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了。這是一本後來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著作，但在19世紀後半葉的最初一段時間裡，達爾文關於人類起源和生物進化的觀點並沒有被科學界所接受，人們對它的爭論和懷疑，就像對其他很多最新產生的科學研究一樣多而荒誕。甚至，在這本多達三十多萬字的書裡，即使達爾文用了大量的篇幅來“回答世間的質疑”，但他還是總結說“全書是一篇綿長的爭論”。
歷史上，關於對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的爭論，有一個衆所周知的故事發生在《物種起源》發表後不久的1860年6月30日的牛津大學。當時，牛津主教韋爾伯福斯問自稱“達爾文的鬥犬”的托馬斯·赫胥黎：“究竟是他的祖父一族還是他的祖母一族是從猴子傳承而來的？”這個譏諷理所當然地引來鬨堂大笑，顯然在聽衆看來，被視爲猴子的後裔是一件可恥的事。赫胥黎對此的回答有多個版本，據他後來在一封信中的回憶是：“如果問我，我是願意有一個可憐的猿猴當祖父，還是願意有一個有着很高的天賦和巨大的影響力，卻利用這些才能和影響力純粹只是爲了在莊嚴的科學討論中進行譏諷的人當祖父，那麼我毫不猶豫地斷言，我寧可選擇猿猴。”
這個故事在孟慶祥看來是進化學說在人類情感方面受到的困擾的一個典型。在距離《物種起源》發表已經將近150年的今天，這類爭論早已因科學的研究印證而煙消雲散，但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所產生的影響力，至少在經濟學領域產生的影響力遠遠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孟慶祥在本書的開篇就寫道：“把進化論和人性以及經濟結合在一起的著述不算太少，但是深度有限，本書就是要嘗試深入淺出地解釋進化論之於人性和財富的深入而廣泛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部有野心的著作。
我完全同意孟慶祥對公司進化的闡述，他認爲，理解進化邏輯是進化論研究企業和經濟進化最關鍵的意義。進化的邏輯幾乎可以揭示所有的疑問，其原因在於企業處於競爭的環境中，它的生死存亡總是與周邊的環境，各種各樣的經濟體相互聯繫、相互依賴、相互鬥爭。人們高估了自身的能力，對自然的生存環境卻相當缺乏思考。進化論的哲學思想提供了人們思考諸多問題的框架，進化論的成果有時又可以給人們直接的啓發。
在敘述的開始，孟慶祥就設置出了一個問題：對於現代企業而言，它的發展過程和生存狀態，同樣是紛繁複雜的，它們如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並發展成你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而將來又將有怎樣的發展趨勢，我們瞭解多少？用達爾文的進化論的觀點，能不能解釋企業的發展規律，也即企業的進化呢？
在二三十年前，很多中國公司都是以代理起家的，隨着代理商對原廠商巨大利益的發現，最終走上了開始仿效、研製自己的產品並進入市場的發展道路。在開始的時候，這種仿效而來的研發產品進入市場時，因產品質量、性能等種種原因，進入的並不大順利，但幸運的是，這些由代理商演變而來的企業，“正好趕上了需求大爆發，產品儘管稚嫩和脆弱，但生逢其時，肥沃的市場土壤和適宜的氣候條件，正好允許它們生長、改進。”“隨着市場的拓展，產品也不斷升級，從單一的產品向相關產品延伸。”而“與此同時，公司的組織、營銷方式也在不斷地做出調整，每當調整到一個較爲合適的方式時，公司就躍遷到一個新的階段，以迎接新的競爭和挑戰。”正是經過這樣不斷的調整自己的生長規律，以適應不同時期的環境，這些當初的小公司，逐漸的發展爲了今天的大公司。
在這樣的描述過程中，孟慶祥給出了一個很新奇的結論：公司是個進化的動物。同時，他也對中國企業的進化進行了一次近乎殘酷的判斷和考問：從進化的角度看，中國缺乏偉大的、長壽命的企業正是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必然過程，而非一個悖論。從2006年起，中國很多大企業的利潤暴增，規模迅速擴大。以進化的眼光來看，我倒反而擔心起來—這是否意味着中國經濟演化已經到了成熟期？爲什麼中國企業缺乏品牌，價格利器總是先行？哪些行業會趨於集中？哪個特徵可以預示一個行業處於成熟期還是生長期？爲什麼房地產公司的老闆比其它行業的老闆更有錢？爲什麼“殺手型”業務或者產品總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沿着作者的思路，將這種演進向縱深處擴展，便可看到這樣的規律：
當公司的規模達到了一個境界時，就爲它們向新的地理環境和市場範圍拓展累積了能量。於是，這些在產品組合和質量逐漸趨於接近的公司，便會通過因勞動成本低廉造成的優勢具有了走向國際市場的本錢。於是，“新的戰鬥序幕拉開，原來的行業領先者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後來者取代先行者也不是歷史的必然，產業開始升級和調整”，在產品達到成熟期，很難再產生差異化和領先優勢時，“便會試圖在服務模式、新的營銷手段上不斷髮明創造，以尋求自身的競爭優勢”，以尋求更大的突破和進一步的發展。
藉助這個分析，環視四周，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的企業中，如今已成長爲大公司的聯想、華爲等，其進化規律莫不是如此。難怪作者得出如下結論：公司發展的軌跡根本不是什麼遠見和完美設計的結果，完全是進化的結果。
就像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問題都是多解的那樣，這或許不是作者要給我們的唯一答案，那麼，對於更多的答案，我們還是從書裡自己去探尋吧。
孟慶祥多年從事中國公司研究，他在理論架構的搭建和商業文字的敘述上都有很突出的表現。作爲中國商業的觀察者和藍獅子的出版人，我很高興看到這部作品的出版，並感謝慶祥對中信出版社和藍獅子的信賴。我想，在中國商業管理思想的探尋進程中，勤奮而敏銳的孟慶祥爲我們解開了一個很有價值的“達爾文密碼”。
（吳曉波：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中國企業史研究室主任。）
自古以來，人們的所作所爲，都在追求一種因果關係。自然科學研究很顯然是可以歸於此類，社會科學其實也差不了多少。我們爲什麼會讀歷史呢？除了我們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和故事本身的吸引力之外，很顯然，我們還有一種企圖，就是希望通過歷史瞭解今天和將來的事情。
我們爲什麼努力工作、奮力拼搏呢？當然是爲了得到某種回報，因爲我們比較確信努力和回報之間有因果關係。
多年以前，我在離北京火車站不遠的地方吃過一碗牛肉麪，迄今印象深刻，因爲這是我吃過的牛肉最少的牛肉麪—只有一小塊罐頭牛肉。開店的人爲什麼這麼“黑”呢？因爲在這個地方開店，根本就不指望有回頭客。即便是換了一個大方、誠信的老闆經營，也不太可能長期改變這種局面。如果你提供貨真價實的牛肉麪，由於成本高昂同時又沒有特別的回報，不久就會在競爭中被淘汰出局，這個特定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劣面”驅逐“良面”的自然選擇規律。
這其實也是一種因果關係，人們總是按照他們自己所理解的因果關係行事，若不理解，也沒有問題，自然界也會按照它固有的規律實施它的法則，最終的結果還是會服從特定的因果律例。
那麼，是不是隻要在火車站附近，就一定是“劣面驅逐良面”呢？也不能那麼肯定。不指望回頭客，一次性博弈這個條件雖然沒有變，但很多其他條件卻可能在逐漸變化，比如火車站爲了提升它的競爭力，提高綜合服務水平，有可能會引進一些品牌店，品牌店爲了不砸自己的牌子，當然會提供合格的面。這一切都可能發生，卻不是隨意的，而是有順序、有規律的，一個人只要填飽肚子就可以了，提供更好的服務對他們就缺乏吸引力，火車站在此時即使引進品牌也未必成功。
不管是自然界，還是由我們人類組成的社會，確實有廣泛的因果關係存在。問題在於，與我們直接相關的、需要我們理解、決策、行動的因果關係通常都不像我們學過的物理定律一樣簡潔並且確定，絕大多數是多因素、多變化的因果聯繫，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譬如，工廠要生產一輛汽車，有了圖紙、有了流水線、有了技術人員，就一定能夠生產出預期的汽車來，這是一種確定的、板上釘釘的因果。但是，這款車能否暢銷，很難有十足的把握。暢銷或者滯銷一定有原因，只是這些原因是隱蔽的、人們未必知道。
人們當然希望把不確定性變成確定性，希望自身的努力產生預期的結果。問題在於，我們只在課本上學到了數理化，學到了機械製造和程序編制。這些只能告訴我們確定的、簡潔的因果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