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孤獨走向友誼的大門即將打開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想要表達自己的渴望與日俱增，僅有的幾個簡單手勢已經遠遠不夠用了，而當我無法表明自己的意圖、別人不理解時，我就會氣急敗壞。彷彿有一雙看不見的手正牢牢地抓着我，而我則拼命地想掙脫束縛。我掙扎着，儘管這掙扎徒勞無功，但內心深處強烈的反抗精神讓我不得不去抗爭，我抗爭的方式往往只是哭鬧和摔打東西，直至筋疲力盡。如果母親碰巧在身邊，我就會鑽進她的懷裡，悲傷得已經不記得爲什麼發怒。後來這種情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越發嚴重，隨着我越來越迫切地需要更多的表達和交流，這種狂暴情緒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會發生。
我的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困惑之中。當時，我們家周邊沒有盲人或聾啞人學校，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有人願意跑到圖斯昆比亞這種偏僻的地方來教一個又聾又瞎的孩子。實際上，我的朋友和親人們一度認爲我可能無法接受教育了。狄更斯的《美國札記》給我母親帶來了一線希望。母親曾讀過他寫的一個故事，依稀記得故事裡的勞拉·布里吉曼也是一個又聾又瞎的孩子，卻接受了正規教育。但不幸的是，豪博士（也就是那位探索研究如何教育盲聾人的科學先驅）已經去世很多年了，說不定豪博士的教育方法也已因他的去世而失傳。如果這方法萬幸還在，那像我這樣一個住在阿拉巴馬偏遠小鎮的小姑娘又如何才能接受這種教育呢？
在我六歲大的時候，父親聽說在巴爾的摩有
一個著名的眼科醫生，他曾治癒過許多看似無望的病人。於是，我的父母決定帶我去巴爾的摩，看看是否能治好我的眼睛。
巴爾的摩之旅輕鬆愉悅，令我記憶猶新。在火車上，我同許多人成了朋友。有位女士送給我一盒貝殼，父親在上面鑽出小孔，我把貝殼串在一起，我喜歡這個遊戲，很長時間都沉醉其中、樂此不疲。列車長也是個友善的人，當他在車廂裡四處走動爲乘客檢票打孔的時候，我常跟在他的身後。他還讓我玩他的打孔器，那實在是一種很有趣的玩具。我蜷縮在座位的角落裡自得其樂，在一片片紙板上打洞玩，一連好幾個小時。
我的姑媽用毛巾給我做了一個大布娃娃，這是個滑稽而怪異的玩偶，大概是做得過於倉促，娃娃沒有鼻子、嘴、耳朵和眼睛，臉上什麼都沒有，甚至憑一個小孩子的想象力都無法辨認出那是娃娃的臉。可十分奇怪的是，我並不在乎娃娃頭上的其他器官，唯獨眼睛的缺失深深觸動了我。我固執地向大家指出我的發現，可是好像沒人能爲娃娃添加一雙眼睛。突然，我靈機一動，難題解決了。我翻下座位開始摸索，摸到了姑媽的披肩，上面裝飾着不少大珠子。我揪下兩顆珠子，示意姑媽幫我把它縫到娃娃臉上，姑媽把我的手放在她的眼睛上面詢問我的意思，我使勁地點頭。不一會兒，珠子就被縫到了恰當的位置，我簡直無法抑制住自己的興奮，手舞足蹈起來。可是我很快就對布娃娃沒了興趣，旅途中有太多太多的新奇事讓我的小頭腦和手指忙活，根本沒機會發脾氣。
在巴爾的摩，切斯霍爾姆醫生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但是他也無能爲力。不過他對父親說我可以接受教育，並且建議父親到華盛頓諮詢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博士，博士可以介紹聾啞和盲童學校的師資情況。按照醫生的建議，我們立刻前往華盛頓去見貝爾博士。父親憂心忡忡，感到希望渺茫，而我完全沒有意識到他的痛苦，只是覺得在城市之間往來旅行非常有趣。雖然是個小孩子，可我馬上就感到了貝爾博士的善良和同情心，當時他功成名就，而他依然平易近人，因此深受世人敬仰。他把我抱在他的膝蓋上，我對他的懷錶產生了興趣，他手把手地教我把懷錶打開又扣上，我知道他理解我的手勢，立刻就喜歡上了他。但是我沒有想到，這次會晤打開了一扇引領我從黑暗走向光明，從孤獨走向友誼、關懷、知識和愛的大門。
貝爾博士建議我父親給阿納格諾斯先生寫封信，他是波士頓帕金斯盲人學院的院長，也是豪博士偉大事業的繼承人。貝爾博士的意思是看看阿納格諾斯先生那裡是否有一位能教我的老師。我的父親立即寫了信。幾個星期後，阿納格諾斯先生便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他讓我們放心，說已經爲我們找到了一位老師。這事發生在1886年夏天，可蘇利文老師直到來年3月纔到這裡。
就這樣，我“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神聖的力量觸摸了我的靈魂，它不但給我的靈魂帶來我光明，還讓我“看”到了許多奇蹟。我似乎聽到了來自聖山的聲音：“知識是愛，是光，是希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