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經濟史學家研究過一個問題：爲什麼遼國這個政權在於北宋對峙的初年還國力強盛，然歲幣進貢近兩百年後，反而越來越孱弱窮困呢？這個問題當然會有很多方面的回答，但是其中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
所謂擠出效應，就是一個國家在民營經濟收入非常孱弱的情況下，如果全靠政府投資支撐經濟總量，而且外貿或進貢等外部收入來源絕大多數都被官府收走的話，那麼這個國家的民族工業或者說民營手工業商業便會急速萎縮。
具體到宋遼的例子上，北宋給遼國歲幣後的一個交換條件是回覆榷場邊貿，北方的蠻夷又不敢賣戰馬，只有靠賣點兒羊過日子，那個年代還沒有羊毛紡織業的存在，所以賣羊無非是吃肉和獲取羊皮用；相較於南朝龐大的鹽酒茶布四巨頭出口量，遼國那點外貿物資幾乎可以說是忽略不計的，因此每年北宋從榷場邊貿中賺回來的貿易順差、或者叫出超，在數額上遠遠高於宋人給的歲幣。如此數十年，一百年下來，遼人的民營經濟就徹底完蛋了——因爲歲幣是給遼國的朝廷的，是給達官貴人的；歲幣收進來的錢自然不會用之於民，而因爲拿了宋錢去買宋貨，就相當於把沒有競爭力和生產效率低下的遼國民族手工業摧毀了。
一千年後，1934年時，米國總統羅瘸子上臺後，作爲全世界第二個真正鐵腕解決大蕭條的發達國家領導人，羅瘸子有感於元首賣的德國貨通過“以物易物”的貿易在蔣校長那裡大肆擠佔中國市場，讓德國工業產品在缺少結算外匯的情況下通過“工業品換礦石”大行其道。爲了讓米國貨也擁有如此待遇，羅瘸子便祭出了《白銀法案》這個毒計——米國西南部亞利桑那州與新墨西哥州等七個州號稱“白銀七州”，擁有落基山銀礦，加上落基山南段的墨西哥銀礦，米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白銀出口控制者；而中國當時還在進行“廢兩改元”的金融改革。
於是米國通過《白銀法案》以美元作爲美洲白銀的結算貨幣，並且在結算時以較高的價格吸納白銀（比如當時國際市場上原本白銀作爲一種工業品的售價是每盎司50~60美分，米國政府的強制白銀結算就提高到80美分收購一盎司白銀），這樣一來，中國那邊馬上因爲國際白銀的流動陷入了銀荒，原本通過出口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可以換到白銀，可以用來任意買歐美工業化列強的貨物；現在只能換到美元，也就只能買米國貨。
從此以後，元首的德國貨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就漸漸被羅瘸子擠佔了，這也是中國的軍隊先德械後美械的一個縮影。而羅瘸子的那“白銀只能用美元結算”帶來的“白銀美元”，和羅瘸子死後米國人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來後、70年代慢慢悟出來的“石油只能用美元結算”的“石油美元”，在原理上實在是一脈相承。只不過白銀美元的毒計只能影響銀本位國家的外貿，而石油美元可以影響全世界的外貿、兩者適用範圍有大小罷了。
宋遼與美中之間那兩場或無意、或有意的貨幣戰爭，如今被照模照樣搬到了吳越和北宋之間，在這個毫無經濟學體系可言的時代，這樣的計謀古人根本不可能看得穿。周宋兩朝，吳越人持續十幾年的歲幣進貢，包括當初支持周世宗柴榮鑄造“周元通寶”那一次貨幣改革時用銅錢銀兩大量贖買北朝的佛像等等行動，讓每年從吳越流入周宋的外匯足有兩百萬貫上下的銀兩或者銅錢，或者別的絹匹等硬通貨。這些物資促成了周宋數次對外用兵軍費的短板，但是也加深了北朝朝廷“賺快錢、用快錢”的習慣。
北宋官營鹽場的大規模廢棄，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吳越人的鹽是熱帶乾燥低緯度海域直接太陽曬出來的，而且有珊瑚砂的環礁鹽池，還有潮汐能從環礁缺口處的換水。而北朝在山東和蘇北沿海的鹽田，傳統工藝是人工引水、人工耙泥、人工熬滷、人工燒柴燒泥炭煮鹽的。每個環節的人力和燃料耗費成本都比吳越人的鹽高得多，因此在出場價上就有好幾倍的差距。在“吳越通寶”大規模涌入北地的情況下，花費每石七八百文錢的煮鹽成本去自己煮，還不如直接以兩三百錢一石從吳越人那兒直接買呢——反正進入流通領域之後，朝廷該收的鹽稅可是隻多不少啊。
與鹽情況類似的還有鐵和酒，因爲鹽鐵自古都是官營，老百姓沒有資格自行生產，平民需要用菜刀或者農具，也都是不得不掏錢買的。這種官營經濟的畸形發展，在受到政府開支嚴重依賴進貢的經濟體系影響下，一旦進貢國有便宜貨可以買，本國的冶金鍛造業當然會受到嚴重衝擊。
只不過因爲吳越人在鐵器出口上非常節制，所以北國的鋼鐵業還沒有遭受毀滅性的打擊——鋼鐵和鹽有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鋼鐵是可以無限期囤積的（雖然保養不好會表層生鏽），而且鋼鐵的存量可以幾乎瞬間反映在一國的軍事實力上。如果吳越和北宋的對峙會繼續長達數十年，而且以和平姿態對峙，就好像“檀淵之盟”後宋遼那般，那麼輸出鋼鐵摧垮北地的冶金還有可能。若是不到五年十年就要打仗的話，用來衝量打垮敵國冶金的那些鋼鐵馬上就會被拿來用於“暴兵快攻”，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最後，受到吳越國廉價工業品衝擊的還有絲織、棉布、麻葛織物等行業，但是這些行業受到的衝擊是最小的，原因也很簡單——棉麻絲綢不是政府專賣的官營物資，老百姓家裡有生產效率低下的土織機情況下，鑑於封建自然經濟下“人力成本幾乎等於免費”的大環境，老百姓自己多費幾倍乃至十幾倍的生產時間自己織布自己穿還是可以保證的。吳越貨雖然又好又便宜，也只有那些能夠在吳越進貢中撈到好處的官僚和軍隊階層人士有錢買；那些自給自足沒有錢的人，就別想了。
……
武平軍悍將張文表叛亂的消息傳到汴京的時候，說實話，北宋確實沒有做好南征的準備工作。慕容延釗已經死了好幾年了，北宋的禁軍老兵軍力比之歷史同期也至少缺額了五萬人以上的戰力；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張永德還在淮北攻打徐州，帶走了殿前司的主力。
因此，如今在湖北北部地區、漢江北岸屯駐的，僅有歷史上作爲慕容延釗南征副手的李處耘，帶着侍衛司的部分後備留守兵力在襄樊之間駐紮。就這，還是趙匡胤聽說周行逢死訊後臨時七拼八湊移過去的。
以李處耘的實力，如果不考慮漢水和長江的險阻，僅僅與高保勖或者周保全中的一家死拼，當然可以輕鬆拿下。但是如果把這兩家逼急了抱團、而且利用水網層層阻截，問題就麻煩了——畢竟趙匡胤和李處耘都沒有歷史的先知先覺，不可能預料到荊南節度使高保勖也會在兩個月內病死，至少如今這個時間點，他們心中是完全沒有底的。
於是，當天夜裡，在宦官頭目王繼恩匆匆趕到趙普府中給趙匡胤報信之後，趙匡胤也是陷入了持久的沉默，絲毫沒有回宮的意思——很顯然，今夜他私行找趙普聊天又要多一個議題了。
“則平，以卿意度之，若是讓李處耘集結侍衛司精銳，並且督造蒐集漢北各處戰船，以助周氏戡亂爲名，行假道伐虢之計過荊南，高保勖可會從命？”
“高氏雖然地小民寡、兵少財窮；然自朱樑末年據有荊南四州之地以來，至今四十餘年不曾更易。四方之中，論立基之久，僅次於吳越。我大軍若是強行圖之，固然可以成功，然江陵城池險固，若一心死守，堅持半年也是輕易。只怕到時候高氏窺伺李逆在黃州，向李逆借兵聯保，則反爲心腹之患了。一旦高氏倒向李逆，則楚地便非朝廷可圖，縱然不歸李逆，也會歸於吳越。”
“唉，只恨此前數年被兩路李逆絆住手腳，未能先以錢糧投注精煉水軍，痛失此良機！爲今之計，當以何爲先？”
“陛下，臣以爲，可命李處耘即日起投注錢糧工料，於漢水北岸大肆修造戰船，然決不可輕動。爲今之計，首先要確保的是武平軍與荊南軍不落入李逆或吳越之手；若是三方維持均勢，則時機在我大宋一側。李逆與吳越建設水軍已有多年，便是再給他們多幾年時間，又能有什麼建樹？而我大宋的長江水師卻是從無到有，同樣遷延數年，定然是我大宋水軍軍力突飛猛漲，而吳越則進無可進。
不過李處耘在襄樊練兵時，也要着力注意李逆與吳越在荊湖之間的動向。若是這兩家並無吞併之意，則我軍不可輕動，若是有人先動手，那麼哪怕是打着幫助這兩家攘除外地的口號，也不得不行此假途伐虢之計了。另外，若是荊湖之間再有別的變故，到時候也好隨機應變。
而且荊湖之地哪怕無法盡數落入我大宋之手，但凡可以攫取其中相當一部分，至少保證江北之地盡數爲我大宋所有，使我大宋與吳越接壤，也是一樁好事——我大宋如今因爲登萊海貿斷絕，鹽鐵短缺嚴重。如前所述要恢復鹽業，也得兩年時間。縱然明知吳越日漸尾大不掉，不再如此前那般與我大宋一心，如今這個當口也不可與吳越人正式翻臉。只要兩國接壤，以大勢脅迫，令吳越無藉口斷絕邊貿榷場，待到我大宋恢復鹽鐵自產，到時候圖之不遲。”
“哼，鹽鐵、轉運諸有司皆該殺！陷朝廷於此被動之態。事到如今，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