認爲太平軍實力還在，擁兵數十萬不是說滅就能滅掉的，更何況金陵經過太平軍十年修繕城高牆深，不是說破就能破的。
更讓人擔心的是，石達開部太平軍肆虐西南諸省，將四川攪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寧，朝廷又斷了一處糧草供應來源，時間一久估計太平軍還沒事清軍便堅持不下去了，爲此他還特意向吳可請求，希望兩廣能放開了支援內地平叛大業。
吳可除了‘呵呵’以對還能說啥，要他主動支援兩江和湖廣作戰的湘軍，想都別想這樣的好事。他也沒隱瞞什麼直言湘先斷兩廣財路，要兩廣支援內地戰局不是不行，首先得湘軍做出表率才成。
恭親王無話可說，他也知道兩將矛盾重重，無論是曾藩還是吳可都不是好相與之輩，要他們向對方低頭簡直難如登天。
一個巴掌拍不響，想要將這事推行下去光靠吳可一人可不行，還得爭取湘軍主帥曾國藩的遺願，不過吳可對此卻不抱太大希望。
別看曾國藩名頭響亮，是朝廷眼下一等一忌憚之輩，可是他只是湘軍的精神領袖，並不能掌握湘軍全部戰力，除了最爲心腹的一小撥人馬，大部分湘軍都掌握在各自將領手中，聽不聽曾國藩的命令全看將領心意。
不像鄉勇隊只有吳可一個聲音，雖然此時也形成了好幾個軍中派系，但還是牢牢團結在吳可身邊，戰鬥力和凝聚力也不是湘軍能比的。
他可不相信湘軍那幫混球在嚐到了大設釐關稅卡的甜頭後，會因爲曾國藩的‘主動退讓’而心甘情願的放棄這樣的大好處，想都不用想。
恭親王顯然也明白湘軍內部的情況，所以之後沒再說這樣的‘傻’話，把話題轉到了河南還有陝西一帶的亂象上頭。
此時的大清真可以說得上四處漏風，到底都是亂子戰亂頻頻，自從張亮基離開河南巡撫任上，吳可與左宗棠兩大得力臂助跟着跑到淮北赴任之後，可以說河南就沒安寧過。
也就是鄉勇隊主力囤駐淮北那幾年，時不時的出手幫襯一二，河南的局面纔沒有繼續惡化，可是後任河南巡撫都不是吳可等人一系，明裡暗裡沒少下拌子出陰招，吳可等人真心沒功夫搭理後來關係也就徹底冷了。
沒了鄉勇隊主力相幫，分散在豫南鄉勇隊出身地方清軍也跟着陽奉陰違，整個河南中部和北部樂子可就大了，之前一直被堵在山東的捻軍主力脫籠而出，猶如脫繮的野馬四處撒歡搞得整個河南雞犬不寧熱鬧非凡。
這樣的熱鬧卻是朝廷極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可惜捻軍實在太過猖狂，數量又多到讓朝廷頭疼萬分，不是說剿滅就能剿滅乾淨的。
還有陝西甘肅一帶的回民，最近一段時間也是不停折騰，地方清軍全力圍剿效果卻是差勁得很，因爲當地清軍主力早已出境參與圍攻太平軍的戰鬥去也，實在沒有實力也沒精力應付烽火連天的亂象。
總之在恭親王口中，大清已經到了不得不變的危險關頭，變可能還有一線生機，不變的話只有死路一條！
得，繞來繞去又繞到了搞洋務的路子上頭……
和恭親王一番閒談，讓吳可知道了不少沒注意或者太過偏僻的消息，也算是收穫不小，兩人一番長談說了近四個時辰，最後在王府吃了頓豐盛大餐吳可便告辭離開，臨行前受邀日子多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走走。
吳可欣然應允，他對於這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衙門還是非常好奇的。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可是晚清主管外交事務、派出駐外國使節。併兼管通商、海防、關稅、路礦、郵電、軍工、同文館、派遣留學生等事務的中央機構。
初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總署或譯署。咸豐十年(1860)朝廷與英、法等國簽訂《天津條約》後，對外交涉事務增多。次年1月，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請在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管以往禮部和理藩院所執掌的對外事務。
經咸豐帝批准，於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
總理衙門由王大臣或軍機大臣兼領，並仿軍機處體例，設大臣、章京兩級職官。有總理大臣、總理大臣上行走、總理大臣上學習行走、辦事大臣。
初設時，奕訢、桂良、文祥3人爲大臣，此後人數略有增加，從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大臣下設總辦章京（滿漢各兩人）、幫辦章京（滿漢各一人）、章京（滿漢各10人）、額外章京（滿漢各8人）。
總理衙門最初主持外交與通商事務，後來擴大管理辦工廠、修鐵路、開礦山、辦學校、派留學生等，權力越來越大，舉凡外交及與外國有關的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無不歸該衙門管轄，成爲朝廷的重要決策機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擁有如此廣泛的權力，涉及到外洋事務都需總理衙門報備出面，以兩廣與外洋頻繁聯繫往來的現狀，更是少不得與總理衙門打交道的機會，在其初建時好好認認門混個臉熟極有必要，省得以後衙門裡的小吏看不清形勢盡給兩廣扯後腿船小鞋。
當然有桂良這位同盟好友坐鎮總理衙門，相信不會有那不開眼的玩意主要找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