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日本的校園也不是什麼天堂，像是校園暴力啦，欺負人啦，班級崩壞啦，援助交際啦，拜金主義啦，對新人老師搞惡作劇啦，還有學生幫派什麼的，我也都在那邊見識過，但至少沒有咱們這所高中那麼死氣沉沉！簡直就像白開水一樣無聊！真的好想念那邊熱鬧的學園祭，以及有趣的社團活動啊！”
蔡蓉小姐一邊如此嘀嘀咕咕，一邊從王秋的老闆桌上拿起自己的零食和玩具，垂頭喪氣地挪回自己的座位上——她的座位是在辦公室的房門旁邊，只有一張很迷你的正方形單人課桌，面積小得可憐。如果要趴着睡覺的話，就根本沒地方擺任何零碎玩意兒了……這也是她剛纔要跟王秋搶桌子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什麼辦法呢？咱們也都是這麼一代代熬出來的啊！”王秋終於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一邊翻着一堆賬簿，一邊隨口答道，“……你現在還只是高一，就已經這樣吃不消了。等到你上高二和高三的時候，那日子可就更沒法過了！記得我上高中的時候，學校裡有四個傢伙因爲學習壓力過大而跳樓了呢！”
“……學生跳樓的事情在日本也有，不過那一般是被欺負到心靈扭曲的弱雞，就像《科學的超電磁炮》裡面的苦逼炸彈魔，或者是某個白癡女生被不良少年搞大了肚子，沒法向父母交代。”
蔡蓉“啪”地打開了一聽牛奶咖啡，往嘴裡灌了幾口，一臉淡定地如此說道，“……真正因爲考試成績太差而自殺的……嗯……報紙上倒是好像有刊登過，但我從來沒有親眼見識過。總之，各個發達國家的普通教育都是很輕鬆的啦，全世界也只有韓國學生的日子會像中-國學生那麼辛苦。”
對此，王秋倒也沒有諷刺日本的學校風氣敗壞——他曾經在這邊的醫院裡親眼見到本市十四歲初中女生墮-胎，感覺若是論那些風氣最差的學校，東亞各國都是半斤八兩，通常也就是能讓學生在學壞之餘多少掌握一些基本知識，至少不會弄出印度人那種小學生上了五年課依然不識字的怪事。
而若是論精英教育，日本的那些“貴族學校”，“據說”能教育出一批溫柔賢淑、多才多藝的大家閨秀，以及風度翩翩、本領高強的紳士俊傑——至於事實到底怎樣，就不曉得了。而在我國的“封閉式重點高中”，絕對就只能培養出一羣深度近視眼的優秀書蟲……給人的第一感覺，肯定是前者更成功吧。
然而，身爲我國教育工作者一員的楊文理教授，卻顯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對於蔡蓉同學的種種抱怨，只見他先是不以爲意，隨即漸漸聽得眉頭緊皺，然後收起桌上的稿紙和鋼筆，又舉起印着工農兵大團結畫像的搪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這才輕咳幾聲，慢悠悠地開了腔。
“……蔡蓉同-志，你對學校教育的看法，顯然有失偏頗！雖然日本人搞什麼放羊式的素質教育和創新思維教育，確實也是有着一定的好處，但我們共-產-黨人辦事，向來都是只抓主要矛盾的啦。
就我所知，目前日本年輕一代的素質，可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堪憂啊！到處都是在家看動漫混日子啃老的宅男，還有爲了買名牌而去搞援助交際賣身的拜金女，如果說這也算教育成功，我就不知道什麼算是失敗了。
在我看來，日本的學校教育之所以在目前折騰出這麼多亂七八糟的問題，從本質上講，就是因爲讓學生過得太清閒了，以至於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搞什麼早戀啊、吸毒啊、混黑-道啊、援助交際啊之類污七八糟的事情，最後還鬧出什麼班級崩壞的荒唐局面——壞學生在課堂上鬧哄哄地胡作非爲，老師躲在講臺下面哭鼻子，好學生想讀書都沒辦法安靜上課！這簡直是教育界之恥！又哪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
以共-產-黨人的傳統觀點，學生的任務就是學習，就是整天讀書讀書再讀書，回到家裡拼命做作業做作業再做作業，整天累得跟條死狗似的，也就沒力氣學壞了。至於什麼體育生、藝術生之類，其實也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讀書罷了。不管學什麼東西，一樣要給我練到整天累得跟條死狗似的，再也沒有力氣學壞才行！
總之，不管形式怎麼樣，只要確保讓學生整天累得半死，忙得片刻不能安歇，學校的風氣就不會被弄壞了！假如有哪個小混蛋一定不想讀書的話，那就給我退學！省得在校內禍害其他同學讀不好書！讓家長省心，社會輕鬆，學校也安心！你們看，這不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嗎？”
——當頭棒喝，振聾發聵！高論！真是高論啊！
王秋回想了一下自己曾經的校園生活，感覺還真的就是楊教授說的那麼一回事——在中-國的普通高中和重點高中裡，哪怕是不想學習的壞學生，一般頂多也就是在上課的時候偷偷看漫畫、看小說、打遊戲機什麼的，總比到外邊去當流氓混混坑蒙拐騙，或者賣春賺皮肉錢要強得多。
雖然過去的教育界總說中-國學生是“小皇帝”、“小公主”、“垮掉的一代”，但從日後的汶川救災、索馬里遠征，還有在非洲和南美的海外工程隊來看，這些“小皇帝”、“小公主”在長大之後似乎並不缺乏吃苦耐勞的素質，更是有着開創新世界的勇氣和決心——雖然主要是爲了賺錢，而非什麼更高尚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那篇《中日夏令營較量》裡邊，能夠在蒙古大草原上負重十五公斤連續急行軍一百公里的超人日本小學生，等到二十多年之後的歷次福島核危機之中，卻完全沒有出現他們勇敢堅定同赴國難的堅毅身影，最後還得要黑-幫到處綁人去輻射區賣命……
但是，楊教授的話到這裡還沒有結束，“……事實上，這種抓主要矛盾的思路，不僅可以用於治校，也可以用於治國。我曾經接觸過幾個朝鮮‘脫北者’，發現朝鮮當局基本上是這樣的執政思路：他們那邊的當權者似乎認爲，老百姓的主要任務就是工作，其它一切事情統統都要靠邊站——按照平壤當局的命令，無論是學生、工人還是職員，全國所有人幾乎在每個星期天都要參加義務勞動，基本沒有真正的假期，天天忙得昏天黑地，連睡覺都來不及。這樣一來，自然就不會有閒暇去胡思亂想什麼民-主和自由之類的複雜問題。所以只要老百姓還有一口吃的，就輕易不會上街鬧事，更不可能有造反的念頭……”
聽了這話，王秋頓時感覺自己的世界觀爲之一變，發現這世上確實有很多事情非常符合這個道理——回想當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顏色革命，還有北非中東鬧自由民-主運動，把卡扎菲上校趕進下水道里打死的時候，雖然這些地方老百姓的日子確實是不怎麼樣，但還也沒慘到吃不上飯穿不起衣，上無片瓦、易子而食的程度，譬如利比亞人就有免費住宅，埃及人也有廉價大餅供應，僅僅要活下去還是不難的。
可是，明明日子還沒有糟糕到活不下去的程度，他們爲什麼還是上街造反了呢？新聞媒體對此有着各種靠譜或不靠譜的解釋，從普世價值到民族性格都應有盡有，而按照楊教授的理論，出現這種狀況的關鍵因素就是失業人口太多，並且有關當局缺乏對這些社會閒散人員的管束，居然沒有搞全社會性的強制勞動，讓老百姓塞了一肚子怨氣又閒得沒事幹，自然是串聯的串聯，上街的上街，造反的造反，最後就全亂了。
相反，按照朝鮮的做法，將整個國家變成一個特大號的集中營，讓老百姓整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拼命幹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個休息，自然也就沒工夫胡思亂想，哪怕把物質生活條件壓低到極限都不礙事……由此看來，美國政府把兩百五十萬公民投入監獄，對超過六百萬人進行“矯正監管”（強制社區勞動、監視居住等等）的做法，似乎也跟朝鮮政府同出一轍，目的是控制和消除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然而，楊教授接下來卻又話鋒一轉，“……但是，你們也千萬別以爲朝鮮政府這是在搞什麼對國家和社會有意義的事——相反，很多時候，他們的義務勞動都弄得很糟糕，簡直是在浪費老百姓的體力和時間！
我曾經親眼見過有個朝鮮電影廠的員工，在星期天被有關部門給組織起來搞義務勞動，具體任務是給一座鏽跡斑斑的舊鐵路橋刷上藍色油漆，結果刷了一半，油漆就用光了。然後，他們也沒有去想辦法解決困難，而是就這麼收工回去，丟下一座半藍半灰的鐵路橋不管了。一直等到三個月之後，我又一次去朝鮮，發現那座橋還是半藍半灰的老樣子……若是朝鮮那邊一直這麼沒頭沒尾地搞下去，整天做無用功，勞動效率始終提不上去，還浪費原本就不寬裕的各種物資，老百姓的日子終究是好不起來的啊……”
喂喂，楊文理教授，你一會兒鄙視日本一會兒又斥責朝鮮，到底算是左-派還是右-派啊！
——嗯，楊教授表示，對於金家朝鮮這樣所謂的“主體思想國家”，他從來沒有視爲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