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人小說背後的故事
我和機器人結下不解之緣的時間，就寫作而言是在1939年5月10日，然而身爲科幻迷的我，在更早之前就愛上了機器人。
畢竟，機器人並不是什麼新鮮的科幻題材，早在1939年已是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紀的神話傳說中，就有不少機械所製造的人類。至於“robot”這個名詞，最早則是出現於卡雷爾・恰佩克（Karel Capek）所寫的劇本《RUR》，這出舞臺劇於1921年在捷克首映，而劇本很快就翻譯成許多種外語。
RUR的意思是“羅素姆的萬能機器人”，劇中的羅森是一位英國工業家，他爲了讓人類能夠過着充滿創造性的悠閒生活，因而製造了一批人造人來爲人類服務（“robot”就是衍生自捷克文的“奴工”一詞）。雖說羅森的立意良好，事實並未照他的計劃發展，那些機器人叛變了，人類因此自取滅亡。
這種想象中的新科技，會在1921那個年頭被視爲大災難的根源，或許並沒有什麼好驚訝的。別忘了，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人類才見識過戰車、飛機和毒氣的威力——借用“星際大戰三部曲”的說法，那正是“原力的黑暗面”。
相較於《科學怪人》這個更有名的故事，《RUR》注入了較濃的悲觀色彩，前者雖然也有人造人的情節，而且這個舉動同樣導致不幸，相對而言規模卻小得多。由於這兩部經典作品的影響，在1920和1930年代的科幻作品中，作者經常將機器人描寫成危險的裝置，照例一定會毀掉它的創造者。這類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一個寓意，那就是“有些事物人類不該知道”。
不過，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有不同的見解，我無法接受“如果知識代表危險，無知就是解決之道”這樣的觀點。在我看來，解決之道似乎是善用人類的智慧纔對。人類不該拒絕面對危險，而應當學習如何化險爲夷。
畢竟，早在某一羣靈長類變成人類之初，這樣的問題已經是人類所面臨的挑戰。任何一項新科技都有可能帶來危險，打從一開始，火就是一種危險的科技，而語言又何嘗不是（且危險性猶有過之），這種情形直到今天仍未改變。可是如果沒有這兩項科技，人類就不是人類了。
總之，當時我雖然不太清楚自己對機器人故事有何不滿，內心卻一直在期待更精彩的作品。不久我終於等到了，那是刊登於《驚奇故事》1938年12月號的一個短篇《海倫・奧洛》，作者是萊斯特・德爾雷（Lester del Rey），他以極富同情心的筆調來描寫一個機器人。我相信那只是他所發表的第二個故事，但從此以後，我就是個至死不渝的德爾雷迷了（請大家千萬別告訴他，他一定還不知道）。
而幾乎同一時間，在1939年1月號的《驚異故事》中，因多・班德（Eando Binder）在短篇小說《我，機器人》裡也創造了一個引人同情的機器人。雖然相較之下，這個故事的內容貧乏得多，但我再度大受感動。不知不覺間，我開始有了想要創作機器人故事的念頭，而且決心要把我的機器人寫得人見人愛。在1939年5月10日這一天，我終於動筆了，前後總共寫了兩週，因爲在那個時代，我寫作的速度還相當慢。
這個故事被我命名爲《小機》，主角是個機器人保姆，雖然它和所照顧的女孩感情很好，女孩的媽媽卻怕它怕得要死。然而，弗雷德・波爾（Fred Pohl，當年他和我一樣才十九歲，此後我們的歲數也年年相同）比我來得聰明，他讀完這個故事之後告訴我，由於情節和《海倫・奧洛》太接近了，大權獨攬的《驚奇》主編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不可能刊登。他說得很對，後來坎貝爾正是以這個理由退稿。
沒想到幾個月後，弗雷德成爲兩家新雜誌的編輯，而他竟然在1940年3月25日買下了《小機》，並將它刊登於1940年9月號的《超級科幻小說》，不過題目改成了《奇異的玩伴》。（弗雷德有個可怕的惡習，就是喜歡亂改別人的題目，而且幾乎總是改得更糟。後來，這個故事在別處發表過許多次，一律使用我原來的題目。）
然而在那個時代，除非是將作品賣給坎貝爾，否則我無論如何都會感到遺憾。所以不久之後，我便試着創作另一個機器人短篇。不過，這回我先和坎貝爾討論了自己的構想，以確定本篇完成之後，他退稿的唯一原因就是寫得不夠好。然後，我才正式動筆寫出《理性》這個故事，大意是說一個機器人有了宗教信仰。
坎貝爾於1940年11月22日接受了這篇小說，並於次年四月刊登在他所主編的《驚奇》。這是我賣給他的第三個作品，但卻是他第一次照單全收，沒有要求我作任何修改。我因此感到十分得意，於是很快又寫了我的第三個機器人短篇，主角是個擁有讀心術的機器人，題目叫做《騙子！》。坎貝爾同樣爽快地接受了，將它刊登於1941年5月號，換句話說，連續兩期《驚奇》都有我的機器人小說。
但我並未打算就此停手，我心中有一系列的故事要寫。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1940年12月23日，當我和坎貝爾討論讀心機器人這個構想的時候，兩人不知不覺談起了規範機器人行爲的規則。在我看來，機器人應該是具有內設安全機制
的工業產品，於是我們開始替這些安全機制設想白話的版本——這就是“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前身。
後來，我在第四個機器人短篇《轉圈圈》中，首次寫出三大法則的確定內容，並在故事裡直接引用。這個短篇發表於1942年3月號的《驚奇》，其中“機器人學三大法則”在該刊第一百頁首次出現。我很重視這件事，因爲據我所知，這也是“機器人學”這個名詞在人類歷史上首度亮相。
在1940年代結束之前，我又賣了四個機器人短篇給《驚奇》，分別是《抓兔子》、《逃避》（坎貝爾改成了《矛盾的逃避》，因爲兩年前他刊登了一篇同樣叫做《逃避》的故事）、《證據》和《可避免的衝突》，分別發表於1944年2月號、1945年8月號、1946年9月號以及1950年6月號。
自1950年起，幾家大型出版機構（其中最有名的是雙日公司）開始出版精裝的科幻小說。1950年1月，雙日公司出版了我自己的第一本書——長篇科幻小說《蒼穹一粟》，與此同時，我已在埋首撰寫自己的第二部長篇。
那陣子，我的經紀人剛好是弗列德・普爾，他自然而然想到，或許我的機器人故事也可以出一本書。雖然當時雙日公司對短篇小說集沒什麼興趣，但另一家非常小的格言出版社態度則不同。
於是，1950年6月8日，我將這個選集交給了格言出版社，暫訂的書名是《心靈與鋼鐵》。結果，出版商搖了搖頭。
“改爲《我，機器人》吧。”他說。
“不行。”我說，“十年前，因多・班德的短篇小說就用過這個題目。”
“管他的！”出版商答道（不過這幾個字是經過我刪節之後的版本），結果，我懷着相當不安的心情，勉強被他說服了。《我，機器人》成爲我的第二本書，在1950年的年尾問世。
這本書收錄了我在《驚奇》所發表的八個機器人短篇，但次序經過了調整，好讓前因後果更爲合理。除此之外，我還把那篇《小機》也收在裡面，因爲雖然它被坎貝爾退稿，我仍舊很喜歡這個故事。
其實在1940年代，我另外還寫過三個機器人短篇，它們或是遭到坎貝爾退稿，或是他根本沒看過，但由於和其他故事構成的主線欠缺直接關聯，我並未將它們收錄於《我，機器人》。後來，在該書出版後的幾十年間，我又寫了好些機器人短篇，最後它們連同上述三篇，全部毫無遺漏地收錄於另一個選集中——書名是《機器人短篇全集》，由雙日公司於1982年出版。
《我，機器人》的出版並未造成什麼轟動，但是年復一年，它的銷售量即使不大，至少一直很穩定。而在五年之內，這本書又陸續推出軍用平裝本、平價精裝本、英國版和德文版（這是我的書第一次譯成外文）。到了1956年，“新美國文庫”甚至也替它出了平裝本。
唯一的問題是，格言出版社長期處於苟延殘喘的狀態，從未提供一份清楚的銷售報表給我，稿酬就更別提了。（我的“基地三部曲”也交給了格言出版社，所以遭到同樣的命運。）
1961年，雙日公司在獲悉格言出版社的困境之後，趕緊設法接手《我，機器人》以及“基地三部曲”。從那時開始，這幾本書的銷售狀況不可同日而語。事實上，《我，機器人》自問世以來，始終未曾絕版過，至今已經三十三年了。而在1981年，我甚至賣出了電影版權，可惜目前爲止尚未開拍。此外據我所知，它被翻譯成了十八種語言，包括俄文和希伯來文在內。
但我的故事好像講得太快了。
再回到1952年吧，當時《我，機器人》尚未脫離苦海，只是格言出版社的叢書之一，而我根本不覺得有任何成就感。
當時，好些新的一流科幻雜誌出現了，科幻文壇又來到“百家爭鳴”的時期。例如1949年創刊的《奇幻與科幻雜誌》，以及1950年的《銀河科幻》都是代表。約翰・坎貝爾因而喪失了獨霸的地位，1940年代的“黃金時代”也隨之結束了。
在這種環境下，我開始爲《銀河》的主編侯瑞斯・高德（Horace Gold）供稿，而這也令我鬆了一口氣。前後曾有八年的時間，我一律只投稿給坎貝爾，不禁覺得自己是他的專屬作家，萬一坎貝爾哪天出了意外，我也就完了。好在，和高德的密切合作解除了我這方面的焦慮。高德甚至連載了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繁星若塵》，不過他將書名改成《太暴星》，我覺得很糟糕。
我新認識的編輯其實不只高德一人，例如我還把一個機器人短篇賣給了霍華德・布朗尼（Howard Browne），那陣子他正任職於想轉型爲高格調雜誌的《驚異》。後來，這篇《保證滿意》發表於該刊的1951年4月號。
不過，這件事只能算是例外。整體而言，當時我已不打算再寫機器人的故事。《我，機器人》的出版似乎自然而然爲我這方面的文學生涯畫上了句點，而我也已經開始朝其他方向發展了。
然而，高德幫我連載完那部長篇之後，非常希望再接再厲，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我剛完成的另一部長篇《星空暗流》已交由坎貝爾連載。
於是，1952年4月19日，高德找我討論接下來能再爲《銀河》寫一部什麼樣的長篇。他建議寫個機器人的故事，我
卻堅決地搖了搖頭。在此之前，我寫的機器人都是短篇，而我根本不確定能否以機器人爲題材，寫出一部長篇小說。
“你當然沒問題，”高德說，“要不要寫一個人口過剩的世界，機器人逐漸取代了人力。”
“太灰色了。”我說，“我不覺得自己會想處理這麼沉重的社會議題。”
“那就保持你的風格。你喜歡推理故事，就在裡面安排一樁謀殺案，然後讓一名偵探和一個機器人合作辦案，如果偵探束手無策，機器人就會取而代之。”
這句話激起了火花。坎貝爾常常說，所謂的“科幻推理”本身就是個矛盾的名詞，因爲作者可以投機取巧，利用新科技替偵探解決疑難雜症，而讀者也就上當了。
因此，我決心寫一個不會欺騙讀者的正統推理故事——但同時也要是標準的科幻小說。結果我寫出了《鋼穴》，隨即在1953年10月號至12月號的《銀河》分三期連載完畢。次年，雙日公司出版了這部長篇小說，是爲我的第十一本書。
毫無疑問，《鋼穴》是我那時爲止最成功的作品，不但比之前的每一本書都要暢銷，就連讀者的來函也變得更爲親切了，而（最佳的證明是）雙日公司對我眉開眼笑的程度大大超過以往。過去，他們在簽約之前，一律要求我提供大綱並試寫幾章，但從此以後，我只要表示想寫一本新書，合約就會立刻送來。
事實上，由於《鋼穴》太過成功，令我無可避免地想要寫個續集。要不是當時我剛投入科普的創作，而且覺得其樂無窮，我想自己一定會馬上動筆。由於這個緣故，我直到1955年10月，才真正開始撰寫《裸陽》這個故事。
然而一旦開動，一切便很順利。就許多方面而言，它和前一本書起着互相平衡的作用：《鋼穴》的時空背景是未來的地球，那是個人類太多而機器人太少的世界；《裸陽》的故事則發生在索拉利，那個世界恰恰相反，人類太少而機器人太多。此外，雖然我的小說通常欠缺**，這回我卻刻意用輕描淡寫的筆法，在《裸陽》中引進一段愛情故事。
我對這個續集極爲滿意，而且在我內心深處，甚至認爲它比《鋼穴》更精彩，問題是，接下來我該怎麼做呢？當時我和坎貝爾已經有些疏遠，因爲他開始涉獵一種稱爲“戴尼提”的僞科學，而且竟然對飛碟、心靈力學等等的怪力亂神越來越感興趣。但另一方面，我受過他太多的恩惠，因而對於自己將重心轉移到高德身上（我最近的兩個作品都交給他連載）我感到相當內疚。好在高德從未參與《裸陽》的寫作計劃，它的歸宿當然可以完全由我決定。
因此之故，我將這部小說投給了坎貝爾，他立刻接受了，分成三部分連載於《驚奇》的1956年10月號至12月號，而且照例沒有更動我的書名。次年，也就是1957年，雙日公司出版了這部長篇小說，成了我的第十二本書。
即使沒有青出於藍，《裸陽》的表現也絕對不輸《鋼穴》，於是雙日公司立刻指出，我可不能到此爲止。正如我的“基地三部曲”那樣，我應該再寫一本，湊成另一個三部曲。
我完全同意，而且心中很快就有了粗略的構想，甚至連書名都想好了，叫做《無限的邊界》。
1958年7月，我們全家安排了一個長達三週的假期，住在麻州馬什菲爾德的海濱度假小屋。我原本打算利用這個空當，把這本新書寫出七八成來。故事預定發生在奧羅拉，其中的“人類／機器人比”相當合理，既不像《鋼穴》那樣前者遠遠超過後者，也不像《裸陽》那種剛好相反的情形。而且，我決定對其中的愛情部分更加着墨。
看來是萬事俱備——結果還是出了問題。這麼說吧，進入1950年代之後，我對“非小說文類”的寫作越來越感興趣，於是生平頭一遭，寫小說時竟擦不出火花。我勉強寫了四章，就再也寫不下去，最後只好放棄。我檢討了一下，認爲那是由於我在內心深處，總是覺得自己無法處理男女之愛，也無法將人類和機器人的比例調整到旗鼓相當的地步。
其後的二十五個年頭，這個情況一直沒有改變。但另一方面，《鋼穴》和《裸陽》始終沒有絕版，更沒有消失。比方說，這兩本書曾合併爲《機器人小說》重新出版，也曾經和其他幾個機器人短篇組成一大冊的《機器人續集》。此外，還有好幾種平裝本陸續問世。
因此，在這二十五年間，讀者都不難找到這兩本書，而且（我假設）讀得津津有味。於是有許多讀者來信要求我再寫一本續集，而在科幻大會之類的場合，他們更是當面質問我。久而久之，它成了我最難迴避的一個要求（唯一能相提並論的，就是要求我寫第四本基地小說的呼聲）。
而每當被問到我是否有這個打算，我總是回答：“會的——總有一天——所以祈禱我長命百歲吧。”
雖然我也覺得應該寫，但一年又一年過去了，我卻越來越肯定自己處理不了這個主題，也就越來越含淚相信自己永遠寫不出第三本機器人小說。
然而，1983年3月某一天，我還是將這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第三冊交給了雙日公司。這本書叫做《曙光中的機器人》，內容和1958年那個半途夭折的嘗試毫無關係。1983年10月，它終於和讀者見面了。
艾薩克・阿西莫夫
於紐約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