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江西瑞金中央蘇區的戰爭潛力，卻已經被一次次無休止的圍剿給幾乎耗盡了。
——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勝利以後，1933年的中央蘇區一度發展到了鼎盛時期，下轄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級蘇維埃政權，共設有60個行政縣，其中江西省22個縣，福建省15個縣，閩贛省16個縣，粵贛省7個縣。中央蘇區總人口達到了435萬，總面積約爲8.4萬平方公里。
從數字上看，中央蘇區的形勢似乎一片大好，但實際上，上述的多數地區都屬於“拉鋸”區，敵退我即佔，敵進即失去，所謂的60個縣很多是新設的，真正的後方依然不過是贛西南和閩西兩地而已。
在這一階段，紅軍總兵力也從3萬增加到10萬，但這基本上已經是這塊地方能夠支撐的極限，甚至都有些透支民力了——此時，紅軍的兵源主要是以俘虜和新募的農家子弟補充消耗，數量和質量都很成問題。據黨史資料，僅瑞金一縣，1934年前已犧牲18000人，被殘殺5萬人，“但羣衆仍然踊躍報名參軍”。可瑞金縣當時的總人口也不過是是二三十萬人，如此竭澤而漁，就算羣衆再怎麼踊躍，又能支撐到幾時？
日後在課本和文藝作品中被熱情宣傳的紅軍老班長和紅小鬼，其實是當時蘇區兵源枯竭的悲哀體現。此時的中央蘇區已經跟一戰末期的德國相似，看上去開疆拓土、兵威赫赫，實際上已經只剩了一口氣。
爲此，中央局不得不發出口號：“每個勞動婦女英勇地踏上生產戰線，如像紅軍戰士上火線一樣英勇！”臨時蘇維埃中央政府還決定，在各鄉蘇政府之下都要設立婦女勞動教育委員會，組織有經驗的老農，幫助婦女學犁耙、學插秧，甚至專門爲小腳婦女生產小腳草鞋，以便於動員她們展開生產……
這些口號雖然慷慨激昂，但卻無法掩蓋背後的慘淡現狀——整個蘇區的人力資源，已經被幾乎榨乾了。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蘇區位於羣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較落後的地區，幾乎沒有工業。紅軍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纔在瑞金設立了第一座兵工廠，職工最多的時候也只有1300餘人。根據紅軍戰士的回憶：“……說是工廠，其實最早是僅有幾把斧頭、鐵錘的作坊，稍後增加了銼子、鉗子、風箱……等等，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紅軍兵工廠的時候，纔有了比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彈的手工工具。後來又增加了手搖鑽牀、手搖衝壓機，四尺、六尺、八尺皮帶車牀、皮帶鑽牀等共十幾部。但由於缺乏柴油，以至後來根本斷絕了柴油的來源，搬遷到崗面的時候就利用水力衝動水輪機，帶動皮帶車牀移動。”
“……當時原材料的來源，主要是沒收地主和神廟裡的金屬鑄器，收集蘇區境內能利用的所有廢銅爛鐵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從戰爭中繳獲的勝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於國民黨對蘇區的封鎖特別嚴密，那時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錢也難從蘇區外邊買進來。”
從1932年到1933年的這14個月時間裡，這個兵工廠總共修配步槍4萬多支，迫擊炮100多門、山炮2門，機關槍2000多挺，製造子彈40多萬發，翻造手榴彈6萬多枚，地雷5000多個。即使沒有摻雜什麼虛報的水分，這個數字也只夠兩三次戰役的消耗——“……戰士們還經常從舊戰場撿回子彈殼，重新裝上火藥和鉛頭，有時還用木製彈頭，以彌補武器的不足”，其實際的作戰功用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實行極爲嚴格的封鎖政策，布、藥、棉、生活用品、醫療器械，一概不得進入蘇區。迫使蘇區只得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自力更生——“布的進口很困難，就提倡種棉、種麻，自己生產土布；沒有食鹽，就用土法熬製硝鹽；沒有藥品，就上山挖藥材製成中草藥丸或自配少量西藥劑；沒有醫療器械，就用竹筒裝藥水、用銅打攝子、用鋸條加竹子做外科鋸；沒有繃帶，就將用過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後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軍閥矛盾策動中立、收買商人走私，但這都是一時權宜之計，而且紅軍的財政經濟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錢財，難以支持一個戰時政權的巨大消耗。
總的來說，江西中央蘇區的迴旋餘地太小，補給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長期作戰之中，作爲被迫面對戰略決戰的一方，蘇區在戰爭資源上遠遠無法和國統區抗衡，無法保證兵員和糧食彈藥供應。如果整體上被圍攻的態勢不變，必定會被困死——即使贏了第五次反圍剿也會有第六次，就算又贏了第六次或許還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謂的“百戰百勝而亡其國”。如果工農紅軍想要打破這種被動態勢，只有一條途經，那就是抓住一切機遇向外發展，撕碎敵人的包圍圈，把戰火燒到敵人的腹地裡去！
紅軍曾經有過這樣的機會，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鍇、李濟深率領十九路軍在福州通電反蔣的“福建事變”。如果當時紅軍能夠跟福建方面緊密合作，派遣紅軍主力向東北突擊到閩浙贛，或許還能撕碎蔣介石的合圍之勢，直搗滬寧杭……但這個寶貴的機會被輕輕放過了，在王明和李德過於保守的錯誤領導之下，紅軍幾乎是眼睜睜地看着十九路軍被瓦解覆滅，然後包圍自己的牢籠又更加堅固了幾分。
不過，江西瑞金的中央蘇區，在此時固然已經是油枯燈盡、垂死掙扎，但從另一個角度上來看，身在南昌行營的蔣介石，又何嘗不是一個押上了棺材本的紅眼賭徒呢？
要知道，國民黨政權就算反-共立場不會動搖，也不見得就一定只能讓蔣介石當最高領袖。
蔣介石之所以能夠上臺，是因爲既得利益集團希望能夠藉助他的武力來鎮壓愈演愈烈的工農運動。可接下來，蔣介石卻在圍剿紅軍的作戰之中一敗再敗，每一次失敗都是在挖他的統治根基，失敗得越慘，蔣家王朝就越是搖搖欲墜——不光是左翼人士會趁機發動反蔣運動；就連右翼人士甚至是親日派漢奸，也不會繼續團結在蔣介石身邊，而是會覺得這個蔣光頭實在是反-共無能，應該換一個更能反-共的傢伙上臺。
因此，蔣介石動員百萬大軍發動的第五次圍剿，也已經是押上了他的幾乎全部軍事和政治資源。
畢竟，當時老蔣也就只有五個省的可靠地盤，統治地位遠遠談不上穩如磐石，他麾下黃埔系的可靠兵力其實也並不算太多。爲了湊出這五十萬作戰兵力，已經是把他的精銳嫡系給快要抽光了。而剩下另一半的雜牌軍閥部隊，在圍剿之中一向是出工不出力，只會坐觀成敗，弄不好還會倒戈一擊——如果第五次圍剿失敗的話，蔣委員長的聲望勢必會更下一層樓，原本支持他的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們也會希望這位庸君早日下臺換人……接下來或許還會有第六次圍剿，但是不是還讓蔣介石繼續當總司令，可就不好說了。
幸好，儘管贏得險之又險，中間還出了“福建事變”這麼大的岔子，押上了全副家當的蔣介石，終究還是賭贏了這一把，成功地把紅軍逼到了絕境……至少在這一年的夏天還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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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江西的戰火如何激烈，在未來的歷史書上有着怎麼樣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於如今身在上海灘的諸位穿越者來說，都只是地圖上的幾個地名而已，構不成什麼實際的影響。
而在這個夏天真正給他們帶來麻煩的，卻是一則在歷史課本上完全沒有記載過的“藏本事件”。
——早在抗戰正式爆發之前，日本方面就多次製造事端，以便爲新的侵華攻略尋找藉口。而發生在1934年6月的“藏本事件”，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6月8日晚，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副領事藏本英明因受同事譏諷，從總領事館出走，藏匿起來想要自殺，但這傢伙在事前沒有留下隻字片紙，被同事們認爲是失蹤了。
於是，日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就武斷地認爲，藏本失蹤是被仇日分子所殺，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強硬交涉，揚言：“應由支那政府負完全責任。如無生還之希望，則日方將撒回僑民發動自衛。”
時任的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也於6月12日在內閣會議上對中-國表示威脅，還陸續調派第三艦隊的驅逐艦“葦”號、巡洋艦“對馬”號等軍艦開赴南京下關江邊，進行武力恐嚇。日方新聞媒介也大事渲染，鼓譟對華使用武力，新一輪戰火彷彿一觸即發——面對雲集在下關江面，已經卸掉了炮衣的日艦。南京全城可說是聲鶴唳，草木皆兵。居住在下關的老百姓更是扶老攜幼，離家逃難。
所有人都很清楚，日本人其實就是企圖以藏本“失蹤”事件爲口實挑起衝突，擴大對華侵略。
焦頭爛額之下，國民政府只好嚴令首都警察廳、憲兵司令部加緊查找，在南京實行戶口總檢查。最後，在6月12日，藏本英明在明孝陵紫霞洞中被南京警方找到。13日，南京各報公開了藏本英明生還的真相——這場差點兒讓中日兩國提前開戰的“藏本事件”，就這樣虎頭蛇尾地不了了之。
雖然南京的“藏本事件”就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但它在上海造成的影響卻還沒有結束——在此後不久的某一天，金奇娜大姐就萬分驚愕地發現，自家位於公共租界的房子，居然被划進日租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