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六章 合作到分裂
張崧年繼續闡述女權的由來。
他說：“恩格斯主要是應戰的論文，他必須用歷史唯物論來解釋這個問題。所以採用的是孟德爾《古代社會》這本書作爲論據。他的主要觀點是母系變成父系社會是因爲私有財產制度和生產力的發展，家庭這個詞不關愛情的，而是關乎財產。也就是女性是男性的財產，家庭就是女性的歸宿，而男性對女子有任意的權限，實際上就是奴隸，或許女性與掠奪來的財富有關聯。”
張崧年繼續說：“說到女性解放的問題，恩格斯做了階級的區分。認爲資產階級女人的地位不是獨立的，因爲她們是花瓶；無產階級女人因爲要做工，所以比較少的有夫權的殘留。女人的徹底解放平等，就必須拋開家庭內的生產，參與到家庭外的生產。而家庭內的生產最好有公共機構負責。共-產主義後期的夫妻關係，就只能以情愛爲基礎。恩格斯不再推斷了，說是後代們怎麼選擇，不是他的任務了。”
袁三總算聽懂了一些。普魯東的社會主義是以家庭爲單位；而恩格斯繼承馬克思的大生產理論，男人女人普羅大衆都依附於壟斷資本的帝國主義大生產方式，家庭實在是一個累贅了。
她問到：“爲什麼不退回到小生產時期呢？”
張愷蔭奇怪她能夠問出這個問題，他回答說：“你這種是保守主義的說法，馬克思認爲人類從封建到資本主義是一個進步，這是沒有辦法倒退的。是人民推動這個過程，起決定作用的是工業革命，也就是生產力。普魯東的小生產理論，認識不到生產關係，只是認爲人創造了產品，看不到在生產過程中，也創造了生產關係。大工具的效率，自然也就需要大的生產關係，從而產生政府等權力機構。權威的指揮，是大生產的要求。這些大生產和生產關係，社會要加以利用，創造財富。只不過是由工人們組成政府來管理了，是整個社會的財富生產單位。”
比爾李國豪是經典的宗教和資本主義理論的受教育者。他說：“我對於這種轉換的意義是持懷疑態度的。由私人資本操縱大生產組織；由工人團體管理大生產組織看不出在技術方面有什麼不同；但這種轉換卻預示着對私人財產的不斷的剝奪，交給所謂工團或者所謂國家。”
袁三困惑了。張崧年覺得這個問題是混合了階級的觀點的女權主義，所以超過袁三小姐的理解能力。他解釋到：“從邏輯分析上解釋婚姻和家庭，羅素先生說的比較自然一些。兩性婚姻實際上是爲了撫育子女，女子的忠貞對於男性的血統更有意義一些罷了。所以婚姻是法律意義上的，並不是真正的人權意義上的。西方所有法律都是在自然人權之後的，家庭在新教教義、工業革命和思想解放等作用下，實際上是衰弱了。”
袁三有些明白了。張崧年繼續說：“羅素的研究結果是：在美國的變化就是上層人士資產階級的家庭是穩定的，底層和中層的家庭是不穩定的。這點與恩格斯的推論一致，中產階級女性中，家庭革命的要求比較高。而在蘇聯是相反的，上層人士的家庭破裂較多，而底層農民和工人家庭還是很傳統。這就說明現代文明人的家庭比較傾向女權，走向家庭消亡。你可以想一下，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家庭是天主教等保守宗教，也沒有經濟壓力，本來家庭壓迫也不大；蘇聯上層接受革命理論了，比較注重女權。但下層民衆還沒有接受很深的革命理論，只是接受了經濟共產主義而已。”
袁三總結一下說：“所以，安娜其社會主義的平等主義，是衝破政府、宗教和家庭的不平等，衝破各種教條麼？那麼江亢虎的理論似乎更爲徹底一些了。”
袁三是知道江亢虎這個無政府主義思想家的。他是社會黨的創始人，也因爲他與父親袁世凱合作過，也鬥爭過，被父親趕走了。她是後來研究父親的時候，才知道的來龍去脈。這裡還有宋教仁等人的國民黨，黎元洪、張謇、梁啓超、湯化龍、伍廷芳、那彥圖、熊希齡等三黨和並的進步黨等等，他們都是當時的大黨魁之一。
張愷蔭說：“江亢虎的‘三無’是比較徹底的無政府主義之一了。無政府主義一般都是以社會主義爲目的，所以有各種各樣的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江亢虎的社會黨是最早的了，包括李大釗先生也是早期的黨員，負責天津支部，那是大釗先生還是一個青年學生。”
張崧年說：“無政府主義早期代表人物很多，江亢虎說他有200萬黨員，不是吹牛。只不過既然是無政府主義，所以也沒有什麼權威體制，江亢虎只是一個牌牌。各地都有一些聯席會性質的支部，是準備議會選舉的聯誼機構，比較像美國現代的黨派。”
強霖是知道這些的，那時候張靜江等大佬也是自稱無政府主義者，也叫自由主義者。當然這些社會主義，有的也可以成爲共-產主義，以是否集權計劃經濟爲特徵。
但是大多數無政府主義採用的是不對稱武裝，實際上就是暗殺等恐怖主義。孫中山的革命黨中，就有很多這種人，包括秋瑾、蔣中正等。辛亥革命後期的陳其美、王亞樵等人，仍然採用恐怖平衡的策略，對付袁世凱。後期伍豪的紅隊，也是受這種恐怖理論影響。但北方沒有這種理論，北洋還是比較大氣的。
當時文人中有陳英士不死，恐怖不已；袁世凱不死，憲政不行等話語。被大家氣場所咒，這兩人都死的都很早。
不過，普魯東的契約經濟合作的社會主義，不算這種計劃經濟體系，是普魯東的無政府社會主義。
張崧年回答完了袁三女權的問題，就回到紅黨歷史當中來。
他說：“早期紅黨的創立，是張泰來作爲翻譯，帶着共產國際的人找大釗和陳獨秀先生商量。後來陳獨秀先生到南方，我就幫助協調陳獨秀和李大釗先生。陳獨秀實際上比較客觀些，由於是用社會黨和共-產黨這個名詞，是大釗先生比較堅定的確定用共-產黨這個名稱。大釗先生是共產-國際的堅定支持者，陳獨秀是比較獨立的知識分子。但獨秀先生名氣更大些，弟子也更多，南北都有。”
張崧年繼續說：“這樣就有了北京的小組，主要是一李三張，還有天津覺悟社的劉清揚。上海的是李漢俊和俞秀鬆等人，廣州是譚平山兄弟和陳公博。至於後來進來的一些人，我就不太清楚了。我自己到法國去了。在巴黎我介紹了伍豪和朱德入黨。伍豪是劉清揚在覺悟社的小兄弟。我和陳獨秀的關係是很好的，他一般不駁回我發展的成員。”
強霖總算明白張申府和後續紅黨三要人：朱、毛、周的糾葛。
張崧年說：“後來四大會議上，我就與張泰來、瞿秋白等人吵起來了。愷蔭沒有參加那個會。我是不贊成與國民黨合併的，但是他們都認爲是必要的手段。瞿秋白還舉例子說，在廣州我們可以大大方方地印共-產黨公章，在北京就不行。完全墮落成了一個權力爭奪的謀略集團，不是一個社會理想大聚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