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資本邏輯與中國道路
劉敬東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作爲馬克思歷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闡釋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宏觀框架，揭示了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商文明轉變的動力機制，揭示了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在全球擴張中深刻變革現代世界的基本規律。當代中國基於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的原則所構建的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張力結構，順應了以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爲發展原則和動力機制的世界歷史潮流，實現了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深刻變革。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爲我們從世界歷史背景中深入理解和研究以市場法則、資本邏輯與財產權表達體系的內在統一爲核心內容的中國道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哲學範式和闡釋框架。
一、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從傳統到現代的巨大變遷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以深刻的歷史眼光和哲學邏輯，揭示了以機器大工業爲物質技術基礎的生產方式、交往方式在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基礎性作用。
（一）擺脫“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見”:“現代之子”誕生的世界歷史意義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青年馬克思從地產與動產的對立中，生動闡述了傳統生產方式與現代生產方式的一系列根本區別，高度肯定和評價了動產的世界歷史作用，並親切地把動產稱爲“現代之子，現代的合法的嫡子”。青年馬克思高度肯定和評價動產作爲“現代之子”誕生的世界歷史性意義：“勞動起初只是作爲農業勞動出現，後來才作爲一般勞動得到承認。一切財富都成了工業的財富，成了勞動的財富，而工業是完成了的勞動，正像工廠制度是工業的即勞動的發達的本質，而工業資本是私有財產的完成了的客觀形式一樣。——我們看到，只有這時私有財產才能完成它對人的統治，並以最普遍的形式成爲世界歷史性的力量。”
馬克思深刻認識到地產與動產的對立孕育着現代世界歷史的根源、秘密和動力，從而凸顯了傳統（地產）與現代（動產）的對立：“資本和土地的差別，利潤和地租的差別，這二者和工資的差別，工業和農業之間、私有的不動產和私有的動產之間的差別……是歷史的差別”；動產作爲現代“工業和運動的奇蹟……它很遺憾自己的對手是一個對自己的本質懵然無知的（這個評價完全正確），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農奴制來代替合乎道德的資本和自由的勞動的蠢人；動產把這個對手描繪成一個貌似率直坦誠、一本正經、熱心公益、始終不渝，而實際上缺乏活動能力、一味貪求享樂、只顧自己、謀求私利、居心不良的唐·吉訶德。……動產宣稱自己給人間帶來了政治自由，解除了束縛市民社會的桎梏，把各領域彼此連成一體，創造了博愛的商業、純潔的道德、令人愉悅的文化教養”“動產認爲，沒有資本，地產就是死的、無價值的物質；資本的文明的勝利恰恰在於，資本發現並促使人的勞動代替死的物質而成爲財富的源泉”; “由現實的發展進程產生的結果，是資本家必然戰勝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說，發達的私有財產必然戰勝不發達的、不完全的私有財產，正如一般來說動必然戰勝不動，公開的、自覺的卑鄙行爲必然戰勝隱蔽的、不自覺的卑鄙行爲，貪財欲必然戰勝享受欲，直認不諱的、老於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機敏的開明利己主義必然戰勝眼界狹隘的、一本正經的、懶散懈怠的、耽於幻想的迷信利己主義，貨幣必然戰勝其他形式的私有財產一樣”。馬克思由此揭示了動產（資本）開拓世界歷史的不可阻擋的巨大力量：“那些對完成的自由工業、完成的純潔道德和完成的博愛商業的危險多少有點預感的國家，企圖阻止地產資本化，卻完全白費力氣。”
馬克思闡明瞭資本邏輯即爲世界歷史邏輯：“與資本不同，地產是還帶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見的私有財產、資本，是還沒有完全擺脫同周圍世界糾結而達到自身的資本，即還沒有完成的資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發展過程中達到它的抽象的即純粹的表現。”在這裡青年馬克思關於資本擺脫地產之“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見”的世界歷史觀念，與中年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關於資本“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之“偉大文明作用”的論斷何其相似乃爾！
（二）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大工業與世界各國“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明確提出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觀點：“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爲世界歷史。”而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化，不是思辨歷史哲學的自我意識、自然意圖或世界精神的理性推演，而是人們經常可以感受到的、發生在現代世界大地上的經驗性的狀態和事實：“如果在英國發明瞭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爲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馬克思在這裡所論及的由於英國的機器發明，由於工業、市場、貿易、殖民等等所引起的非西方世界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所引起的巨大而深刻的歷史變革，闡明瞭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基本途徑、道路、內容和方式，爲我們考察世界歷史時代的基本邏輯提示了明確的方向。
馬克思在闡述世界歷史產生和發展的基本過程，即從城鄉分離到行會制度的建立、從商人作爲一個特殊階層出現到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從人口跨國度的遷徙和流浪、從商業和工場手工業集中於一國英國到大工業的發展和壟斷的歷史序列中，特別強調和論述了商業和工場手工業集中英國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性意義：“這種集中逐漸地給這個國家創造了相對的世界市場，因而也造成了對這個國家的工場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這種需求是舊的工業生產力所不能滿足的。這種超過了生產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紀以來私有制發展的第三個時期的動力，它產生了大工業——把自然力用於工業目的，採用機器生產已經實行最廣泛的分工”; “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爲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爲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它使自然科學從屬於資本，……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質一概消滅掉……它還把所有自然形成的關係變成貨幣的關係。它建立了現代的大工業城市它使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大工業……消滅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三）世界歷史、世界市場、世界文學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更自覺而明確地闡明瞭世界歷史理論，在世界歷史性意義上肯定了資產階級開創世界歷史的巨大功績，“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爲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消滅它。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爲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馬克思全面分析了世界歷史形成的現實物質根基和辯證發展圖景。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的開闢、生成和發展過程，就是西方資本家階級爲經濟利益、爲剩餘價值所強力驅動而向落後民族進行殖民擴張、強力裹挾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發展過程，亦即“鄉村從屬於城市”、“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國家”、“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從屬於西方”的歷史變革過程。
馬克思在考察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基本歷程時，高度關注政治上層建築在這一深刻轉變中所發生的巨大的、無可替代的作用，他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使生產資料、財富和人口集中的必然結果，是政治和法律秩序的集中，是政治上層建築領域內發生深刻而巨大的變革過程：“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爲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因此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化，不僅是殖民主義經濟空間的擴張，也不僅是作爲世界歷史形成標誌的統一的“世界市場”的形成過程，它同時也是各個民族的上層建築轉變爲統一的世界政治、世界法律的過程。馬克思關於政治法律的上層建築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變革邏輯和歷史作用，無疑在他的世界歷史理論的總體框架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是關於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一個有待深入、有待擴展的研究維度。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又一個重要維度，是它同時還闡明瞭，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過程中，各個民族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也在發生着深刻變革，發生着向世界文化、世界文學的轉變過程：“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爲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日益成爲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資產階級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爲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我們有必要特別指出，馬克思在這裡所論及的世界市場、世界政治、世界文學的形成過程，爲我們考察作爲民族歷史的中國歷史究竟如何向世界歷史轉化，提供了總體性的世界歷史圖景和歷史方法論的深刻啓示。這實際上就是近、現代中國的志士仁人和政治領袖，爲什麼一方面燃燒着爭取國家獨立、民族尊嚴的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一方面又能夠以開放的態度和胸襟對待外來文明的世界眼光而理性地對待、學習、借鑑外來的文明。
以機器大工業爲物質技術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革命性變革，無疑是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現實的基礎性力量。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所揭示的，同時又是一個包含着政治的和觀念的上層建築以至生活方式之變革的整體性的世界歷史圖景。它爲我們展示了一幅開啓於西方而向非西方世界強力推進而形成的、全方位推進的世界歷史時代的整體圖式和完整畫面。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這一肇始於500多年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並迅速在全球範圍內擴展的規模巨大的歷史變革，是涵蓋了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所有領域的整個社會結構的巨大歷史變遷，是從西方擴展到整個世界的、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的根本轉型，是人類文明形態的深刻變革。從這一意義上說，沒有現代民主政治、科學技術和啓蒙思想的強力推動，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普遍交往的世界歷史時代就不可能形成，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也就因此會變得單薄、貧乏、蒼白和抽象。與近代工商文明一樣，以法治精神爲基礎、以權力的分立和制衡爲原則的民主政治，以及變革了傳統觀念的力量巨大的科學精神和啓蒙理性，就共同構成了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基本動力。
二、市場法則與資本邏輯：現代世界的發展原則和動力機制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表明，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確立了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深刻基礎，蘊涵着現代世界的普遍的發展原則和根本的動力機制。因此全面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要求我們考察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變革世界的基本力量。
馬克思關於資本哲學的內在張力和辯證本性，在於它一方面深刻而有力地揭示和批判了資本掠奪的貪婪特性和血腥本質，一方面又高度而中肯地評價了資本擴張在發展生產力、變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過程中的巨大功能，特別是它們在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見、推動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過程中的偉大的歷史作用。馬克思清醒地意識到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作爲現代世界的內在靈魂和發展原則，是解開現代世界歷史之謎的一個重大關鍵。
（一）資本與勞動的歷史性結合：“標誌着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
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以
及其他著作中，對世界歷史理論作了比40年代更深刻更詳細的論證和發揮。馬克思從資本與勞動的關係這一現代世界的核心問題出發，認爲資本與勞動的歷史性結合這一現代生產關係和歷史條件的產生“包含着一部世界史”, “標誌着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馬克思說，“資本的偉大的歷史方面就是創造這種剩餘勞動，即從單純使用價值的觀點，從單純生存的觀點來看的多餘勞動。”資本持續不斷地刺激和創造工人的需求，“資本與勞動關係的這個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資本的歷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爲基礎的，而且資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爲基礎的。”
（二）克服自然神化和民族界限/偏見：“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
資本運動和世界貿易所蘊涵着的超越一切限制的普遍品格，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推動使用價值轉變爲交換價值的內在本性，即資本以地球爲戰場所進行的規模巨大的商業戰爭，徹底摧毀了有着久遠歷史的傳統農耕社會，強力催生了生機勃勃的現代工業文明，成爲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根本推動力量。“以資本爲基礎的生產，其條件是創造一個不斷擴大的流通範圍，不管是直接擴大這個範圍，還是在這個範圍內把更多的地點創造爲生產地點。”“資本一方面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的趨勢，同樣，它也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交換地點的補充趨勢……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推廣以資本爲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爲必須克服的限制。……要使生產本身的每一個要素從屬於交換，要消滅直接的、不進入交換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要用以資本爲基礎的生產來代替以前的、從資本的觀點來看是原始的生產方式。”以資本擴張爲根本動力機制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場，是把各民族以生產使用價值爲基本特徵的傳統生產方式，塑造爲以生產普遍的交換價值爲基本特徵的現代生產方式的決定性力量。所有這一切都成爲“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
“如果說以資本爲基礎的生產，一方面創造出普遍的產業勞動，即剩餘價值，創造價值的勞動，那麼，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甚至科學也同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屬性一樣，表現爲這個普遍有用性體系的體現者，而且在這個社會生產和交換的範圍之外，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表現爲自在的更高的東西，表現爲自爲的合理的東西。因此，只有資本才能創造出資產階級社會，並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繫本身的普遍佔有。由此產生了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它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爲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對象，真正的有用物；……資本按照自己的這種趨勢，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現象，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於現有需要和重複舊生活方式的狀況，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資本破壞這一切並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儘管馬克思把注意力和焦點放在了系統而全面地揭露和批判資本的本質上，但他依然爲肯定資本的歷史功能留有巨大的思想空間和語言空間，從而高度評價了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闡明瞭資本邏輯作爲一種不可避免的“普照的光”不僅強力塑造了現代世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多維度地闡明瞭資本邏輯是變革政治法律制度、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基本力量，揭示了在歷史向世界歷史的普遍轉化和深刻變革中，各個民族的傳統價值觀所發生的空前未有的轉換、變革和重構 。
三、社會主義史：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對峙與張力
現代市場經濟與資本邏輯的關聯所展示給人類的，並不僅僅是基於市場法則的理性、自由、平等的一條純粹光明之路。現代市場法則與資本邏輯的形成發展史，是一部充滿了血淚、悲劇、衝突和戰爭的現代史，是一部資本的非理性的嗜血的惡的世界史。資本邏輯的這一雙重性格書寫和奠基了現代性框架的內在張力和矛盾悖論。
（一）馬克思的資本哲學：書寫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悲劇性衝突
馬克思闡明瞭資本克服自然崇拜、民族界限和偏見從而變革現代社會生產方式的偉大的文明作用，但馬克思資本哲學的根本目的和基本主調，是通過揭露資本邏輯的唯利是圖的本性，闡明無產階級階級自由的必然邏輯和人類徹底解放的歷史遠景。馬克思在《1857-1858經濟學手稿》、《資本論》等著作中，基於資本與勞動的關係這一主線，以深刻的歷史考察和理性的邏輯推論，通過對交換領域和流通領域勞動力商品的自由買賣與生產領域資本榨取活勞動、榨取剩餘價值的血腥本質，一方面歷史地闡明瞭現代工人所具有的形式自由，一方面又無情地揭示了資本作爲資本家的活的靈活所具有的嗜血般的貪婪本性，凸顯了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深刻對峙。馬克思說，“作爲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餘價值，用自己不變的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餘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纔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剝削、無償佔有活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所凸顯的實質上的不平等不自由，造成了形式自由的維度在後來者的理解、研究上的視野盲點和理論盲點，形式自由全面淪陷在實質不平等不自由的汪洋大海之中。
（二）形式理性問題：蘇俄社會主義的一個反思
韋伯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第三年便離開人世，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經驗實際上還沒有系統地進入他判斷和思考的視野，但他卻仍然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對蘇俄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司法體制和意識形態作了切中要害的、至今仍然有着極大說服力的分析和批評。在他看來，社會主義關於社會正義的觀念之所以無法實現，原因在於正義對一部分人來說是反對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在於人們對社會主義和法律有不同的理解。“社會主義的‘管理參謀部’力圖使社會相信，它在捍衛社會的和‘人民的利益’，但在實際上，它把自己無限的權力擴展到經濟領域，並且常常歪曲法律，使法律的條款符合於自己對社會正義的理解。” 韋伯對西方資本主義和蘇俄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實踐作了對比分析，認爲資本主義依靠它從羅馬法中吸取的基本的法律原則而獲得順利發展，“它的特點是具有系統的分類、嚴格的理性的概念、嚴厲措施以及形式主義。羅馬法藉助司法的規範、機構和機制，最有效地保護人的個人自由”。 但社會主義從羅馬法中卻否定了那至今仍堅牢不拔的基本理念和思想靈魂：形式理性。在韋伯看來，一切革命專政都是忽視傳統的合法性和形式的合法性的。俄國十月革命後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沒有經過職業訓練的黨的官員們，是破壞形式上合理的經濟的根源，因爲他們壟斷了經濟，必然造成營私舞弊的結構” 。俄國的社會主義由於摧毀了始源於羅馬法的、表徵着法律傳統之根本特徵的“形式理性”這一內在靈魂而成爲一個人治的社會：它“不是按羅馬的形式法對案件作出判決，而是按物質公平的原則作出判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作爲社會生活最重要的調節器的法律與訴訟程序，往往變爲一紙空文”。 社會主義還趕走了維護法律的職業法學家，把他們貶斥爲“資本家利益的捍衛者”。這樣一來，“法律實際上變成一紙空文，破壞法律的行爲也就在所難免了”。 韋伯通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比分析，認爲“國家應該爲其公民創造施展自己才能的條件，幫助病人和喪失勞動能力的人，讓每一個人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至少不要妨礙公民按照自己的觀念獲取和創造財富。這些生活準則，使現代社會變爲‘個人的社會’。……而社會主義……卻表現出相反的傾向：接近於封建的傳統性、束縛性和新的神聖性”。 正因爲保障人的生命、財產、自由與尊嚴的普遍法律秩序、法律制度被從根本上摧毀，而優越於資本主義的、更加健全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體制及普遍法律秩序卻沒能迅速而有效地建立起來，所以侵犯人的權利與自由的嚴重政治現象就不可避免。
（三）傳統社會主義史：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緊張對峙或絕對對立
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世界歷史法則，要求我們從歷史理性的精神和態度出發，反思和解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成就和歷史教訓，革新和重構我們的歷史理念和意識形態。
列寧推進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政治法律制度之階級本質的革命性批判，認爲資產階級的民主是虛僞的、反動的、殘缺不全的。列寧的後繼者、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的理論家們，把列寧的這一批判維度推向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制度之絕對對立的、背離歷史辯證法精神的極端境界。列寧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無可爭辯的偉大先驅和政治領袖，所以他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批判，就成爲評價資本主義民主的唯一標準和根本尺度。列寧的這一歷史—政治理念無疑在整個東方社會主義世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從而成爲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開國領袖和民族英雄們的共同信念。這種政治理念和共同信念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人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原則的一個根本方面，社會主義也只有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超越中，才能夠保持其前進發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張力。但問題在於這種政治理念由於強化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絕對對立，而看不到基於形式理性的近代自然法體系的合理性而將其文明成就統統拒之門外。但恰恰是這種抽象歷史觀和政治哲學，卻在長時間內未反思地、理所當然地把近代自然法體系批判爲抽象的和非歷史的，並由此成爲占主導地位的歷史觀念和政治和意識形態。因此這樣一種封閉的基本政治理念拒斥有着鮮明的近代形式理性特徵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因素也就自然而然了。
在傳統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中，1930年代的蘇聯大清洗、1950年代的中國“反右”擴大化和20世紀60-70年代的“文革”動亂，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條件下發生的。 而之所以發生這種巨大的悲劇性的歷史—政治現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批判和否定形式合法性、極度凸顯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絕對對立，就在於社會主義國家的開國領袖沒有從根本否定、徹底批判的革命的哲學理念和思想方式，轉向對資本主義政治法律文明的批判與借鑑有機統一的哲學理念和思想方式，沒有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徹底決裂的哲學理念和思想方式，轉向兩種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既相互對立、又應當理性對話和相互借鑑的哲學理念和思想方式上來。 因此客觀講來，不僅是蘇聯和中國，而且在傳統條件下的整個社會主義世界，開國領袖們所普遍堅持的價值取向和政治理念，是對資本主義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原則的根本懷疑和徹底否定。
如何認識、對待和處理兩種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相互關係，如何探索、確立和建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互交往、開放和對話的途徑、形式和規則，直接關係到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以至生死存亡，是百年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黨人（特別是執政的共產黨人）所一直面臨的一個基本的、核心的問題所在。馬克思主義在整個20世紀的歷史命運與這些重大問題的判斷、認識和處理始終緊密相連，是我們解讀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之興衰成敗、蘇東劇變之悲劇性挫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異軍突起的深刻秘密所在。
無論蘇聯、東歐還是中國，傳統條件下的社會主義之所以都存在着僵化的經濟體制，人民的生活狀況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根本性改觀，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對馬克思關於“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的哲學智慧沒有引起足夠的理論注意，是對列寧利用資本主義的諄諄告誡沒有引起足夠的實踐重視。我們知道，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核心問題，是執政的共產黨人必須學會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市場關係，學會利用資本建設社會主義。但列寧關於商品貨幣市場關係和資本功能的深刻思想，在傳統社會主義的革命話語籠罩一切的時代被全面地淹沒和遮蔽了。因此列寧關於“如果沒有資本的幫助，要保持無產階級政權是不可能的”的嚴重政治告誡，就不可能從革命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話語中被凸顯出來而引起人們的理論注意，也就更不可能通過確立政策而化爲實踐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使得列寧的擔憂和預言成爲悲劇性現實，同時更凸顯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所揭示的資本
邏輯和世界市場法則的革命性力量。
值得深入反思的是，正是在現代世界的時代背景中，黑格爾哲學的政治理念在某種意義上成爲現實。“協調製度的必要性最終成爲現代西方國家的基石，雖然這不一定是黑格爾本人的影響所致。儘管現代國家明顯地不同於黑格爾主張的國家，但政黨和其他的利益聚合機構的作用使得現代民主國家更接近於黑格爾所提倡的國家，而遠離盧梭那種具有極權主義傾向的未分化的和無協調的民主。” 如果不是對黑格爾哲學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而是從批判與建構的雙重哲學維度出發來看待問題，我們不是可以從黑格爾哲學的政治理念中得到某種借鑑某種啓示麼？
四、規約現代性邏輯：作爲市場法則與財產權邏輯統一的中國道路
馬克思站在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時代高度，從傳統農業社會與現代工業文明的基本分野出發，把有着悠久歷史、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鑑定爲人類史上“社會基礎停滯不動”的一塊“活的化石，”把中國作爲“世界上最古老國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加以看待和評價。從感情上講，我們難於接受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視野下的這種理性論斷和冷靜評價，但它卻深刻而有力地提供了近代中華民族屈辱命運和苦難經歷的一個歷史性的解釋框架：民族歷史是否進入世界歷史並利用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是衡量一個民族是否進入現代世界文明之林的基本標誌。
鴉片戰爭標誌着作爲民族歷史的中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化，但這一轉化並不是清朝政府順應世界潮流的自覺選擇，而是西方列強把中國強行納入世界歷史進程的結果。鴉片戰爭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就在於清朝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孤立於由資本邏輯開啓的洶涌澎湃的世界歷史潮流，從而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落伍、積弱和被動挨打。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是中華民族爲生存意志所驅動，在不斷追求富強、自由、民主與科學、迎接生存挑戰的艱難過程中走向世界的過程。
（一）確立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作爲發展原則：社會主義理念與實踐的變革
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無疑是現代中國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它洗刷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全新的時代，中華民族被西方列強強行裹挾進世界市場的屈辱時代成爲歷史記憶。但這場偉大的民族革命沒有改變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基本邏輯，中國依然處在商品貨幣關係和資本邏輯佔統治地位的世界歷史時代，由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的普遍統治所規定的歷史與倫理、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矛盾和衝突，依然是我們今日身臨其中而必須直面的生存現實。我們依然行進和發展在現代性的歷程和框架中，現代性依然是我們遠未完成的事業。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把發展作爲“硬道理”和“第一要務”，歷史性地宣示了發展是當代中國堅定不移的意識形態，宣示了中華民族自立和崛起於世界強國之林的民族信念和國家意志。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所闡明的邏輯表明，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的普遍確立是現代世界各民族國家走向富強的基本法則，因此市場經濟是發展得以可能的基本經濟形態，是發展得以可能的基本推動力量。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變革開啓了打破、變革單一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封閉結構，引進外來資本並賦予本土的民營企業以合法地位，競爭性的市場主體得到培育，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得以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充滿了巨大的生機和活力。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審時度勢、自覺推動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重大選擇，是變革和重建社會主義理念與實踐的里程碑，是當代中國發展道路的基礎性工程，是書寫民族復興之光明未來的精彩篇章。
（二）所有權表達體系：確立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有機統一
黑格爾把市民社會規定爲現代世界的產物。他基於個體主體性或個人利益的特殊性與交互主體性或共同利益的普遍性形式原則，闡述了市民社會特殊與普遍、個人與國家的內在矛盾。黑格爾認爲市民社會及其經濟活動的重要成果，是培育出人們對於普遍交往活動的普遍性規則的知識和自覺，即培育出普遍性知識和普遍性規則意識：“理念的利益——這是市民社會的這些成員本身所意識不到的——就在於把他們的單一性和自然性通過自然必然性和需要的任性提高到知識和意志的形式的自由和形式的普遍性的這一過程中。”黑格爾這裡所說的形式的普遍性是個體的自由意志的現實存在，他對於作爲市民社會的市場經濟（普遍交換）的自由辯護，核心是爲自由、爲個體存在的人的普遍交往的自由辯護。
對黑格爾來說，“人爲了作爲理念而存在，必須給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領域”，即人作爲自由的存在必須有其自由存在的定在即客觀基礎，這個自由意志的定在就是所有權。所有權是人格、人的自由及其權利從純粹抽象性、主觀性中走出成爲客觀定在的中介：“所有權所以合乎理性不在於滿足需要，而在於揚棄人格的純粹主觀性。人唯有在所有權中才是作爲理性而存在的。”因此如何看待包括私人產權在內的所有權並確立所有權表達體系，就成爲中國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核心問題。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強調市場經濟與自由平等的邏輯關聯，爲我們提供了用普遍法治保障現代市場經濟和財產關係的宏觀理論基礎。馬克思寫到：“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爲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恩格斯也曾經指出，“大規模的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尤其是世界貿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動上不受限制的商品佔有者，他們作爲商品佔有者是有平等權利的，他們根據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都平等的權利進行交換。……自由通行和機會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在這裡我們必須指出，馬克思把資本概念定義爲歷史性、暫時性的範疇，認爲它將隨着資本主義的滅亡、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而退出歷史舞臺，因此在馬克思那裡，社會主義不存在私有產權問題。正是在這一重大問題上，凸顯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變革社會主義理念與實踐進程中的重大貢獻，它在世界社會主義史上第一次歷史性地架通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橋樑。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商品貨幣資本關係與財產權法則有着不可分割的內在邏輯和深刻關聯，因此如何表達財產權、特別是私有財產權這一重大問題，就成爲社會主義國家利用資本、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根本途徑和必然要求。財產權的法律表達是保障和創造出充足資本的根本原因，但無論第三世界還是傳統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國家，都由於意識形態的制約而沒有普遍確立起這種表達的法律體系。而缺少系統化的正規的法律所有權制度，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制度就不可能出現和建立。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反思歷史、面向未來的思想解放、理論變革和制度變革，爲在當代中國的大地上確立現代意義上的財產權的法律表述體系，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政治實踐和意識形態的前提條件，從而爲開闢一個利用資本邏輯創造社會財富的巨大的社會空間。
21世紀初中國共產黨把保護國家、集體和公民的財產權一道寫入憲法，《物權法》也隨之確立於中國大地，這是當代中國政治文明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財產權入憲和《物權法》的誕生之所以有着深遠而重大的意義，就在於它們作爲開啓中國民法典的偉大序篇，爲保障中國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確立了法律的普遍性形式，爲確立系統化的所有權表達制度作出了關鍵性、實質性突破，爲確立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統一，爲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框架中確立市場經濟與自由平等、資本與財產權的邏輯關聯開闢了現代法律通道，表明當代中國的市場改革已奠立在現代市場經濟—法治文明的堅實基點之上。財產權入憲法和《物權法》的誕生，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關於公民權利、關於法治國家的理論與實踐上的一個重大飛躍，是當代中國走向公民社會的基礎工程，是中國公民關於現代財產權意識和物權觀念空前覺醒的一個偉大的時代標誌。
（三）規約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中國道路的歷史使命
作爲世界市場法則之靈魂的資本邏輯構成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核心範式，成爲馬克思解釋現代世界和人類文明發生巨大變革的一個最具穿透力和生命力的哲學框架。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辯證邏輯說明了，資本邏輯一方面是推動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和觀念變革的巨大物質力量，一方面也是造成現代社會貧富分化、生態災難和人性冷漠乃至淪落的基礎性根源。資本運動開啓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世界歷史時代，孕育了歷史與倫理、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之二律背反的悲劇性衝突的現代性構架。
馬克思作爲資本邏輯和現代性批判的經濟學—哲學大師，直透以資本爲根基的現代性悖論的秘密，深刻揭示了資本追求普遍性的內在本性和歷史趨勢“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馬克思的資本哲學爲我們批判性地運用市場法則與資本邏輯走向現代化這一偉大目標，提供了歷史觀和方法論上的深刻啓示，指明瞭一條如何既置身於現代性又揚棄現代性弊端的現實道路。
改革開放的中國僅僅用了30多年就完成了從封閉半封閉的農業國到現代工業國家的歷史性跨越，成爲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蘊涵着發展生產力和創造財富的巨大力量，蘊涵着趨向平等的自由權利和理性的普遍法治的歷史邏輯，但它們同時也始終蘊涵着導致貧富分化、勞資關係緊張的內在力量，催生着傳統倫理日益解體、人情日益淡漠的金錢邏輯，生成着資源過度消耗、生態平衡破壞的發展法則，孕育着人與自然關係日趨緊張、衝突和惡化的嚴重悖論，而科學技術由於與市場和資本聯姻，也越來越成爲“技術法西斯”而嚴重威脅着現代人的生存。這是基於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的現代性歷程的二律背反，是現代性的基本框架所必然具有的矛盾法則和內在悖論。
社會主義的根本宗旨意味着公民的平等自由。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始終保持着對市場法則的清醒意識，保持着對資本邏輯的高度警惕，把中國公民的基本自由和生存尊嚴置於優先地位，建設一個健康文明、普遍法治的現代公民社會。我們必須堅守馬克思資本批判的價值立場，運用中央政府的政治優勢和強力權威，凸顯以國家力量規制資本邏輯、現代性框架和市民社會的合理法則和普遍維度，對以資本與勞動爲軸心的現代利益關係進行持續的、有力的規範、約束和調控，在合理發揮資本創造社會財富的生命活力的同時，又平等地分配社會財富和社會資源，以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作爲資本邏輯的對立物，社會主義一開始就是在批判資本貪婪本性的過程中誕生的。社會主義500年的深厚傳統和基本理想，馬克思資本批判的理論邏輯和巨大魅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和制度，都爲我們提供了規制資本邏輯和現代性矛盾的理論來源、實踐路徑和制度框架。同時，中華民族數千年綿延不斷的深厚倫理傳統，作爲我們的獨特的歷史文化基因，它應當成爲我們規約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建構現代中國文明與和諧社會的歷史人文資源。所有這一切都將會重新書寫當代中國社會的文明形態，從而在世界歷史的大地上展示中國道路的獨特的人文景觀。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爲我們解讀中國道路提供了一個富有生命力的解釋框架。我們由此獲得的歷史啓示就在於，資本邏輯是構成現代市場經濟的生命和靈魂，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必須直面的客觀生存法則。消滅市場法則和資本邏輯的唯倫理主義和農業社會主義是一條馬克思所嚴厲批判的貧窮和落後之路。而創造性闡釋當代中國所發生的偉大歷史變革，要求我們發揚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精神傳統，保持現代性文明自身發展的生命張力，發揮國家力量的政治優勢和普遍權威，規約資本與勞動、文明與自然的矛盾衝突，構建財產權與法治自由的制度體系，保持歷史與倫理、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內在張力，是推進中國道路的基礎性工程。古老的中華文明由此走上了挺立、崛起和復興於現代世界民族之林的變革之路，成爲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重構世界歷史格局和人類文明的重大力量。
（此文的相關內容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發表，並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2年第12期轉載，作者系郭湛教授1993級碩士、1996年博士，清華大學教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