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紛擾擾的世界局勢很明先對遠東的中國也有所影響，當最多的影響確實在張良暗中宣傳鼓動起來的，畢竟作爲一名後世之人，對於二戰這件事實在是太瞭解了，如果不憑藉自己地位做好準備，真是對不住自己走這一遭，當然他不能開口就對別人說要打仗了人，這樣說的話絕對會被人當做傻子，估計就是自己的父親也會懷疑自己的兒子腦子是不是出現問題了，所以張良能夠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行動完全掩蓋在經濟復甦之下，利用政府的力量悄悄地進行戰爭準備，巾幗這些年的準備中國的經濟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觀。
自從31年中國的經濟首先復甦之後，中央政府就加強了自身的宏觀調控政策，同時把一直遊離於中央宏觀調控之外的南方地區也趁着這一機會完全納入到了這個體系當中，並藉着這個機會對全國的經濟結構進行了一定的調整，適當加強了重工業等於軍事工業相關的工業。
在這些年的生產發展中，中國截止到1938年底，在鋼產量上年產達到1400萬噸，糧食產量也有了不小的進展，總產量達到了16392萬噸，將近五億人口的人均糧食產量三百多公斤，完全解決了國內的溫飽問題，再加上不斷地在國外購買糧食大量進口，國家的儲備糧食也是非常的豐厚，在航空方面，新興的產業鋁年產量達到了60萬噸，使得飛機上完全實現了金屬化。
在中國政府當中，並不是所有的人對即將到來的戰爭沒有一點察覺，蔣百里等一批張良新近提拔的那些國家和軍隊的核心繁榮官員在這樣紛亂的局勢中感到了一絲的不尋常，對於張良試圖增強國力並準備備戰的行爲給與了最大的支持。
首先，在中國軍事工業和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張良爲首的新組建的經濟重振部門遵循張良的指導意見提供了大量建議並參加了相關計劃的制訂及實施，張良在這場備戰工作當中曾經對自己的心腹屬下指出：“中國必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因此強調“中國必須從經濟建設開始，無論願意與否必須從遠處着眼，近處着手！”
蔣百里在《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強調：中國軍火工業不可長久依賴國外的技術輸入，必須在歐洲軍火公司的技術協助下，籌建足夠的兵工廠，並且平陽自己的自主創新能力，培養自己核心的技術人才，以維持新型武器生產研製及彈藥的自給自足，蔣百里強調“建立中國自己完整的具有獨立研發能力的武裝工業，實爲刻不容緩之急務！”
張良對蔣百里的建議大爲賞識，責成自己的備戰小組成員協助經濟重振委員會發展健全中國的現代化工業，經濟重振委員會奉張良的指示擬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國經濟的計劃，諸如中國鐵路的發展、財政及航空制度、港口興建等等，1936年，張良爲首的中央政府制訂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國工業計劃》，這個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在一個非常短的時期內，在華中、華南地區建立新的經濟中心，以增強中國經濟在未來的戰爭中抵禦戰爭風險的能力。
其次，在這個期間，中國政府再次加強了同德國的各方面的交流，在原有的軍事交流的基礎上，再次加強了經濟交流，在希特勒上臺後德國當時極端缺乏外匯，而重整軍備又需向外購買大量原料，唯一補救的辦法是能找到願意以貨易貨的對象，而中國雖然在經濟危機中損傷不是很嚴重，但是大量經濟重振計劃使得中國在資金上面也非常緊張，這不可避免的影響軍事工業的的發展速度，再加上在經濟危機中的抄底計劃，在美國耗費了大量的資金外匯，使得中國的外匯也非常緊張，但是此時中國的優勢在於自己擁有豐富的農礦產品，正需有一對中國絕無領土野心，而又能處處滿足其需要之國家，與之友好結合相依爲助也，於是，雙方一拍即合，於1934年8月23日簽署了《中德易貨協定》。
通過《中德易貨協定》，中德貿易劇增，從1933年到1937年，中國對德國進出口貿易都有增長的趨勢，德國在中國出口貿易上居第四位，而在進口貿易上，到1936年已超過英國，躍居第三位，同一時期，德國對中國進出口貿易也處於持續增長的狀況。
對於和德國合作以及經濟聯繫的加強，實際上在1927年全國統一的新政府成立之前，就走上了與德國進行軍事合作的道路，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更是加強了這一合作，之所以這樣做，除了張良的個人情感和先知先覺之外，主要是因爲：經過分析了戰後德國所處的國際地位，認爲德國同受帝國主義之壓迫，有多年的合作關係與我地位平等，中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立場，德國新政府需要新近崛起的中國的支持，以提高德國在國際上的聲望，兩國有聯合的可能性。
同時，德國國內形勢發展也促使德國壟斷資本家大力推動德中軍事、經貿關係的發展，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敗北，德國的海外殖民地喪失殆盡；國內由於受《凡爾賽和約》的束縛，馬克貶值，物價飛漲，經濟瀕臨崩潰，爲了復興和發展經濟，德國急需開拓海外市場，對於中國這一廣闊的原料供應地和和因爲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內的市場前景非常的好，德國對於這個商品銷售市場，德國壟斷資本家表現了極大的關注，1929年法本公司總裁卡爾·杜伊斯伯格向德國工業聯合會表示：“中國是可能變成我們巨大出口市場的唯一國家！”30年代大危機的爆發使德國經濟形勢雪上加霜，生產能力和對外貿易迅速下降，失業人數迅速增加，據德國官方統計，從1929年到1930年12月，德國失業人數從不到200萬上升到近450萬人，這使得德國對中國市場的滲透顯得尤爲迫切，對此，一位法國經濟學家曾指出，因爲中國率先在經濟危機中走出來，德國工業界對中國市場“固執的樂觀主義”是出於其“不惜任何代價逃避一場嚴重經濟危機的願望”，而德國國家銀行董事施佩爾則說得更直截了當：“只要在對中國出口上加一把力，德國巨大的失業率就能一舉消失，信貸問題也能因此澄清！”
1933至1937年期間，是德中關係發展比較親密和活躍的時期，在此期間，希特勒德國的中心工作是排除歐洲各大國的干涉，全力擴充軍備，無暇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亞洲，在對華政策上，納粹政權內部各部門存在着明顯分歧，國防部（1935年5月21 日改爲作戰部）和經濟部比較傾向於把對華關係作爲遠東政策的重點，而裡賓特洛甫及其辦公室希望同日本結盟，外交部則主張與中日進行“等距離”外交，希特勒從實利主義角度出發，與納粹政權內的“親華派”結成了暫時的同盟，基本上沿襲魏瑪政府的對華友好政策，繼續加強與中國在各方面的合作，以“確保從中獲得穩定的戰略原料來源”，同時，也爲了以後的德國在遠東的利益也不放棄與日本結盟，以利於遠東繁榮兩個大國之間互相制衡，保證德國在遠東特殊地位，在兩國政府的積極推動下，中、德由前一時期單純的民間貿易和非官方的軍事往來，發展爲兩國政府間的密切合作。
1933年希特勒上臺伊始，便在國內致力於“鑄造刀劍”，準備發動戰爭，從1933年到1937年，德國軍備開支從15億猛增到110 億馬克，然而，德國在重要的戰備原料如鎢、銻等資源上存在着嚴重不足，幾乎爲生產所需的99％的鎢、銻均依賴從國外進口，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其時，德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大耗費和鉅額的戰爭賠款，國庫資源幾近枯竭，用以購買軍備原料的外匯十分緊缺，與此同時，德國日漸增長的軍工產品已經遠遠不能被德國國內所消化，必須藉助大量出口予以維持，而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之一，，蘇聯，又被希特勒以爲顧慮英法和便於德國取得英法在擴張上的支持的原因被列爲“禁區”，中國因此成爲德國軍界、工業界以及新任德國經濟部部長兼銀行總裁沙赫特最重要的貿易伙伴，用以協調德國對外貿易政策。
中的兩國的合作使得的中國的備戰的速度更加的快捷，也更加的充分，爲後來二戰期間中國在德國問題上一直保持中立不肯宣戰打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