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及其在當代中國的發展
萬林豔
文化與社會經濟、政治是內在聯繫、辯證統一的整體，文化的發展必須和經濟、政治的發展相協調，與社會進步的要求相一致。當前，我國正步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嶄新的發展時期，和諧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和諧的社會。經濟的和諧和政治的和諧需要有文化的和諧作爲內在的精神支撐；一定意義上，文化的和諧是更深層次、更穩固、更核心的和諧。文化的和諧意味着廣大人民羣衆在精神文化和價值觀念上的整體性、共同性、穩定性、認同感和凝聚力，這就向公共文化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公共文化及其公共性特徵
學術界對公共文化的廣泛關注是從哈貝馬斯研究市民社會及其公共領域開始的。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市民社會是近代資本主義以來才逐漸從國家中分離出來的經濟社會，它是“私”的領域，獨立於作爲“公”的領域的政治國家。但市民社會所表現的首先是個性化的、分散的經濟利益，在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後必然要求整體性、一致性的文化對這些分散的利益進行整合，以保證市民社會的自維性。於是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離的基礎上，又逐漸形成了市民社會內部文化生活與經濟生活的分離。經濟生活是市民社會的私人領域，文化生活是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在這一公開的場合、公共的領域中，人們就共同關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展開討論，形成公共文化或曰公共輿論，整合公共領域的核心價值觀念，建立市民社會統一的價值認同體系，賦予市民社會以凝聚力，使之保持自身相對於政治國家的獨立性。可見，公共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注重對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念的培養，注重文化的整合。
我們可以從外延和內涵兩個方面來把握現代社會的公共文化及其特點。在外延方面，公共文化主要指具有羣體性、共享性等外在公共性特徵的文化，其特點是以文化站、羣衆藝術館等公共文化場所爲依託，藉助公共圖書館、公共博物館等公共文化資源，發展羣衆參與性、資源共享性的文化。在內涵方面，公共文化是在文化的精神品質上具有整體性、公開性、公益性、一致性等內在公共性特徵的文化，它培養人們的羣體意識、公共觀念以及文化價值觀念上的羣體認同感和社會歸屬感，追求文化的和諧發展與文化整合。同時，公共文化的外延和內涵還體現爲一定的層次性。如果說社區文化、企業文化、校園文化針對的是文化小羣體、基層組織內部的公共性和文化整合問題，那麼城市文化、傳統佳節文化、奧運文化則培養的是更廣泛、更高層次的社會公共觀念和文化認同體系。
外延與內涵本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但在文化實踐中，由於沒有全面把握“公共性”的含義，文化活動的主體常常割裂公共文化的內外在特徵，僅從其中一個方面理解公共文化。文化理論界多從公共知識分子的角度詮釋公共文化，認爲只有公共知識分子纔有關注公共事務的自覺性和使命感，纔有整合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的能力，只有他們的文化才稱得上是公共文化。事實上，文化主體是少數人的文化不能稱之爲公共文化，哪怕它的研究對象具有公共性；而且，熱衷於公共事務和公共文化並不是公共知識分子所獨有的，隨着普通羣衆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不斷提升，他們的文化自覺性不斷提高，其公共觀念的自我培養能力和文化的自我整合能力也正在增強。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現代社會，以更廣泛的羣衆爲文化主體的公共文化，是更具公共自覺性和使命感的文化，因爲這種文化的對象和它的主體是直接同一的。但這並不意味着將公共文化等同於羣衆文化。在文化實踐中，有人把公共文化等同於羣衆文化，認爲只要有羣衆參與就是公共文化，公共性的強弱與參與人數的多寡成正比。事實上，雖然公共文化離不開羣衆的共同參與，也有賴於各級文化組織和部門提供豐富的文化共享資源，但更以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體系爲其自我維繫的靈魂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判斷一種文化是否是公共文化，較之羣衆參與的外在公共性，文化價值觀念的內在公共性是更深層次的標準。
與外延和內涵的公共性相一致，公共文化的行爲主體也具有公共性特徵。公共文化的主體是由個人組成的一個個文化活動的整體。整體的特點是，它不是內部組成要素簡單的相加，而是有機的結合；整體的性質和功能不是其構成要素的性質和功能的簡單相加，而是由整體的結構決定的新的性質和功能，這正是所謂的“整體大於部分之和”。一場有數萬名觀衆參加的某歌星的演唱會，雖然人數衆多，但這不是公共文化，因爲不存在一個作爲整體的文化主體。那裡只有觀衆個人與歌星的交流，而少有觀衆相互之間的交流，觀衆不會因爲這一相同的文化行爲而成爲一個有機的整體，最後也只能是曲終人散。而一個小型社區的公共文化，參與人數雖不多，但參與者有機結合，各司其職，在文化活動中逐漸凝結成一個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念的整體。一方面培養了社區成員較一致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行爲規範，另一方面社區文化的特色和社區的羣體組織性、凝聚力也得到了加強。當然，說公共文化主體具有整體性並不意味着否定參與者的文化個性。公共文化同樣需要尊重參與者個性化的文化需求、文化品質和文化創造能力，只是在對參與者的核心文化價值觀念的培養方面謀求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同時鼓勵人們以自己的方式關注公共事務。
全方位的公共性、整體性特點賦予了公共文化獨特的整合功能。
首先是文化整合的功能。現代社會的每一位成員都同時生活在自我與社會當中，爲了緩解激烈的社會競爭帶來的壓力，人們不但需要個性化的文化生活，更需要在公共文化中使自己從競爭的對立感和不安全感中走出來，在共享性的文化空間裡相互瞭解，彼此之間給與心靈的慰藉。我們每個人作爲社會性的存在，作爲有思想、有情感的存在，無不渴望在精神文化上有一種歸屬感，獲得他人和羣體的認同。公共文化通過一系列公共性、集體性的精神文化活動使人們在思維方式、行爲模式、道德規範、文化價值觀念、審美取向等方面逐步形成較一致的文化認同，給人們提供文化的歸屬感。在我國，縱向上，公共文化繼承了代代相傳的仁、義、禮、智、信的文化傳統和一定程度上的羣體本位思想，是中國文化在歷史縱向上的傳遞和延續；橫向上，公共文化具有公共性、一致性和整體性的特點，它對不同主體的文化觀念進行整合，對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進行整合，追求中國文化的和諧發展。
其次在我國，公共文化也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有利於政治和諧與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市民社會的公共文化領域與市民社會的經濟領域、國家的政治領域是相互獨立、相互牽制的。而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公共文化雖然獨立於國家的政治，但並不與之相對立；相反，公共文化成爲連接國家與社會的橋樑，人們在公共文化中就共同關心的政治問題展開討論，並將一些思想和要求反映至相關權力部門，促進國家政治生活的健康發展。同時，它也是一種與國家的政治管理所不同的社會整合方式。公共文化作爲一種無形的力量，它所倡導的積極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能在潛移默化中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爲，並通過羣體性的文化活動協調社會成員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維持社會的安定有序，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我國公共文化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
隨着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的邁進，在廣大人民羣衆的物質生活需要得到相當程度的滿足基礎上，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正顯示出它本應具有的重要性。普通百姓不再僅僅作爲文化研究的對象、文化受衆而存在，他們正在成爲各種文化的參與者和創造者，成爲文化實踐的主體、自己文化的主人。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已日趨成熟。市場經濟具有經濟自主性，它強調普通人作爲經濟主體其權利和義務的獨立性，幫助他們在社會生活中不斷提高主體地位；市場經濟還具有開放進取性，它打破了囿於本單位、本地區的
侷限，形成了地區結合、城鄉結合的格局，這種開放的大市場也促進了公民意識、公衆意識、公共意識的不斷增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公共文化開始了在現代意義上的起步階段。但相比較一直掌握着文化話語權威的精英文化、當下發展得如火如荼的大衆文化和始終佔據着主流位置的政治文化，公共文化在近些年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其社會文化功能還沒有全面展現出來，這從“九五”計劃以來我國羣衆文化事業機構的發展變化情況就可以看出。
1995年和2003年我國羣衆文化事業機構及其從業人數增減情況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羣衆文化事業雖然在機構數和從業人數上都已達到一定規模，但總的來看是呈遞減趨勢。全國羣衆文化事業機構2003年比1995年減少了6481個，下降了13.42%,2003年從業人數比1995年減少7385人，下降了5.64%。基層文化機構特別是鄉鎮文化站數量下降幅度較大，2003年，鄉鎮文化站比1995年減少了6495個，下降了15.60%。
公共文化的發展以羣衆文化事業爲依託，羣衆文化事業機構的現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個公共文化的發展情況。近幾年來，爲改變機構臃腫的狀況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國家逐步削減了羣衆文化事業機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隨着這一舉措的長期執行，其負面效果也逐漸顯現出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導致社會各方面對羣衆文化事業的重視程度大大降低，對公共文化的投入急劇減少。羣衆文化事業機構本應擁有相對豐富的公共文化資源，是開展公共文化活動的理想場所，但是，羣衆文化事業機構的匱乏，直接影響了公共文化的發展水平。
除此之外，我國公共文化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還有其他兩個方面的重要原因。
其一，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裡最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大衆文化的廣泛流行，但強調個體利益的市場經濟和具有個體文化特徵的大衆文化卻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們在張揚個性的渴望中過多地發展了私人性的文化，而較少地關注公共文化，使文化偏離了平衡發展的軌道。因此，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代表大衆文化的電視娛樂節目越來越豐富多彩、喜愛在KTV中自我陶醉的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我們感受到的是代表公共文化的企業文化、社區文化、公共主題文化越來越匱乏，同事之間、鄰里之間、社會成員之間缺乏精神的溝通與文化的認同。
其二，公共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出現了文化承擔者缺位的現象，公共文化缺乏公共性團體或組織形式作爲承擔者，即作爲整體的文化主體；或者雖然有這樣的公共性團體或組織形式存在，但卻沒有有效地承擔起發展公共文化的責任。公共文化領域不是一個空泛的領域，它是由各個層次的具體領域共同構成的。在基礎層次上，它包括具體的公共性團體或組織，如機關、企業、部隊、學校、教會、社區、村社等等；在較高層次上，它包括城市、鄉村、民族、地區，還有由某項事件而聯繫在一起的區域性、全國性的文化領域，如傳統佳節文化領域、奧運文化領域等等。較高層次的公共文化領域是建立在基礎層次的公共文化領域之上的。機關、企業、學校等作爲人們工作、學習的單位，本是公共文化最基本的領域。單位承擔着發展公共文化的責任，他們組織的羣衆文化生活豐富多彩，以較一致的核心價值觀念整合單位文化，爲其成員提供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增強單位的凝聚力。但隨着改革的深入，大批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被淘汰了，個人對企業的依附關係逐漸解除了，人們的“單位”意識也逐漸淡化了，只有少數大型企業和軍隊、高校這樣的公共性組織還在發展着各自的公共文化。這就導致公共文化的承擔者逐漸在減少，文化在公共領域中的發展基礎逐漸被抽空了。基礎層次上的公共文化得不到發展，較高層次上的公共文化凝聚力也就更難形成。近幾年來人們的春節文化意識逐漸淡漠就與此不無關係，而奧運文化如果多一些基礎層次上的公共文化的支撐則將會有更多的有組織的羣衆參與。
除了發展程度不夠外，現有的公共文化還存在幾個突出的問題。
一是文化認同意識薄弱，文化主體的主動參與不夠。雖然人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於缺少公共性的文化組織，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缺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對於全面人格的培養和人的全面發展來說是不利的，對於文化的整合和社會的和諧發展來說也是不利的。同時，公共文化的參與主體與創造主體本應是廣大人民羣衆，但目前的公共文化有相當一部分有賴於政府行政權力的推動，文化參與以動員性參與爲主，主動參與的深度與廣度都不夠。而且這種動員往往只是以經濟、政治等爲目的，而不是以公共文化、公共事務本身爲目的，比如像“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等等。這就容易使個人採取隨大流或被迫服從的消極方式，不利於文化的主動參與和主動創造，使公共文化缺少進一步發展的動力。
二是公共文化的資源配置機制不完善，發展水平不平衡。從資源配置來看，目前，公共文化資源主要集中在各級文化管理部門及其下屬機構手中，社會各層次的非營利性文化機構相對匱乏，文化資源的供給渠道缺乏多樣性。同時，企業、社區等社會成員集中的單位卻缺少相應的文化資源，但又與文化資源豐富的機構缺乏聯繫，公共性的文化需求與文化供給之間缺少必要的溝通機制。從發展水平來看，與軍隊、學校和少數大型企業相比，大多數中小企業沒有企業文化，基本不爲其成員組織羣體性的文化活動。與少數幾個較發達城市相比，大多數中小城市缺乏城市文化意識和文化特色，市民缺少對城市的文化歸屬感。與城市相比，鄉村的公共文化資源和設施匱乏，內容空洞，形式單調；而在歷史上，鄉村曾經一直是中國傳統“和”文化的傳承之地。這種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將直接影響公共文化的公共性品質。
三是就算是在羣衆文化事業發展得比較好的地區，對公共文化的認識也存在偏差，多是從外延方面理解“公共”的含義。一方面，人們比較注重文化參與者在量上的積累，注重豐富羣衆的業餘文化生活，卻較少地涉及文化主體公共觀念的培養，對文化在質上的一致性關注不夠。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以來，我國在文化發展上開始劃分出兩條道路：市場性的文化產業之路和公共性的文化事業之路。其基本思路是，羣衆的文化需求一部分可以通過市場經濟中的文化供給來滿足，對應這部分需求的是文化產業；另一部分公益性的文化需求基本不能依靠市場，而有賴於政府及公益性組織提供共享性的文化資源，對應這部分需求的是文化事業。共享性的文化資源越多，就越能體現文化的公共性和相關部門對公共文化的重視。這在具體的文化實踐中往往導致把公共文化的公共性僅僅侷限於文化資源的公共性，把公共文化僅僅侷限於依託公共文化場所和設施開展的羣衆文體活動，忽視了公共文化的羣體意識、公共觀念、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體系等內在的公共性特徵。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公共文化的發展不但滯後於其他文化的發展，更滯後於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滯後於社會整體的發展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要求文化重新回到平衡發展的軌道上來，在發展人們個性化的文化的同時，發展社會公共文化，培養較一致的核心價值觀念，增強社會凝聚力，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三、我國公共文化的建設原則與發展對策
社會主義公共文化的建設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則。
首先是以人爲本的原則。人首先是個體的人，公共文化要充分發揮個人參與公共文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尊重他們的文化獨立性和多樣性，充分體現他們在公共文化中的主體地位。同時還要注重培養個人內心精神文化的和諧，每個人只有內心精神文化和諧纔有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纔會成爲社會中的和諧的一分子；而社會尊重個人、關愛個人，這本身就是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人同時還是社會的人，公共文化還要將個人的文化需求與社會的
進步結合起來，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並重，拋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尤其是要關注弱勢羣體的文化需求，以提高人們的精神文化水平，培養廣泛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促進公共文化的協調發展。人還是自然的人，人來自於自然、以自然爲滋養並最終要回歸於自然，自然是“人的無機的身體”；因此公共文化以人爲本就不是鼓勵人類無視自然規律的盲目自大，不是鼓吹人類中心主義，而是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和可持續發展，將自然也納入到文化的公共性中來。人還是歷史的人，不但每個人都要經歷生老病死的人生過程，他本身也構成人類發展長鏈中的一個環節，在歷史長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記；所以公共文化還應發展縱向上的公共性，強調個人、集體、社會、文化作爲當下的存在的歷史責任，當下的人與文化既有義務繼承和發揚歷史凝結而成的優秀的人文傳統，也有責任嚴格要求自己並努力發展自己，以便爲未來的人文發展做好準備和鋪墊。
其次是以文化爲本的原則。長期以來，公共文化建設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其應有的方向。在大處，公共文化建設以促進經濟發展爲目標；在小處，許多所謂的文化人辦公共媒體、公共教育，不是爲了發展公共文化，而是爲了從中牟利。以外在的目的作爲公共文化建設的原則，不但文化建設不好，文化對政治和經濟的促進作用也不能從根本上實現。公共文化若想有長遠的發展，若想對社會的整體進步做出貢獻，首先必須以自身爲目標，以文化爲本，按照文化的內在訴求去發展。這至少應該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要儘可能地擴大公共文化的參與主體範圍，使它成爲越來越多人的自覺的文化要求。二是要培養文化自覺，按照公共性的要求，在追求共同的價值取向、培養文化認同感、增強文化凝聚力等方面建設公共文化，多發展像奧運文化這樣的全社會範圍內的、高層次的、振奮民族精神的公共文化。三是要使公共文化領域成爲文化參與和文化創造的理想場所。個體文化行爲往往是自娛自樂、自我教育的個人行爲，公共文化行爲是一種集體的主動參與行爲，在集體參與中會形成“1+1＞2”的文化力量，這是文化創造和文化創新的力量源泉，它可以彌補大多數人在個體文化中只是享受既有的文化成果而沒有主動參與到文化創造中去的缺陷。
最後是平衡發展的原則。公共文化應努力實現在各個社會領域包括城市與鄉村、經濟較發達地區與經濟較落後地區的協調發展，如果只有城市和發達地區的文化發展，那公共文化的社會整合功能就不能完全發揮出來。目前看來，當務之急是鄉村公共文化發展。在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的大背景下，鄉村公共文化近幾年已經有了一些的發展，鄉村人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不斷高漲，文化的內容和形式不斷增多，文化設施和文化投入不斷增加，鄉村生活和鄉村經濟也越來越受到公共文化的積極影響。但由於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和鄉土生活的封閉性，與城市公共文化相比，鄉村公共文化還處在一個較低的發展水平，存在文化供給與文化需求嚴重脫節的現象。同時，人們在認識上的偏差也制約着鄉村公共文化的發展。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仍然有許多人對文化持“附屬論”的觀點，即認爲經濟是主體，文化只是經濟的附屬，甚至認爲犧牲文化建設是加快經濟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這些觀點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鄉村文化建設的政府決策。所以，鄉村公共文化的發展首先有賴於文化觀念的轉變和公共觀念的培養。同時，鄉村公共文化的發展不能只靠鄉村人民自身的努力和文化的自然發展，還要靠國家、政府不斷給予政策、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支持，靠城市人幫助鄉村人建設他們的文化，靠大量城市返鄉人員不斷將新的、整體性的文化價值觀念注入到鄉村中。但無論是哪一種支持或幫助，都必須特別注意兩點。一是不能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採取片面的自上而下或強制性的外部灌輸的方式，而是要採取平等交流的方式；二是這些幫助和支持無論是來自上級政府還是城市，都不能以發展鄉村公共文化爲手段，以從鄉村獲得些什麼爲目的，而要以發展鄉村文化和鄉村生活本身爲目的。
除了要遵循以上基本原則外，針對目前公共文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首先要做的是改變社會各階層對公共文化的重視程度和投入不夠、認識不足的現狀。2004年，中央財政安排了專項資金支持533個縣級圖書館、文化館和4萬個村廣播電視設施建設。這些舉措表明爲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各級政府已經開始重視公共文化建設，採取了發展公共文化的具體措施，加大了對公共文化建設的投入。當然，僅僅是軟硬件設施的投入還不夠，還要改變對公共性的片面認識；只有首先在觀念上正確地把握公共文化及其公共性，才能在實踐中全面地發展公共文化。以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爲例，過去文化館的定位和其他大多數文化站館一樣，只抓住公共文化的外在公共性特徵，侷限於外在的量的積累，認爲僅僅爲文化館周邊羣衆提供一個文化娛樂場所就足夠了，有越多的老年朋友來扭秧歌、打太極拳，就越是公共文化。但這幾年，文化館調整了發展思路，注重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注重羣體意識、公共觀念和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念的培養。他們在大小劇場裡排演反映和提升羣衆日常生活的相聲、小品，多次舉辦“社區一家親”、“農民工影院”、“春天送你一首詩”等活動，組織專家和羣衆共同研究溫榆河兩岸的歷史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整理等課題，不僅爲社區羣衆提供文化娛樂的場所，更爲他們提供了羣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增強了社區和城市的文化凝聚力，發展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文化。
除了加大投入和轉換觀念外，明確並發展公共文化的承擔者也是目前公共文化建設的當務之急。經濟體制改革後，企業等各個單位逐漸把自身所擔負的爲其成員提供保險、福利這樣的經濟責任轉交給了社會，而發展公共文化的責任卻處於無人承擔的狀態。事實上，雖然企業福利已經轉變爲社會福利，個人已經從對單位的依附關係中獨立出來，但單位依然是個人蔘與集體、參與社會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場所和途徑，它仍應是發展公共文化的基層領域，而且是一個數量最大、最廣泛的領域。各單位，包括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等等都應該重新承擔起發展公共文化的責任；只有每個單位內部成員誠信友愛、和諧相處，纔有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同時，由於現代社會中個人與社會的直接接觸越來越頻繁，社會的各個層次也應該逐漸承擔起發展公共文化的責任，如城市和鄉村中的大小生活社區，各種形式的非營利性文化組織和文化團體等，以及城鄉政府機構乃至中央政府機構，他們都是發展公共文化的有效承擔者。各單位、社會各層次的組織和政府機構應該建立合理的溝通機制，互通有無，資源共享。企業和社區可以與政府的公共文化機構像圖書館、文化站等建立聯繫，一方有更穩定的組織性，另一方有更多的文化資源；文化機構能夠幫助發展企業和社區日常的公共文化，增強企業和社區的凝聚力，而企業和社區則可以爲像奧運文化這樣的高層次的公共文化保證穩固的、組織性強的羣衆參與。
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整體協調的過程，單純的經濟增長不是和諧社會，單純的政治繁榮也不是和諧社會，文化的發展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不僅如此，公共文化還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搖籃。“實現發展的動力實際上存在於文化之中，存在於個人與集體的需要和願望之中；對發展戰略及其實施方式的選擇本身，作爲這些選擇的價值體系和由此產生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從本質上講，完全屬於文化的範疇。因此可以說，在文化與發展之間存在着一種對應性：文化是發展的搖籃。”公共文化將以其所具有的平等、民主、團結、開放、進取的文化精神，解除落後的、封閉的文化因素給人的活動和社會進步造成的桎梏，爲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提供統一的價值平臺和強大的精神支撐，爲社會進步注入生機和活力，促進文化的整合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原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作者系郭湛教授2001級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