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常年的幕僚角色在官制改革特別是秘書制度的改革中成功完成到一個國家官吏的轉變後，辜鴻銘也完成了他的蛻變，以六十歲的年紀，他以本身原先所具有的人文素養，終於在晚年的時候突然大紅大紫，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成爲了中國讀書人的偶像。
宣傳部在他和他的這本書身上也花費了不少的心血，辜氏著書所需的各項幫助都由宣傳部無條件協助完成，並且在理論系統化上，宣傳部也派出了幾名年輕人作爲辜鴻銘的私人秘書去從旁協助，並且在成書後，第一時間找到我御筆題詞，春秋大義這本書，從儒家文化首重的個人修養入手，繼而深入到當前社會下個人對與國家的責任感，以及國家對於天下的責任感。中國人應當志在四方之類的古語雖然也不乏這樣的精神訴求，但是始終沒有一個成系統性的著作出來，也無從談起建立起一個全民的責任信仰，如今，辜鴻銘填補了這個缺憾。
相隔浩瀚太平洋的兩個大國，幾乎是在同時出現的思想界的大變化，也在責任感這方面取得了共鳴，帝國對世界負有責任，那又是怎樣的責任，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過去雖然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樣霸道的訴求，但是實際上可操作性很低。辜鴻銘在書中也對此進行了闡述，一個對世界的關懷責任開始漸漸在中國萌芽。而第二方面軍對中南半島等前殖民地地區的解放戰爭，便是契合這種思想的行動。
他的書發表後，在北京城乃至全中國的學校中首先引起反響，他在帝國大學演講時，就曾經遇到學生髮問說我們中華學子，如今難道一定要學英語德語嗎？這是一個當前很常見的問題，以往的答案都是諸如我們目前要學習他們的技術，首先要弄懂他們的語言什麼的。但是辜氏卻用了一種幾乎可以算得上是張狂的語調來回答問題的同時，也闡述了他對於責任感的理解：“我的養父母布朗夫婦，是一對英國人，在我十五歲那年他對我如是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我們如今爲什麼要學英文呢？那是因爲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一陣驚愕之後，學生們用掌聲來表示他們對這種回答的尊敬。
《春秋大義》在宣傳部的運作下，首先在國內出版發行了五千萬冊，一應開銷由我從內帑撥支，免費在各級學校首先發放。而後很快又被最有好的德國人翻譯成德文版本，換了個名字叫《中國人的精神》在德國發行，世界發展到了這一個時代，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在醞釀着思想界的革命，這對於盛產哲學家的德國來說，也是一個啓發性的外國著作了。
英文版本也在美國開始發行，不過正如中國人翻譯回來的《國家論》更多的是作爲美國國家政策走向的研究讀本之一一樣，這本《中國人的精神》也成爲美國人研究中國未來對美甚至對世界政策的資料了。由於兩國新近出現的新思想都強調了本國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責任感和義務——美國講解放，講求推行民主制度，中國講究教化外夷，從根子上來說都有強迫別人接受自己道德觀文化觀的內在在，所以，從長遠來看，中美是必然要發生衝突的，不僅僅是利益，而且是文化。
當然，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守舊的因素，譬如我的三女兒就很不喜歡這本書，因爲辜鴻銘認爲男人娶一妻一妾，是社會穩定的根基，這與目前女權意識的萌芽是有衝突的。另外他直到現在也不肯剪去自己的辮子，這在開放自由髮式之後年輕一代以落辮爲榮，只有老一代才保留辮子的時代，他這是守舊的象徵。
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方面就是不論如何，很多人都知道這是一個信號，帝國政府要掀起全民責任感教育的信號。修身自不必說，乃是提升每一個本體的個人素質，進而提升全民人口素質，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都是社會精英們的必然使命，隨着教育的進一步深化，帝國必然會培養出一批合格的精英人才。
這次思想界的大動盪，正好也與全國正在開展的各省分省選舉的準備工作在時間上形成了重合，辜鴻銘本身是新儒黨人，他的突然竄紅，自然對他的本黨極爲有利，事實上新儒黨本身也是人才濟濟，不僅是辜鴻銘，包括他年輕時代的好友沈曾植，也在安徽巡撫任上登高一呼，利用幫助老友發行新書的機會，也成爲一時的輿論焦點。
除了新儒黨外，國內可以值得一提的政治力量就是工黨和宗社黨了，宗社黨本身是極端聽命於皇家的，我也跟他們打了招呼，選舉可以，但是不得借目前身份便利，搞出一些我所不樂意見到的事情來。我也向他們講明這次選舉不過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選舉罷了，不要看的太重，所以鐵良他們只是找了帝國大學物理通訊系的王國維做了他們的競選顧問，打算老老實實走政黨競爭的路子，雖然以他們的實力來說，他們可以做很多事情。王國維本身也是一個死忠君的老派人物，與他們結合也是相得益彰。如今到6月份的選舉已經沒有幾天了，王國維和宗社黨一干重要人物也已經定好了方略，他們目前正在宗社黨勢力較爲發達的滿洲大區發動選舉，打算把滿洲六省的五十餘張選舉人票拿到個八九成再說，這樣便可以在將來的國會中坐穩第三大黨的位子，要想再進一步，就要看新儒黨有沒有能力把工黨打得落花流水了。
進入五月以來，各省的選舉工作已經進入了熱火朝天了，各大城市都不斷有各個黨派的競選者在黨內牛人的提攜下，在公衆面前露面。像工黨請出了之前頗有聲望的袁世凱，戴鴻慈和瞿鴻機，分別在河南，廣東和湖南三地開展演說，提攜後輩，工黨的那些年輕幹部們儘管看上去頗有些激進，也由於他們的黨派綱領內包含了對私產的不尊重的因素，不是那麼的容易得到士紳階層的支持，但是由於目前全體國民都擁有選舉權，他們還是得到了很多窮人和普通市民的支持。所以，在有前內閣三相出場幫忙的情況下，這三個省的工黨候選人都頗爲得勢，從目前情況來看，工黨大有一舉拿下這三個省的趨勢。
當然，工黨全國中央黨部所在地也就是天津的情勢更爲樂觀，由於沿海工業發達的緣故，天津向南北輻射的山東和奉天熱河等地，工黨候選人的呼聲也頗爲高漲，從梁啓超的報告來看，他預計在年底的統計之後，可能新儒黨能夠佔到國會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議席，工黨百分之二十五，宗社黨百分之十左右，剩餘便是那些小黨了。總體格局與目前的政黨劃分沒有太大的偏差。
而新近奉調回京將要擔任新組建的法務部副部長的宋教仁也在北京創立了他自己的新黨派，他的宗旨是萬事以國民爲先，進而維護國際和平的國內國際的政治訴求來吸引目前國內的精英階層，雖然與新儒黨中的激進派顯得有些目標重合，但是由於他這種呼聲代表了目前由辜鴻銘所掀起的新思想潮流的緣故，這些日子來，國民黨也是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氣派，特別是在年輕的學生階層，這種代表激進思潮的黨派更得人心。
國家的變化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完成的，就像帝國也是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勵精圖治才從一個區域性大國完成到世界性大國的蛻變的，思想界的變化要真正產生影響那還要更久，所以面對目前國內的思想界的變化，我作爲皇帝也只是好好的做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只是這種轉變在我看來有利時，我才命令宣傳部跟進做一些推動工作。
這當然也算是對辜鴻銘的一份表彰，嚴格來說他是個海外華人出身，由於種種歷史的因素，從數百年前開始，海外華人就成爲了一個頗爲重要的階層，從清中葉開始到184０年鴉片戰爭又到咸豐十年的國變，每一次國家的重大變化，都少不了他們的身影，他們不僅僅能夠發揮出財力的作用，而且更爲關鍵的是他們有一份赤子之心，而且他們中間也不缺乏有才幹的人。
所以，在國家人口到達六億，傳統中原地區的地價和土地兼併情況日益嚴重的今天，也是帝國需要倡導移民的時刻，過去雖然有向新佔領土移民的政策優惠，但是那往往帶着一些強迫色彩，大都是赤貧階層，或者是重罪流放犯的官方押解。但在今天，帝國也有必要鼓勵國內的商人也好，平民也好，無論是投資還是辦廠，個人闖蕩還是舉家遷徙，帝國都會再出臺一定的政策去鼓勵他們。並且他們的移民地點也不再侷限於帝國現有的領土，還包括目前地球上許多國家或是尚未建立國家的地方。總之無論在哪裡，帝國都會讓子民們知道，中華帝國的海陸空三軍，都是他們的堅強後盾。
目前首批的官方推薦遷徙地點，除了澳大利亞新西蘭之外，還有新蒙國以東，滿洲六省以北那一片目前名義上屬於俄羅斯帝國，但實際上俄國皇室已經無力去經營——他們的官員如果要到達那裡，需要穿越關係並不是那麼好的新蒙國國境。在那裡目前實際上是處於原始秩序時代的，帝國的子民只要有能力有拼勁，在那裡闖出一片天地來並不是那麼難，更何況以前的移民促進政策照樣有效並且加強了力度，除了給錢給物之外，每個願意前往外交部對移民目的地定位爲較危險程度及以上的，可以配發槍支和子彈，遠東股份公司也在各個外交部認可的移民目的地開設了武裝據點，作爲對新移民的支持機構，當然他們的服務是要付費的。
這種情況頗爲類似於英國之前的東印度公司之類的各個公司這種半官方的機構，要緩解國內的土地和社會壓力，就必須讓人民願意移民，而中國人自願移民的難度之大是難以想象的，這個時代與後世不同，一箇中國人但凡有一點辦法，他是極不願意離開生他養他的故土的，所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這是屈原的句子。所謂狐死正首丘，仁也，這是《禮記》的教誨。連狐狸都這樣，更何況人？再說這也是仁的具體表現之一。（狐死首丘指狐狸死的時候，頭必然朝向自己出生的山頭，意爲永不忘本。）
這當然需要用思想理論去轉化，責任感，教化四夷，治國平天下等等都是這中轉化的好教材。這也是爲什麼宣傳部開始就要去跟進辜鴻銘的新書的原因。
這種風潮甚至已經掩蓋過了第二十一集團軍在錫蘭的戰爭了，由於登陸戰打得順風順水，許多報紙對此消息都是一筆帶過，由於斯里蘭卡並不是印度的屬國，而是直接隸屬於不列顛的殖民地，與前一階段宗教界對於印度局勢的關注也沒有什麼干係，所以報紙上也對這一軍事行動的內涵意義進行了分析，認爲中國可能要展開對英國的新一輪軍事攻勢了，報上也登出了小額的有獎競猜題，競猜帝國下一步的用兵所在是在什麼地方，選項有印度，阿拉伯之類的，一衆天朝上國觀念充盈了腦袋的中老年人也開始發表自己的看法，學術界也開始挖掘古天竺和崑崙奴之類的閒話，當然這都比不上目前帝國軍政面上的大行動的風頭。
軍方對於阿拉伯對英戰爭的準備和錫蘭的鞏固戰役自不必說，到7月1日就是全國分省選舉的開始日期，所以具有廣泛博彩民間基礎的賭坊也開出了各種賠率，目前幾個黨派也都預備推出了自己的元相候選人在帝國內政部報備，新儒黨推出的是由現內閣商業部尚書張謇和奉天省農林司司長熊希齡的正副搭配，這兩人在實績上都是赫赫有名，年紀也不算大，都是正當壯年，作爲國家建設的搭配來說，兩人實在是一時之選，而張謇早年也有在朝鮮的駐外經歷，對於帝國的宗藩體系和外交事務，都有一定的見解，可以說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而工黨推出的卻是由黨魁江紹銓和他年輕的私人政治秘書戴季陶來競選正副元相職位，從兩人的政治號召力和知名度來看，也表達了該黨對於本次選舉的最終選舉人票數佔優並不抱樂觀期望，他們的目的似乎只是渴望保持最大在野黨地位，由於目前的選舉制度是由國會議員直接選舉元相，所以議席的多少將直接決定本黨候選人是否能夠當選，所以梁啓超他們的這個判斷我基本抱持認同態度。
宗社黨他當然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候選人，在請旨徵詢了我的同意之後，他們將他們黨綱上所限定的元相候選人也就是當朝皇帝我報了上來，至於副職，該黨黨章也做了明確的規定，就是黨魁本人，所以當該黨宗旨剛剛公佈之日起，民間就有傳言說這是皇家在行駛假的預備立憲，目的是仍然由皇帝一統大權之類的。我當然瞭解如果我真的去競選這個職位的話，一定會高票當選，所以對鐵良的這個舉動，我也是在迴文中表彰了他的忠心耿耿，但實際上我也在後文中對他多加了一些暗示性的勸說。
從我的角度來看，他的作用也許是在將來的政治鬥爭格局中，爲這個國家多一份保證國家統一在一面旗幟下的力量吧。縱觀帝國的歷史，這個國家要締造盛世並不難，沒有大的強的入侵，沒有大的內亂，再來一套有效率有能力有智慧的統治體系，哪怕之前的基業再是廢墟，有個三五十年就是一個盛世，漢文景盛世，不過三四十年許，唐貞觀之治，開元天寶，這纔多少年光景？而之前又是怎樣的一片廢墟？所謂清之康雍乾盛世，距離生靈塗炭的年代又有多少年？創造盛世並不是那麼的艱難，難就難在讓這個盛世繼續維持下去。
中國從來就不缺少能人干將，西漢七王之亂，哪個王爺不是一時豪傑。晉之八王之亂引來的是五胡亂華，唐之盛世後是武氏亂朝，安史之亂，帝國四分五裂，緣由何在？這個帝國缺少將所有的力量儘量擰在一起而不是窩裡斗的力量。這也是我爲什麼始終要加強忠君教育，並且堅決不想所謂的共和制度的原因。真實歷史中民國初年到三四十年代這許多年間，中國是怎樣的中國？
現在趁着我在，就要全力避免這樣的狀況發生，而我本身也不是迷信的人，藏僧所謂1921年大限我也不認爲是指我的壽命大限，從目前我的身體情況來看，毫無就要龍馭賓天的預兆，所以我更願意認爲預言可能更多的是說君主專制制度的死期吧。
我不死最好，以我長年以來建立的威望和在國民心中巨大的影響力，可以完全保證帝國將能渡過一個平穩的過渡期，並且在將來皇位傳承的時候，國民已經習慣於接受一個沒有實際權力的新皇帝。
但如果我真的在1921年死掉了呢？我必須爲此未雨綢繆，對於總社黨的扶持，對於軍隊皇家化的教育，對於國民傳統倫理觀念的深化，對於儲嗣的安排，對於增強國民的對外侵略性，都是一些事先的萬全手段。近些時日來聽溥夏府裡的人說宋氏已經有了身孕，這對於皇家的傳承也是一個極大的利好消息。
5月10日晚上也就是溥夏還在廣州的時候我就派了御醫到他府裡去看望王妃，並且賜了一些安胎的藥物，這時間進入1914年以來，特別是近期我的事務越發的繁重，由於現任內閣總理大臣鹿傳霖事實上已經處於病養狀態，其實我本身又基本回到了當年那連內政也要管的日子，加上近期戰場重開，外交方面也要早作預備，進行鍼對性的調整，各個藩屬國的穩定事務，偶爾還要抽空見一下不在宗藩體系內的那些請求援助的國家的使節之類，加上內政方面帝國也打算在下半年試點性的開放股票市場，以及下半年就要開鑼的地方選舉，這哪一方面都要牽扯我的精力，否則我聽說有可能是第一個皇孫的寶貝已經在萌芽狀態，我豈有不親自探望的理？
公務雖然繁忙，但幸好這些年來一直加意栽培的一批能臣也在盡心盡力的輔佐我，內政方面有內閣各部的尚書們在幫襯着辦，軍務上頭兄弟載洸是行家，外交上頭有載瀅，選舉上面有梁啓超和溥夏請旨建立的法務部在辦，算來算去也只有宗藩事務比較費神，其實算是我在幫善耆的忙。
第二方面軍對孟加拉地區的攻擊順風順水，有曹錕坐鎮，下面又有許多參謀人才，兵員裝備都佔優，打敗了纔是怪事。唯一值得擔心的是中東，從那邊的情況來看，白崇禧在陸軍中沒有足夠的號召力，幾個師都不願意接受這麼個少校的統一協調，白崇禧也寫信來懇請再派載灃前往中東坐鎮，這個事我原則上也是允了，只是載灃的威望我怕還不夠，加派個載洵貝勒去吧。
一天的事務處理完畢，已是凌晨兩點，正準備睡覺的時候，那邊電報房又是來報急電，說是德皇威廉二世的私人電報來了。
算來那邊也是晚上七點，正是晚餐的時候，這個老朋友又會有什麼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