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是在壓力下尋找出路的競賽。近半個世紀的世界經濟發展表明，資源貧乏的國家和地區發展反而比較快，像“亞洲四小龍”、日本都是資源貧乏的國家。從進化原理上，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的復興恰恰是因爲缺乏資源，在壓力之下進化出來的能力，環境一旦變化就成了競爭優勢。
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來時，它知道自己必須跑得比最快的獅子還快，否則就會被吃掉。獅子每天早上醒來時，它知道自己必須追上跑得最慢的瞪羚，否則就會被餓死。不管你是獅子還是瞪羚，當太陽升起時，你最好開始奔跑。
這是《世界是平的》封底上的一段話，也是婦孺皆知的一段寓言，但是這段話需要稍微修正一下。獅子短跑的速度每小時只有60公里，瞪羚的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90公里，並且可以奔跑較長的時間。獅子是無法追上瞪羚的。草原上和瞪羚進行速度競賽的是每小時速度超過110公里的獵豹，並且獵豹只捕食瞪羚。獅子捕獵靠的是力量和羣毆的圍獵方式，比如當獵豹捕到瞪羚之後，獅子靠力量把食物搶過來。另外，“當太陽升起的時候，你最好開始奔跑”也是不對的，獵豹的速度雖然快，但是它不擅長長跑，它必須儘量地接近獵物，畢其功於一役，在儘量短的距離內將瞪羚捕獲。所以它要儘量保存能量，而不能太陽一升起就奔跑。獵豹和羚羊的速度都是進化出來，而不是鍛煉出來的。達爾文若在世，也會糾正這個錯誤。
如果單純地比拼速度，獵食者必須比被獵食者速度要快一些，否則的話，將因爲得不到食物而餓死。被追趕者速度之所以稍微緩慢一點，是因爲除了那些逃脫了獵豹追擊的生還者之外，還有很多幸運的瞪羚在一生中都沒有遭受過獵豹的追擊。它照樣可以繁殖後代，從而降低了整個羣體的速度。瞪羚雖然在速度上略遜一籌，但是它在長跑能力和轉彎速度上要比獵豹強。瞪羚就是靠這兩項技巧使得獵豹的捕食經常失敗的。總而言之，在這場速度競賽中，獵豹稍稍有一些勝出的機會。之所以形成這種局面，用進化學的術語來說，就是瞪羚在速度方面遭受的進化壓力比獵豹要低一些。
詳細地瞭解瞪羚和獵豹之間的競賽原理，其意義在於我們知道進化壓力具有數學上的精確性，而不僅僅是一種邏輯關係。
獵豹和瞪羚之間的實力差別如此細微是進化上的必然結果，進化壓力必須有選擇上的意義，如果雙方之間實力對比懸殊的話就失去了選擇的含義，這樣就可能使弱小的一方首先喪失適應性而滅絕。
本章要說的就是：進化是在壓力下的一種適應過程，若缺乏壓力，進化就會停滯，比如說喝酒的能力就無法進化，一位對進化頗有研究的網友寫了這樣一段話：
咱們東亞人，多數不勝酒力，因爲高達70%的東亞人其實是有遺傳缺陷的，體內缺少足夠的分解酒精的酶。爲此，每逢上酒桌，俺都感到巨大的壓力。但是，這種壓力並沒有大到讓俺絕後的地步，因此，即使我兒子走了狗屎運，發生了能喝酒的突變，他和他的後代也沒法在人羣中佔優勢，因爲他的能喝酒的突變，遲早還得再突變回來。所以，我和我的後代，沒法向着能喝酒的方向進化。但如果有一天，所有的食物突然都變成了酒精，大家只能靠喝酒活命，那時候，人類就千杯不醉了。
在酒桌上，不會喝酒的人雖然備感壓力。如果這種壓力不會和生存或者生殖建立起某種相關性，這種壓力就失去了進化上的意義。另外，進化壓力也不能太大，否則就會造成種羣的淘汰，比如說，突然有一天，所有的食物都變成了酒精，即使最能喝酒的人，仍然不能喝到能維持其生存的能量，那麼整個種羣就全部滅亡了。
獵豹和瞪羚之間速度以及技巧的差異匹配也是進化邏輯的必然。若某一天生出的一隻獵豹能力超強，但它的後代也沒有辦法在種羣中佔有繁殖優勢，於是它的後代遲早又會回到能力剛剛夠用的水平上。
自然界能夠形成如此微妙而精確的進化壓力，多種生物之間形成如此複雜的相互依存、相互鬥爭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變異的程度、進化速度、淘汰率、環境的相對穩定性之間長期協調的結果。假定有一個參數突然產生較大的變化，就會形成一種災難性的事件。在生物發展史上至少發生過5次這樣的災難故，其中，我們最熟悉的就是侏羅紀的恐龍滅絕事件。
絕處逢生
“進化壓力”這個詞既微妙又非常重要，它幾乎可以解釋現有動植物的全部生存狀態和行爲策略，甚至可以預言它們的進化方向。自然界總體的鬥爭規則是承受壓力的一方是得寸進尺，而壓力總是步步緊逼，一方稍微退縮，另外一方就會前進一寸，從而保持勢均力敵的狀態。
於人類和企業而言，進化壓力所包含的意義還遠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只知道一個人做了什麼，卻不知道他做這件事情的根本動因。我們看到了一些企業的繁榮和衰落，對造成這種結果的內在邏輯卻不得而知。我們認爲是主觀努力或者放棄使然，其實並不知道進化壓力纔是真正持續的推手。
主觀動機也可以解釋爲一種壓力。當勾踐臥薪嚐膽時，他的意志力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加強，不斷給他自己注入復仇能量。
進化是在壓力下尋找出路的競賽，近半個世紀的世界經濟發展表明，資源貧乏的國家發展反而比較快，像“亞洲四小龍”、日本都是資源貧乏的國家和地區。從進化原理上，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的復興恰恰是因爲缺乏資源，在壓力之下進化出來的能力，環境一旦變化，就成了競爭優勢。以新加坡航空公司爲例，由於新加坡國內根本就不具備開設航空公司的條件，於是一開始就必須面向國際競爭，傾注所有的力量去應對這種壓力，當它一旦取得成功之後，就非常強大。
阿根廷是全球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在20世紀初其經濟總量曾經位列世界第八，在2005年，位次已經跌落到第五十二位。要想談論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興衰並不是寥寥數筆可以說清楚的，一些研究報告指出，阿根廷和南美洲一些國家經濟發展緩慢和兩個因素有關。一個是資源豐富，另外一個就是在工業化時期強烈的民族工業保護政策，強烈的進口產品替代策略，不但沒有扶持起本國的工業，反而由於進化壓力的降低，導致本國工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
很多人都把溫州的發展和溫州先天的資源匱乏聯繫在一起。溫州是一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雖算沿海城市，但是地處偏僻，非港口，每年臺風肆虐。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祖祖輩輩都是與天鬥與地鬥，要想生存，商業貿易成了最佳的選擇，做生意的思想似乎是每一個溫州人與生俱來的。在整個溫州，身邊所有的人都在談論生意，都在談論去哪裡開店，討論誰家的店開得如何，誰家做的是什麼模式。
分析溫州的發展乃至亞洲一些資源貧瘠的國家發展，我們不能忽視一條關鍵的規律，就是新的生態環境一下子變得對他們有利了。“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發展正趕上整個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在新的生態環境下，土地、礦產這樣的自然資源重要地位大大降低了，製造取代了資源成爲了世界經濟的主流，而製造本身則是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尋求出路的結果。在自然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溫州人依靠生意，日本依靠製造都頂住了生存壓力。當做生意和製造突然成了一塊肥沃的土壤，這種機會不是他們抓住，還會是誰呢？
葡萄牙航海家哥倫布想要開闢一條“相反方向通往印度的航線”沒有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支持，卻被西班牙女王伊莎貝爾採納。看來這好像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實際上是必然的，航海知識豐富的葡萄牙專家們認爲，向西航行到達東方的實際距離，將遠遠超過哥倫布的預測，所以沒有采納他的建議。因爲當時葡萄牙已經壟斷了一條通往印度的航海路線，再找另外一條路線就缺乏足夠的“進化壓力”。而西班牙的動機則要強烈的多，他們也想找到一條通往印度的路線，從而獲得貿易利益。
溫州的復興很大程度上因爲做生意這種本事在新的經濟形態下，突然變得特別有用，而這種本事又是在資源貧乏的情況下進化出來的。據說，溫州模式最近幾年又遇到了瓶頸，溫州人又在尋求新的發展思路。這是非常正常的：一個生物羣落在生長的同時，在造就環境，同時也在破壞環境，新的環境又使它不再適應。
在《激盪三十年》中，描寫了在深圳特區基本成功之後，更大的特區計劃在海南省展開了。然而，除了倒賣和走私汽車以及炒房地產之外，海南並沒有發展起人們希望的實質性經濟，其原因就在於沒有足夠的進化壓力。簡單地說，當人們倒賣汽車能夠賺足夠錢時，就不會在其他的方向上突圍。巨大的壓力會使生物淘汰，過小的壓力則會導致生物退化。
正如亞當·斯密所說：每個個體都在努力發現可以使自己所控制的任何形式的資本給自己帶來最大利益的使用機會。以進化論的觀點來看，最大利益的使用機會就是最能有效舒緩壓力的方式和方向。正如埋藏在地底深處蠢蠢欲動的岩漿，在巨大的壓力作用下，它總是從相對薄弱的地殼位置噴涌而出。
儘管進化論並非一種消極的世界觀，但是在客觀效果上，越是相信進化規律，就越懷疑主觀能動性的真實作用。歷史上的思想家、文學家絕大多數都是在現實中受到巨大挫折的人，這也是進化壓力導致的結果。
“得寸”才能“進尺”
在海洋館裡，馴獸師可以讓海豚跳起來，那麼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呢？他對海豚說：“你跳吧，跳就給你好吃的。”這樣肯定是不行的，因爲海豚聽不懂馴獸師的話。馴獸師的做法是先在水裡面拉一個繩子，馴獸師要做的是驅使海豚從繩子上面遊過就給予獎勵，如果從下面遊過就給予懲罰。時間長了海豚就掌握了這個規律，然後馴獸師再逐步提高繩子的高度，直到露出水面，到達一定的高度，再把繩子撤掉，讓海豚逐漸適應。
1984年，在東京國際馬拉松邀請賽中，名不見經傳的日本選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奪得了世界冠軍，當記者問他憑什麼取得如此驚人的成績時，他說了這麼一句話：“憑智慧戰勝對手。”
當時許多人都認爲，這個偶然跑在前面的矮個子選手是故弄玄虛。馬拉松是體力和耐力的運動，只要身體素質好又有耐力就有望奪冠，爆發力和速度都在其次，說用智慧取勝，確實有點勉強。
兩年後，在意大利國際馬拉松邀請賽上，山田本一又獲得了冠軍。有記者問他：“上次在你的國家比賽，你獲得了世界冠軍，這一次遠征米蘭，又壓倒所有的對手取得第一名，你能談一談經驗嗎？”
山田本一性格內向，不善言談，回答記者的仍是上次那句讓人摸不着頭腦的話：“用智慧戰勝對手。”這回記者在報紙上沒再挖苦他，只是對他所謂的智慧迷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