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和1947年，康生在晉綏根據地領導土改運動，他在《告農民書》中，極力宣揚羣衆要怎辦就怎辦，不要黨的領導的錯誤觀點，致使晉綏土改受到嚴重損失。
1947年1月，身爲中央社會部長的康生率隊在晉綏進行土改試點，提出了一個所謂“化形地主”的錯誤概念，他認爲晉綏是老區，要按過去的標準，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農。因爲老區的地主富農都把財產轉移到工商業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勞動者，所以必須“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夠地主條件的，都屬“化形地主”，並列入鬥爭對象，連破產了也算在其內。“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貧僱農打天下坐天下”、“羣衆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是康生叫得最響並推向解放區的口號。之後，土改工作團把這些極“左”做法和口號帶向邊區各地，亂鬥、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等現象風起雲涌，氾濫成災，老百姓稱爲“大鍋裡煮牛頭”。駭人聽聞的是，當時在晉綏實行捆、打、吊、磨、拔鬍子、喂糞等肉刑，竟不下15種之多，結果把許多人查成了破產地主或富農。有些幹部，只要與地主富農沾邊，即被當成“石頭”搬開。在如此高壓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靜樂大夫莊一次就逼死3個人。
極“左”傾向造成的禍害，血淚斑斑，觸目驚心。例如有些地方把對地主富農的鬥爭演變爲渾水摸魚，少數人乘機打秋風，吃大戶；有些地方把鬥爭矛頭對準幹部，連作戰部隊指戰員的家屬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貧下中農的東西也一律沒收。某些機關、學校沒有地主富農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邊保的馬伕把同爲馬伕的班長當惡霸揪出來鬥了，名曰讓貧僱農翻身；至於肉刑，更是司空見慣，有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甕裡的，有用滾油從頭頂澆下當場把人燙死的，有逼着鬥爭
對象的妻子剖腹自殺的……
1947年3月，中央決定徵購土地。康生去山西路過龍泉做了一個報告，仍舊宣傳羣衆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用一根牛鞭子就把地主財產清完了，一個雞蛋就把地主財產算完了。他的意思是：地上的財產不過是值一根牛鞭子，一個雞蛋，用不着去徵購。他把這種極“左”思潮直接由晉綏搬到龍泉分區。
1947年11月，爲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西北局特地在陽灣大場內召開了一次佈置土改的陝甘寧邊區幹部會議，史稱義合會議，雖然與會者對土改中的過激行爲心知肚明，但那是主持過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康生搞出來的，大家噤若寒蟬，諱莫如深。
“削削削，削盡土豪劣紳；殺殺殺，殺盡貪官污吏”，會議甚至把這樣一副對聯當成鬥爭原則。
所以龍泉這裡的幹部，也只能這樣幹。尤其猶如田冬麗心裡覺得有問題，明明看到猶如樑杏花這樣的封建社會的受害者，卻只能看着人們在哪裡不分皁白地整，卻也只能聽人家的。白書記則急忙把一些情況往中央反應。
把陝甘寧邊區這樣有名的龍泉議長安文欽都這樣掃地出門，更不是能說明問題嗎？
1947年11月，毛澤東周恩來率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解放軍總部來到楊家溝暫住。隊伍剛剛住下，村裡的土地改革運動就發生一連串嚴重的違反政策事件。當地貧僱農在土地改革中吊打地主、甚至還打了開明士紳。
土改小組不僅亂劃成份，還把個別中農也定爲了應批鬥的“新地主”。少數幹部更是以“分浮財”的名義侵佔本應歸公的細軟財物等等。
那一次，毛澤東的小女兒李納聽說要鬥地主，覺得好玩，就讓保姆韓桂馨（衛士長李銀橋的妻子）和警衛員帶着她去看。沒想到，李納回來後就大哭不止。毛澤東
急問何故，韓桂馨說鬥爭會上吊人打人的慘狀讓孩子受到了驚嚇。
毛澤東聞之大驚，隨決定立即停止這種極左做法。他指定任弼時、陸定一馬上調查處理土改中的一切錯誤。
他還親自找了5個農民談話詢問。僅一個月後，就在楊家溝召開了“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兩個月後又在此地召開“土地工作會議”並親自起草文件撰寫數篇文章大力糾正各種極左行爲。
周恩來更是在各種場合對幹部貪佔財物的腐敗加以痛斥，他說：“現在見了好衣物就貪就佔，將來進了北京那還了得？！讓他們都統統‘吐’出來！”
龍泉的幹部也在有關領導的支持下。糾正了這些錯誤做法。
安文欽受到的不公待遇，被糾正了，那些不能回家的地主分子，地主婆，地主的家屬，也被放了回來。給他們安排合適的住處。這樣才穩定了龍泉的土改。
樑杏花的事情也就解決了。她和她的婆婆——劉婆婆回到了自己的家裡，按政策，給他們家留了兩眼窯和兩個春鍋棚子和一間大房——因爲樑杏花的大兒子已經很大了。快到定親的年齡了。
但是樑杏花回到了劉婆婆家裡，並沒有使得她輕鬆下來，她的劉婆婆更覺得，這一切。都是她克的！冷眼冷語，嘮叨的個沒有完。
樑杏花的兒子都好大了，她的劉婆婆竟然當着兒子的面給她難看。
這讓樑杏花實在是忍無可忍，她嘴上不說一句話，卻帶着小兒子，回孃家去了，而且這一回，就是兩月！
劉婆婆一個人在家，家裡的活，馬馬虎虎，可是地裡的活，壓根不會做，要知道，人家劉婆婆也是大財主的長門妻子，穿綢緞，吃細糧，丫環長工地一大羣，什麼時候下地幹過活啊！更別說樑家掌門裡珍惜的醋糊糊，人家家裡就是長工丫環也不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