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壓力是一種力量，但絕對不是壓力越大越好，因爲進化並不代表必然的勝利，也代表了淘汰。馬謖也想置之死地而後生，但是置之死地並不一定代表能夠後生。據觀察，進化壓力在促使一個人成長和摧毀這個人之間大多數情況下只是毫釐的差異。我們不妨套用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裡的那句話：“如果你愛他，就給他適當的壓力；如果你恨他，就給他巨大的壓力。”
山田本一的例子就是把摧毀他的壓力分解成逼迫他努力的壓力。“欲取其中，必求其上，欲取其上，必求上上”也是這個道理，但是假如欲取其中，就求上上，壓力就失去了意義。就像每個公司每年都會制定銷售計劃，通常都會制定一個很努力也剛剛能完成的計劃，若是制定一個打死也完不成的銷售任務，就失去了壓力的作用了。
像淘汰率這樣的管理方式，無論怎麼解釋都是非常殘酷的。韋爾奇還辯解說對於一個不合格的員工而言，早點被解僱有利於他去其他地方競爭更適合的位置，這當然是一種詭辯。如果拋棄情感的因素，你不得不承認進化規律就是如此，通過淘汰造成的壓力保持員工的鬥志是一種簡單有效的方式。
相對於生物進化壓力而言，在經濟事務中的壓力除了來源於自身所無法控制的客觀環境之外，公司或者個體自身也往往是壓力的來源，比如個人的意志、公司的目標等等都是一種壓力，善於利用者往往能夠在競爭中勝出。
壓力的大小不是一個絕對的量，而是一個相對的量。獅子的速度對瞪羚構不成威脅，但對於角馬就是很大的壓力。人們承受壓力的能力一方面會伴隨着壓力而成長，另外一方面也深受文化、願景、價值觀等文化因素的長期影響。例如，面臨逆境時，不同文化、不同哲學主張、不同的態度就會對壓力採取不同的對待方式。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行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儒家哲學典型的入世思想，把逆境看做是對自身的激勵和考驗，他們的做法就是頂住壓力，遇挫彌堅。
清靜無爲的世界觀則主張妥協和隱忍，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的印度三部曲之一《受傷的文明》中引用了德里《金融時報》裡面的一段話：
人耽於享受就無法認識他在世的整體目的……一個絕對的真理是，厄運教給人更好的一課，強其性情、塑其品格。換言之，一個全新之人，比如生於厄運，厄運幫助毀其自我，令其卑微無私……長久的受苦打開人的雙眼，讓他憎惡從前過分熱望的事情，引領他最終達到聽任的境界。持續的渴望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煩惱……但克己之念最不受人生沉浮的干擾。他就好好地存在於我們剋制悲痛的努力中。這很簡單。即使是在塵世的其樂融融中，也要發展一種超然的態度。
羚羊的速度是世代積累的結果。由於記因的作用，人們和人類的組織應對壓力的能力在較短的時間就可以得到較大的提升。在殘酷的競爭中，只要能夠活下來，應對壓力的能力便能提升一步。
文化也是人類傳承的一條紐帶，從大的方面看，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價值取向決定人們應對壓力的方式。小到一個地域、一個公司，應對壓力的信念都具有明顯的遺傳特徵，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裡的營盤不僅僅是一種組織，從其實質意義看更是一種文化。溫州人與生俱來的生意意識是特定環境下對進化壓力的反應，同時由於文化的延續，這種意識也得到了世代的積累。這可以解釋在同樣的條件下，會進化出完全迥異的應對方式，不是所有的窮山惡水都潛藏着人們發財致富的必然性。
我們發現一些身邊較爲成功的公司都具備較爲強烈的競爭意識，都時刻準備應對苛刻的、嚴峻的生存挑戰。
德系猶太人在智商測驗中普遍得分較高，比平均值100高出12~15分，而且他們對西方的學術和文化生活貢獻良多。以前人們認爲猶太人智商高是高度重視教育等社會影響使然，美國數理統計學家威廉·科克倫博士的研究表明，這是進化的結果。在流浪中，較高的智商和生意能力顯然能留下更多的後代，這樣猶太人在智力方面的進化壓力就比較大。雖然他們的整個進化史不足兩千年，大約只有60多代人，但因爲智商高的人留下了更多的後代，如果這種壓力始終起作用，不久就會達到一個驚人的篩選效果。猶太人的生意經則是通過文化機制所遭遇的進化壓力導致的。做生意越艱難，做生意的技巧就越發展，生意的規則就越完善，文化選擇也是進化壓力作用的結果。
“相信”鑄就“欺騙”
人們認識問題產生錯誤的原因有一大半都來源於我稱之爲“目的論”的荒謬假設，比如對於教師這個行當而言，他們的任務是教書育人，這種目的要求教師這個羣體比其他人更高尚，於是我們就認爲教師這個羣體是比較高尚的。
韓國首爾大學黃禹錫曾聲稱，他已從人類胚胎中克隆出全球首例幹細胞，但這最終被證明爲欺詐。然而，這確實暴露出一個同樣的問題，即政府急於炫耀研究成果。
無獨有偶，上海交通大學某學院的院長陳進，聲稱自己發明了一種先進的微芯片，每秒鐘可以處理2億個指令。與黃禹錫一樣，陳進也得到了大量政府資助。他的芯片設計是在一次有政府高官參加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的，當時這成爲了一條轟動新聞。而實際上，一項調查披露，他只是刮掉摩托羅拉某款產品上的名稱，將其據爲己有。
甚至在爆出醜聞之前，中國學術界就出現了一系列關於剽竊盛行、研究造假的指控。中國某雜誌的一篇文章揭露了一些學者和學生的造假活動，他們僞造了一些著名期刊，然後將文章發表在上面，這樣看起來就像是他們的文章在專業刊物上得以發表。
“人們過去認爲，只有政府官員纔有可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表示，“但我可以告訴你，在中國學術界，也有很多類似陳進這樣的例子。”
人類的行爲由於“記因”的作用，其變異速度和多樣性是驚人的，總有適合目前形勢需要的行爲被保留下來。任何一項政策主張，都會產生相應的行爲泡沫，當政者爲了鼓勵人們的努力，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公司主張服務創收時，可以預料的是不久就會產生很多“成果”，即使是服務沒有真正創收，大家也會變相從產品的銷售中巧妙地劃出一些份額算做服務收入。當一個國家主張創新時，創新的成果就會像雨後春筍般長出，且不論是實質性的成果還是泡沫。原因很簡單，任何一種主張都改變了進化壓力的選擇方式，適合者就會脫穎而出。
生物世界和非生物世界在應對壓力時，幾乎表現出共同的特徵，越是強大的壓力，越需要強大的約束，才能使結果朝着預期的方向發展。當規則把山田本一束縛在馬拉松跑道上時，山田唯一的選擇就是用盡量短的時間跑完全程。生產線上的工人唯有完成定額才能拿到約定的收入。但是，很多新興的企業無法把人們束縛在明確的目標上，倡導員工共同的願景，於是通過軟牽引的方式保證結果向目標前進就變得非常重要。正如已故索尼公司的締造人之一盛田昭夫曾對我們說過的那樣：“我可以讓一個工人早上7點鐘來到工廠幹活兒。但是，我能告訴一位工程師或者一位研究人員早上7點鐘想出個好主意嗎？”
目的論是不可靠的，而選擇論則是比較可信的。考察大學的學術和科研水平時，並不是看國家提供了多少資助和宏偉目標，甚至從廣義上說，也不需要到實驗室去驗證。只需要關注一下大學教師受到了什麼樣的選擇壓力就足夠了，假定沒有足夠的選擇壓力或者缺乏對方向的束縛，任何投資和目標都會成爲騙子利用的機會。
《激盪三十年》描述了一些中國企業史上的一些意外事件，從目的論來看就是意外，而從選擇論來解釋則合乎規律：
鄉鎮企業的蔓延之勢大大出乎人們的意外，到80年代中期，長三角和珠三角的鄉鎮企業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一”，不但跟國營企業搶原料、搶市場，更是搶人才、搶技術，搶得不亦樂乎。尤其意外的是，這些企業誘發了飲料食品和家用電器業的發展，直接引爆了國內消費市場的繁榮，打響了民族工業的第一次振興戰。
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87年，鄧小平在與外賓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經營，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
中國的企業變革，常常讓人有“東邊放炮西邊響”的感慨：列入國家級重點扶持的試點單位基本上都是超大型國營企業，但是改革成效最好的往往倒是計劃外的“雜牌軍”；重工業一直是最受政策傾斜的領域，但是以飲料食品和家用電器爲代表的輕工業卻發展最爲迅猛；國營企業一直是改革的重點方向，但是民營公司卻是成長最快的一股力量。
改革者的目的是扶持國營企業，結果成效最好的是計劃外的“雜牌軍”，因爲大家遭遇的進化壓力不同，改革開放初期，計劃和市場的雙軌制提供了不同的機制。鄉鎮企業在尋求財富的動力之下，衆多的參與者總是能夠被市場“壓力機制”選擇出相對適合者，並得到保存和複製，而政府提供扶持的力量最終要接受壓力機制的挑選，所以，被扶持的反而落後就合乎道理了。我們可以說鄉鎮企業的成功像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成功一樣，都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式的成功。只要進化壓力沒有毀滅整個物種，保留下來的就是那些對壓力具有較高適應能力的個體。隨着這些個體的成功，他們的記因又會迅速得到仿效和複製，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就是一片生機盎然的景象。有人把美國的硅谷描述成爲“一片生機盎然的墳墓”，這個說法非常好，從進化原理上看，任何生機盎然的世界，背後都有累累的白骨。
與之相對比的很多行業，例如電信運營行業、金融行業完全由國營公司經營也取得了不錯的業績，原因在於這些行業並不接受市場的壓力機制挑選，而是採用另外的機制競爭，他們之所以能夠成功，關鍵並非政府的保護和壟斷，而是另有進化壓力存在。
在理解進化壓力時，需要更爲廣闊的思維。壓力並不始終如一地像萬噸水壓機一樣，向一個方向前進。它有時會改變方向，有時會顯示出複雜的作用方式。進化壓力的不同作用形式，導致了不同的自然選擇機制，下一章我們就將探討一下壓力機制的變化及其選擇機制。
實用主義建議
1.熱力學第二定律表明自然界總是趨向於向無序的方向發展，成功是一種有序狀態、失敗則是一種無序狀態，所以成功難求，失敗易得。
2.要克服無序的趨勢，需要注入能量，進化壓力就是其中的一種能量注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