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到處尋找可以結成圈子的人，都傾向於選擇“和我一樣，但比我稍差的人”。不要指望會有例外的情況發生，從羣體生物的利益上和人的利益上看，這種策略都有助於利益最大化。
雖然現實中，我們看到很多人都在巴結權貴，找“比我強很多的人”結成圈子，這是因爲另有所圖。
成吉思汗的結拜兄弟札木合具有幫助弱者的菩薩心腸，卻沒有接納強者的胸懷。事實上，幾乎人人如此，成吉思汗不嫉賢妒能，很大的一個原因是他本身站在高地上，沒有受到威脅。這是人類形成組織的邏輯需要，和人的心胸和人品無關。2005年的NBA聯賽，火箭尚未確定老大是姚明還是麥克格雷迪，中國媒體上全部都是討伐和質疑的聲音。2006年姚明做了老大，媒體簡直把麥克格雷迪褒獎成了完人，這纔是人性本真的反映。假如你從身邊觀察的不是這種現象，我認爲必有僞裝的成分和其他交換的籌碼存在。
在羣體生物裡，如果做不到“首席雄性”的位置，排名也要儘量靠前，這樣才利於基因的傳承，這就是我們都如此鍾愛權力的原因之一。然而，博弈不是單方面達成願望的遊戲，人們都傾向於“和我一樣，但比我稍差的人”。其結果是不可能人人得逞，必須有人甘願與和我一樣，但與比我稍強的人爲伍，纔可能達成妥協。在組織中，達成這種和解的方式是交換，因爲當頭兒的掌握資源控制權利，他通過出讓這些利益，交換其他人的意志，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組織。
“我們的頭兒什麼本事都沒有，就會溜鬚拍馬。”沒錯，從本性上來說，溜鬚拍馬是組織之所以成爲組織的化學鍵，是任何組織中的組織原則，只是在表現形式上有所差異而已。在一個層級組織中，要想表現出層級之間的差別，虛僞和溜鬚拍馬是一個必要的砝碼。對於那些夾在中間的階層而言，溜鬚拍馬是一種增加差別感的方式，對下級而言，如果不擺出一副虛僞的面孔，光憑本事和組織賦予的權利不足以打消下級的潛在挑戰，所以加上虛僞的砝碼是有好處的。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戴維·布魯克斯在《天堂中的BoBo族—新社會精英的崛起》中寫道：
最大的危機，用冠冕堂皇的話來說，就是來自世俗的成功和內在價值的衝突。你怎麼能夠在生活中不斷地獲得成就，同時又不讓野心窒息你的靈魂呢？如果你不變成物質的奴隸，你又怎麼能夠積累物質資源去達到你的目標呢？如果你不日復一日地沉溺於那些無意義的循規蹈矩中，你又怎麼能夠爲你的家庭帶來一個舒適和穩定的生活呢？如果你不成爲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勢利小人，你又怎麼能夠在社會上立足呢？
蘇軾經過三次考試，最終一舉成名天下知。初出茅廬，他就被皇帝授予了大理寺評事與鳳翔府籤判的官職。蘇軾一上任，他的頂頭上司鳳翔知州陳工弼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儘管蘇軾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可是他寫的公文總是被陳老爺子改得面目全非。當然，歷史記載中的陳工弼並不是一個容不下新人、賢人和能人的奸佞小人。相反，他在歷史上的形象頗爲清廉、方正，只不過他爲人比較內斂、低調，在性格和爲人處事上，與開朗、豪放的蘇軾有些不同而已。在對於個人道德操守的堅持上，他們兩人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他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爲了讓蘇軾不要因少年得志而不知世間的坎坷。從官場的意義上來看，陳工弼這種做法是層級組織用來提高層級之間差別的常用手法。這暗示出人與人之間本真的差別，不能滿足於維持組織級差，而打壓一方、擡高一方是必要的。我們常常看到，下級寫的報告，上級通常都要改一改，記者的稿件，編輯如果不改一下，就覺得有所欠缺。
古代常靠複雜的禮儀來維持層級之間的勢差，中國的皇帝把自己和超自然的動物“龍”聯繫在一起，其他民族則把他們的皇帝和太陽或某種野獸聯繫在一起。我相信也有人不這樣幹，國王認爲自己和其他人都是差不多的，日常的經驗很容易得出這個結論，但這種行爲必定是不利於當時歷史環境選擇的，所以被淘汰了。
動物爲了應對來自種羣內部的各種挑戰，也進化出一些虛張聲勢的本領。雄獅的鬃毛就是爲了告訴競爭對手，最好別惹我，看我多威武！進化不是單方面的行動，因爲它的競爭對手也會進化出鬃毛，最後還是無法體現出優越性來。問題在於，這是一種不容易逆轉的軍備競賽，一個獅子有鬃毛，另外一個膽敢沒有鬃毛，多半就不會獲得雌獅的青睞而沒有後代延續。這種勢均力敵的廣告大戰會因爲一方的撤出使另外一方受益。
另外一方面，動物在性競爭中也會投入過多的“廣告經費”卻得不償失。科學家發現兩種相似的蜘蛛，其中一種的雄性前肢上進化出了毛刺這樣的性廣告器官，另外一種則沒有。科學家把前面一種的毛刺剪去之後，發現這並沒有影響雄性蜘蛛獲得雌性青睞的概率。但是將原本沒有毛刺種類的雄性蜘蛛裝上人工毛刺之後，雄性蜘蛛的**成功率提高了48%。“廣告投入”得太多有時反而招致反感，而從不做廣告突然大肆宣傳，也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肆宣傳講課教師洋博士的背景，看來和獅子的鬃毛效果不一樣，因爲確實能取得一些優勢。但如果把世間尺度稍微放大一點，就會發現，這仍然是一個零和競賽，現在洋博士因爲數量的增加，優勢地位已經大打折扣。
虛僞的謙虛是在假裝渺小，目的是爲了在一個層級的組織中或者面對新的圈子時，更容易被接納。舊時中國官場上的謙虛實則是爲了引起更激烈的恭維，這並非中國獨有，而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現象，培根就說“謙虛只是出風頭的詭計”。這些所有的活動都是爲了增加級差，降低潛在的衝突，即使是在最兇猛的動物中，族羣成員的尊卑也不完全靠激烈的武力競爭來比拼實力，因爲這種你死我活、激烈爭鬥的方式成本太高，會被自然選擇淘汰。
別以爲“有本事”的人就不那麼自私，每個人都希望以自己最擅長的方式去跟其他人比武，所謂本事的信奉者不過是爲了通過本事拉大與其他人的差別。這就像NBA一樣，火箭隊希望打陣地戰，因爲他們速度慢，而其競爭對手太陽隊卻希望打快節奏的運動戰。有本事的領導自認爲和他的下級差別夠大，就用不着虛張聲勢，如果自覺級差不夠，就需要通過其他方式彌補，這是組織邏輯自然選擇的結果。
在一次談話中，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一個老闆現在的水平提高了。問其故，他說，以前他就是不懂裝懂，就是靠“忽悠”人，現在他是懂就是懂，不懂就不懂，這說明他有實力了。這位朋友的總結是對的，因爲實質性差別的呈現會降低對虛僞性差別的需求。
完全靠“本事”排定在組織中的位次是困難的，就像一羣狼完全通過聯賽式的循環比武決定位次一樣，由於排位成本太高，就不會被斤斤計較的進化規則選擇。“賽馬不相馬”被認爲是比較好的一種人才選拔方式，但不要忘記它的相對性，沒有一個組織可以完全賽馬，因爲成本太高。我們的願望是一回事，進化規律則是另外一回事。
封建社會皇位的嫡傳一直是人們很感興趣的課題，每個朝代都爲皇位的繼承方法絞盡腦汁。我一直有兩個疑問，皇帝的位置爲何要嫡傳，而不是選舉出有本事的人來做皇帝？第二，即使一定要傳給皇帝的後代，那麼爲何要確定順序，而不是找一個有本事的兒子接班？進化論揭示了這個謎，因爲帝位的傳承方式是由成本和收益決定的。若採用競賽制的方式在當時的生產和社會形態下，必定是一種高成本、高風險的方案。元朝的歷史是一個證據，他們沒有嚴格的嫡傳順序和規則，大家要憑本事去爭奪皇位。成吉思汗把汗位傳給窩闊臺，窩闊臺卻沒有將皇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而是傳給更有本事的弟弟拖雷的兒子忽必烈，忽必烈把元朝的疆土拓展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面積。但後來元朝迅速地衰敗了，原因當然很多。帝位傳承缺乏法則，憑本事吃飯，依賴於通過人品保證的自我評價和協調機制顯然是風險非常大的方案。帝位傳承在歷史長河中就慢慢被選擇出一種較爲可靠的方案。
儘管與比自己稍差的人爲伍可以在圈子中排定比較好的座次，也沒有多少人希望找比自己差很多的人結盟。道理很簡單，羣體動物之所以不喜歡單幹，是因爲它們結成羣體有共同的利益驅動，假如狼王招募一些殘兵敗將，雖可以使自己的位置高枕無憂，但是無法獲得獵物也要完蛋。至於選擇比自己差到什麼程度的人爲伍，則取決於生存壓力的大小，被取代的風險和無法獲取獵物的風險，這些因素是一個蹺蹺板，此消彼長。
越是大型組織或是缺乏競爭壓力的組織，資歷就越能顯示出其優勢，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的可行性就越小。其內在的原因則是外部壓力的輕重，選擇比自己差距更大的人就更安全。如果狼王的食物充沛，也不會考慮選擇具有潛在威脅的狼入夥。
資歷則表示在長時間的博弈中獲得的一種穩定狀態：“都10年了，你都不如我，我就不信你能牛到哪裡去！”但是後生可畏，沒有較量過幾個回合，不知道別人的底細，這大概是一種心理暗示。另外一方面，大家對層級制度的認可，又增加了安全係數，新引進的個體則最有可能成爲不安定的因素。
“招聘那些學習很慢的人，招聘那些你不喜歡的人，招聘那些你根本不需要的人；鼓勵員工公然反抗主管的命令，鼓勵他們與同事爭吵；想想有哪些荒謬的事情可以做，然後去做！”斯坦福大學的管理學教授羅伯特·薩頓（RobertSutton）提出的“創新的規則”顯得如此離經叛道，他的觀念與幾十年傳統的管理理念與實踐格格不入。從生物進化的觀點來看，他的想法很難被採納。
我們總是設想能有一個名主，他勇於革新，沒有私心，他同時又有絕對的權威。這樣的人是有的，我們假定他是一位大企業的長官，他不喜歡既定的人才選拔模式，因爲他不願意屈服於組織的退化，希望選拔一些年輕有爲的人。那麼他何以實現自己的權威呢？內在邏輯一定是他的直接下屬和他相比差距比較大，否則無法在組織中建立起“權威勢能”。而對他下屬的下屬的要求則是基本上差不多，一定要保持激烈的競爭機制。但這並不符合他直接下屬的安全利益，於是，在實施策略上他必須事無鉅細，這樣才能消滅組織衰退的遞歸效應。這種做法總是受到組織尺寸的限制，沒有辦法徹底實施。
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並非是一個無能平庸之輩，他的錯誤在於沒有把管理強度和管理深度結合起來使用。他愛好權力，喜歡和他的下屬之間保持勢能差距，不幸的是他又非常懶惰，不願意管理具體事務，奏摺寧可壓在那兒，官位寧可空在那兒，也不願意放權。於是，在他的組織中，出現了不可避免的退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