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品行之根：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獨特標識，是黨員幹部道德品行的根基血脈。習近平指出，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爲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啓發。培育黨員幹部的道德品行，必須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中國五千年曆史流傳下來，具有影響，可以繼承，並得到不斷創新發展，有益於後代的優秀道德遺產。當前，人們不斷看到“老虎”被打，“蒼蠅”被拍。“老虎”、“蒼蠅”各有各的問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拋棄了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背離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道德出了問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學界對於中華傳統美德的內涵、內容等還存在一些爭議，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我們認爲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仁愛孝悌、謙和好禮。“仁愛”精神講求愛他人、尊重人，注重人與人之間和睦、友好、相愛的關係，“仁者愛人”告訴我們“仁者”標準。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說明仁者愛憎分明，極具正義感。孔子也向我們論述過君子無論是在匆忙時，還是在顛沛流離時都不會輕易丟掉“仁”, “仁”不隨時間和空間的改變而改變。對於當今社會來說，無論是出身貧寒或富有，無論是獨生子女還是多生子女，“仁慈而寬容、大愛無私”的道德價值理念都是我們所應有的。“孝悌”是儒家仁學思想的基礎，“仁者愛人”就是要愛父母、兄長、子女，也要設身處地地爲他人着想，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要把自己所不喜歡的，強加於他人。總之，要有一顆善良待人、寬容愛人、樂善好施的助人之心。“孝悌”源遠流長，無論是古代從遠古帝王舜的“孝感動天”，漢文帝劉恆伺候生病的母親三年，爲母親“親嘗湯藥”，還是孔子弟子曾子與母親“齧指痛心”的心有靈犀，都說明了“孝”對國民性格的深刻影響。因此，要結合新的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孝悌觀念教育，增強孝道意識，並在生活中踐行孝道，形成高尚的道德修養。要積極發揚道德榜樣的作用，樹立優秀典型，以榜樣感染和鼓舞社會成員，引領黨員領導幹部增強孝道觀念，提高道德品質。
中國是世界聞名的禮儀之邦，“禮”是中國文化的突出精神。禮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標誌，“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好禮，有禮，注重禮儀是中國人立身處世的重要美德。禮也是治國安邦的根本，“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同時又是立身之本和區分人格高低的標準。《詩經》言：“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孔子更是說：“不學禮，無以立。”中國倫理文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禮儀文化”。作爲倫理規範，它的內容比較複雜。作爲倫理制度和倫理秩序，謂“禮制”、“禮教”；作爲待人接物的形式，謂“禮節”、“禮儀”；作爲個體修養涵養，謂“禮貌”；用於處理與他人的關係，謂“禮讓”。禮之運作，包含有“謙和”之德。謙者，謙虛也，謙讓也。中國人自古就懂得“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老子曾以江海處下而爲百谷王的事實，告誡人們不要“自矜”、“處伐”、“自是”。謙德亦根源於人的辭讓之心，其集中體現就是在榮譽、利益面前謙讓不爭，以及人際關係中的互相尊重。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故事，如“將相和”、劉備三顧茅廬等都是以謙德爲主題。孔子言：“禮之用，和爲貴。”《中庸》也把“致中和”作爲極高的道德境界。“和”被認爲君子的重要品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由此和睦家族、鄰里，最終協和萬邦。“禮”、“謙”、“和”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第二，誠信知報、精忠報國。誠信就是誠實而守信用，也是忠誠信義的概括。誠信道德要求一個人誠善於心，言行一致，心口如一。誠信作爲道德規範，源遠流長。我國大約從商末至春秋，青銅器上就有“信”的銘刻；《周易》上有“忠信，所以進德”的話語；《詩經》有“無信之人言，人實不信”的詩句；《禮記》“禮運”篇
對大同社會有“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描述；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其中之一即是對交朋友是不是言而有信之省。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無產階級政黨更是視誠信如生命。例如，列寧曾說：“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也勢必引向政治上的滅亡。”“政治上的誠實，是強大有力的結果；政治上的僞善，是軟弱無力的結果。”因此，中國共產黨黨章將“忠誠老實，言行一致”作爲黨員義務予以規定。誠信既是社會的需要，也是社會成員個人幸福的條件。個人誠信是誠信社會的基礎，也是和諧社會的基本條件，每個人都應該既爲社會也爲自己培養誠信的道德品德，做全面發展的人。個人誠信品德的養成，和其他道德品質的培養一樣，必須在社會生活實踐中接受長期艱苦的薰陶、教育和磨練。誠信品德的養成，是一種漫長複雜的道德薰陶、學習和認同過程。在誠信制度保障下，在誠信風尚引導下，通過學習感悟，逐步增長道德知識，懂得真善美和假醜惡，逐漸提高堅持誠信的自律能力，日益增加對於誠信的滿足感和愉悅感，並持之以恆地不斷實踐，且用這些情感來選擇行爲，黨員幹部的誠信品德就會養成並得到鞏固。
知報，即感恩圖報。人是脆弱的，要想較好地生活下去，必須互相幫助，這就是既被幫助也要感謝別人的幫助，幫助別人。黨員幹部，成長爲黨員幹部，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離不開黨和人民的培育教育。黨員幹部理應感謝黨和人民。這種感恩圖報，集中表現爲精忠報國。
精忠報國是熱愛祖國、奉獻國家的高尚品德，是中華民族巨大的凝聚力，也是推動民族發展的巨大精神力量。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生存和發展中，逐步凝結成對祖國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形成精忠報國的浩然正氣和民族氣節。特別是當國家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際，各族人民都起來反對外來的侵略和壓迫，“保家衛國”，不屈不撓，不惜以身殉國，都是精忠報國的生動體現。我國曆史上的愛國詩人屈原、陸游，不辱使節的蘇武，前赴後繼御外族入侵的楊家將，精忠報國的岳飛、文天祥，還有鴉片戰爭時期的林則徐、關天培，中日甲午戰爭中的鄧世昌等，無不是熱愛祖國、精忠報國的傑出代表。新時期的黨員幹部，更應該繼承中華民族精忠報國的傳統美德，牢固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意識，無私地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社會主義祖國。
第三，克己奉公、修己慎獨。這是中華民族倡導的美德和修身養性的方法。黨員幹部是人民的公僕，克己奉公、修己慎獨是黨員幹部應有的品德和修養。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家天下”文化，家族是這種文化的基本元素，而家族利益又是和整個“天下”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家，沒有家哪有我”，可以說從精英文化到大衆文化在這一點上都達成了共識。這種文化必然要求克己奉公，把天下利益、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韓非說：“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之謂公，公私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毛澤東號召“大公無私”，鄧小平認爲不能作爲普遍性號召，但是應該也可以做到大公小私、先公後私。現在我們生活在和平歲月，但因爲特殊情況需要克己奉公的事情仍然很多：在自然災害來臨的時候，在搶救別人生命的時刻，在制止歹徒作惡的搏鬥中，在完成一些急難險任務的過程中，都需要有克己奉公的精神。即使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這種精神也是十分必要的，它主要體現在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在平時的工作中克己奉公，在平凡的歲月裡持之以恆、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之中。弘揚克己奉公精神，特別要求黨員領導幹部在改革、發展和穩定中起榜樣和表率作用。當前正處社會轉型時期，大衆的物質和精神追求存在差異性。這就要求黨員加強個人修養，使黨員羣體成爲公衆認知的道德標準模範，通過黨員的個體行爲，把正確、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滲透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人們的精神和靈魂；通過黨員的個體行爲，體現黨的宗旨，實踐羣衆的願望，使黨組織成爲向社會負責、向人民羣衆負責的核心。
修己慎獨是我國古代儒家創造出來的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是一種趨近完美的道德修養境界。幾千年來，這種修身的方法，對我國人民修身養性、人格鑄造、提高道德水平起到了積極作用。明代曹鼎在山東任泰和典吏時，曾押解一名絕色女賊，因來不及趕回縣衙，共宿荒山野廟。入夜後，那女賊頻頻色誘曹鼎。曹情急之下，用紙寫下“曹鼎不可”四字貼在牆上，不爲所動。在我們黨歷史上，涌現出了許多能夠修己慎獨自律的好乾部，像畢生嚴於律己、始終克己奉公的周恩來；於艱難竭蹶之中，經手巨量公款，個人分毫不沾的方誌敏；厚德待人，把寬敞房子和高級轎車讓給其他領導的項南；不拿公家一草一木，堅持不給女兒轉正的谷文昌。還有黨的好乾部牛玉儒，曾向機關各部門宣佈：有事找他，不論公事私事一律辦公室談，家門免進。在他的追悼會上，很多幹部和企業家才第一次見到他的妻子。這樣的領導幹部之所以能夠做到一塵不染、兩袖清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都能夠始終堅守修己慎獨的道德準則。當前，面對各種誘惑，黨員幹部應該把修己慎獨作爲一種美德、一種方法，加強道德修養，自覺保持清正廉潔的高尚美德。
第四，見利思義、勤儉節約。這是中國傳統道德中處理羣己關係的一條基本準則，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傳統美德，是新形勢下黨員幹部應當具有的重要道德品行。
見利思義一詞最早見於《論語·憲問》:“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意思是見到財物能想到義的要求，遇到危難勇於獻出生命，長久處於困頓還不忘平日的誓言，這樣也可以成爲完美的人。見利思義並不是一味地反對“利”，而是指見到利益，應該想一想符不符合道義，該取的可以取，不該取的不應據爲己有，即先義後利，亦即孔子說的“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與見利思義截然相反的是“見利忘義”。《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一語道出了見利忘義和保利棄義也是常見的社會現象。許多仁人志士，在利益誘惑，甚至生死麪前，堅持以義爲重，勇於舍個人之小利，求人生之大義，有的乃至捨生取義，留下許多佳話。東漢時期，有個叫王密的賢人曾受到過東萊太守楊震的舉薦，后王爲報答知遇之恩，懷揣十金要送給楊震，並說夜深人靜，無人知曉。楊震卻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楊震拒金之事一直被傳爲美談。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也是處理義與利之間關係的楷模。周恩來總理曾爲家人定下“十不準”的規矩，要求時時處處公私分明，不能佔公家和他人一點兒便宜。陳雲曾擔任過兩屆中紀委第一書記，在此期間，對黨的廉政建設作了深入思考和系統闡述，他有一句名言就是“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有一次他在外地結束調研，所乘的返京列車快要開動時，秘書報告當地幹部爲表達敬意硬是要放兩隻老母雞和一點兒蔬菜到車上，建議不如按照市場價格買下來，以免退回去讓基層幹部爲難。陳雲聽後果斷地說：“不能開這個先例，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以後就阻止不住了。還是請他們把東西帶回去。”可見，即使對人際交往中的小節，老一輩革命家也絕不大意。
勤儉節約歷來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我們黨從革命年代“紅米飯南瓜湯”的樂觀無畏，到建設時期“勤儉是個傳家寶，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燒”的生動號召，崇尚艱苦奮鬥、厲行勤儉節約的好作風極大地凝聚了黨心民心，成爲我們黨始終保持同人民羣衆血肉聯繫的重要紐帶。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儉節則昌，淫佚則亡”,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這些名言都說明這個道理。“勤以修身，儉以養德”, “世路無如貪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資源有限，我們的社會越是進步，越應該堅持勤儉節約；越是繁榮富強，越要保持艱苦樸素的本質。領導幹部應具有勤儉節約的美德，珍惜民力，節約每一分錢、每一滴水、每一度電，艱苦樸素，艱苦奮鬥，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持續發展、健康發展。
（本章完）